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大约是在苏联解体前后在中国开始入侵的。或许在那之前，新自由主义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但是，更强势的进入就是在1990年前后。虽然在入侵中国之前，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传播了。大约是在1973年能源危机爆发后，导致西方出现二战后首次较大规模的衰退与萧条。其实，能源危机只是个导火索，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所引发的生产过剩。然而，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这次衰退与萧条归结为在1929年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所采取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即用政府来干预经济浩动的政策。虽然在二战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一种较高的速度，所以类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还没有多大的市场。但在能源危机之后的这次衰退与萧条，让新自由主义理论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对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是有害的。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发挥过作用，但这种作用不可能维系更长久的时间。市场是有着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的。有了宽松的市场，能解决很多问题，并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干预。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干预过多，对自由的市场经济反而有害。
其实，理论是理论。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政府大多数并没有立刻实施所谓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政策。当然，在里根政府时期，还有撒切尔政府时期，美国与英国分别在把一些国有经济改变为私有化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把英国铁路私有化。然而，其结果就是，私有化后的英国铁路只是为了赚钱，对应该维护的设备没有及时维修，导致了严重的事故。在那次事故中，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刘海若身受重伤，而与之同行的另外两位台湾女记者则香销玉陨。另外，美英政府并没有如新自由主义理论所鼓吹的那样，实行所谓全面自由主义的政策。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没有那么放心。但这并不排除他们打算用新自由主义来对付原来的社会主义诸国。
在苏联解体前后，苏联与东欧诸国都准备进行在经济领域方面的改革。而在改革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出谋划策。而他们所出的主意都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潮。然而这些主意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什么有用的东西，最终都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做了嫁衣裳。由于被新自由主义鼓吹的什么“小政府、大市场”所忽悠，这些国家的经济不仅增长速度缓慢，而且贫富差距迅速拉大。
在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用新自由主义思潮推行所谓“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让发展中国家为国际垄断资本敞开所有的大门。除了商品市场以外，资本市场更是国际垄断资本所看中的一块肥肉。当然，在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中，市场的普遍开放并不都只有对发展中国家有害的一面。然而，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他们在主观上可没有这样的好心眼。他们的眼里就只有贪婪、贪婪、再贪婪。
现在看起来，这种新自由主义对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渗透，与所谓普世价值对发达国家以外的国家与地区的渗透，似乎有着某种联系。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效力的，新自由主义要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打开世界上的所有大门，要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获取超额利润打掉所有障碍。
与此同时，所谓普世价值同样是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效力的。这种普世价值被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用来改变发达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生态，使之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生态更为贴近。这样，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意识形态方面就会追随着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在政治方面与观念方面不会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发生任何抵触。这就更加有利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对这些国家与地区人民的压榨与盘剥。
这种阴险的两手，对中国也没少用。最开始是新自由主义，也是在鼓吹什么“小政府、大市场”，反对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鼓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在这个方面，他们真的是不遗余力，甚至全力以赴。追随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新自由主义的某些中国学者，把新自由主义奉为最美丽的鲜花，恨不得天天顶在自己的头上。进入新世纪之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出现的衰落的拐点。但是国内的那些追随者们依然不甘心，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没有过多久，所谓普世价值又热闹起来了。不过，说老实话，这个普世价值还真远不如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好歹还有着一套唬人的理论，而所谓普世价值就只知道空喊，说它们一出来就看上去像是强弩之末也不为过。直到今天，仍然有个别人死抱着这种所谓普世价值不放，以为这还是他们的救命稻草。殊不知，这早已沦为中国人民的笑柄。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可以说基本粉碎了新自由主义鼓吹的迷梦。当然，他们仍然是不死心的。可是不死心又能如何，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不景气，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措施来应对和解决。这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吃什么药也没用了。弄点子止痛剂、麻醉剂凑合活着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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