我怀念“伪君子年代”
——纪念毛泽东诞辰124周年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最近几年来，我时常想起毛主席去世之前的70年代中期。在今天主流记忆的叙事中，那是一个令人压抑的年代，一个濒临崩溃的年代。
然而在我的记忆里，70年代中期却并非一个濒临崩溃、令人压抑的年代，而是一个闪闪红星的年代。记忆深处中有关那个年代的感觉，就像夏日的晚霞那般灿烂，就像冬夜的寒星那样清新。
鲁迅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一个历史，在不同人眼里，差别甚大。
比如正在热播的《芳华》。回望火红的年代，今天的人们都看见了什么呢?经济学家看见了个人利益被压抑，社会学家看见了物质欲望被禁锢，政治学家看见了专制和愚民，才子佳人看见了政治迫害，流言家看见了宫廷斗争，冯小刚严歌苓看见了《芳华》……
而我，看见了《闪闪的红星》。
记忆的反差如此之大，我禁不住会有一问：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们，他们究竟看见了什么呢? 难道看见的都是各色精英在当代忆苦思甜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么?
我在网上看见一组数据：据抽样调查显示，今天有近70%的孩子承认没有观看过有关爱国主义教育的电影和电视;有90%的孩子不知道“张思德”、“罗盛教”等人的事迹;有81%的孩子说身边的同学有破坏公物的现象;有近半数的孩子经常讲脏话;有10%的孩子说不会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有九成以上的孩子不明白父母挣钱养家糊口的艰辛;有10%的孩子从来不做家务;20%左右的孩子路遇老师不会主动打招呼……
这就是当代忆苦思甜的结果，比这雷人的，其实远不止这些。
我敢打赌，他们中的许多人，将来会有相当部分被打造成范跑跑。我们面临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今天的下一代有多少能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
自打“胡汉三又回来了”之后，“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做在自行车上笑”的各类范跑跑就成了主流和名流，或主流和名流的跟班小厮。从此，《闪闪的红星》黯然退场，满眼都是《大红灯笼高高挂》。
如果生存的起点是“比坏逻辑”(你坏，我比你更坏)，那么生存的终点也就必然是“烂得一塌糊涂”。难怪有人说：“与人比烂，其乐无穷”。
据说，今天的80后、90后、00后的智商，比起那个年代的同龄人要高出了许多许多。然而很遗憾，那个年代的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今天的小鲜肉们已经难以望其项背。这是一种年代的差别，更是境界的差别。
我历来认为，人与人的差别，不在智商，而在境界。比如，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其实并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在于境界的不同。
公知们教导我们：“那是一个伪君子年代，有啥值得怀念!”于是，个人利益高于天的经济人放声高歌：“宁愿做一个真小人，也绝不做一个伪君子!”这就是“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由来。
想起了韩少功的《伪小人》：正人君子成了一个令人厌弃的符号，人们乐于甚至必须伪装成小人。
难道，拒绝了“高大全”，我们就必须彻底堕落，直至“伊于胡底”吗?从此以后，“我是小人我怕谁!”
我当然不喜欢伪君子。但是，若让我在真小人年代与伪君子年代之间做一个选择，那么对不起，我宁愿生活在一个伪君子年代。理由是：伪君子起码知道，公然下作是可耻的，是不能见光的。于是，小人也只能假装君子才能在社会上混。这就像《地道战》中的鬼子，即使做恶，也只能“偷偷地进村，打枪滴不要”。
在一个真小人年代，北岛的有诗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在一个伪君子年代，北岛的诗可以这样改写：“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
真君子年代或难以企及，所以，“高大上”的人物(那个年代称之为“高大全”)难免有拔高之嫌。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追求么?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在一个人人争当“高大全”的年代，即使有伪君子鱼目混珠于其中，也比人人争着去做小人的年代要好。至少，与君子必须装成小人的“伪小人境界”相比，伪君子的境界还是要高出那么一丢丢的。
真小人年代当然会有个把君子，伪君子年代也有不少隐蔽的小人。然而，一个连小人、恶人、坏人都必须伪装成君子才能生存下去的社会，难道会比一个以下作为本事的社会更烂吗?
所以，在一个以下作为荣的真小人年代，在一个君子必须装成小人才能生存的伪小人年代，我怀念“伪君子年代”。
(201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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