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期的“《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里，我们通过雷峰塔的倒塌过程，给大家阐述了“量变”、“质变”的道理。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说：“一切变化都是质和量的两种变化。在一个时候，我们看见质的方面没有什么变化，然而量却在那里变化着……”因此，雷峰塔的倒塌是必然的。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讨论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能因为雷峰塔也好、封建统治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总之一切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邪恶势力总有一天要完蛋，因此就乐观其成，而不去做任何努力、不去做斗争。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说：“旧社会必然要没落，新社会必然要产生，这是社会科学证明了的。然而新社会虽然有可能性，但不是坐着等待就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去进行必要的努力和斗争，会怎么样呢?
艾思奇说：“我们不积极地起来努力，旧社会的保守的可能性不是就要加强、而新社会产生的可能性不是要减弱了么?”
这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是啊，我们有时候会忘记毛主席这一教诲，因为我们经常看到这样、那样的社会丑恶现象被揭发出来，经常看到众多贪官纷纷落马，经常看到人民群众不断觉悟起来。因此，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嘱咐我们：“我们切不要因为兔子多而容易捉，就想打‘守株待兔’的主意啊！”
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指出，在我们做事对人的时候，大体上有两种人的态度我们是要反对的。第一种人是一味地迁就环境，和环境妥协。他们胆小得很，眼光也近视得很，你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不看得远一点?为什么不拿出勇气来奋斗一下呢?”他们的答复是：“客观环境太恶劣了，没有办法!”他们如果懂得理论，也许还会有这样一大套解释，说：“人是受环境决定的，环境要怎样，我们就只好怎样，这是唯物论的真理呀。我们不是观念论者，所以只好服从环境。”艾思奇把这种人的哲学叫做客观主义，或者机械唯物论。
艾思奇继续指出，第二种人又是恰恰相反，这种人看起来是很勇敢的，他们对人做事，完全不肯顾到环境。他们沉醉在自己的理想里，而以为周围的一切都是庸俗不堪的俗物。别人如果警戒他们说：“不要太空想了，应该要斟酌你的环境条件去做事呀!”他们马上要反驳说：“这是妥协!这是屈服!我们要服从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理论，而不能对环境屈服，……”
艾思奇说，上述第一种人，就是我们平时所谓“老于世故”的人，他们平时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其实，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这种人是很多、很多的。这种人一般居于中上层小资产阶级。这种人，往往对现实社会也有牢骚，但是不愿意挺身而出，只希望一些社会丑恶现象、不公平现象尽早自动消失。如果需要对这些丑恶、不公现象进行斗争，他们宁愿别人去斗，自己则躲在一边观望。如果斗争有成果，他们也分享一份;如果斗争有付出，他们则退避三舍。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总希望封建王朝帝祚永延。在儒家看来，要治理好一个国家，要建构一个“美好社会”，必须让天下百姓都“富裕起来”，做到“藏富于民”。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则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
所谓“制民之产”，按今天的话讲就是要让天下百姓都拥有自己的产业，包括衣食住行，上孝父母、下养妻儿，以及抵抗风险的经济能力。这是人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是政zhi清明、社会和xie的底线要求。只有天下每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人心才会稳腚，社会和xie秩序的建构才有可能。故孟子进而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见，在儒家看来，“民产”是“恒心”的基础，“制民之产”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建构“美好奴隶社会”所必备的条件。
儒家认为，贫富xuan殊是导致社会不和xie的重要因素，是社会乱源之所在。因此，儒家主张“调均之”以求“上下相安”(指的就是要协调好贫富关系，把贫富cha距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可见，构建中上层小资，是封建统治者围吻的条件。
孔儒的方案，描绘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观愿望，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最高治国境界。然而，历代统治者谁也没有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历史总是跟他们过不去，历代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总是不断地起来斗争。正因为如此，才有一代代封建王朝的不断交替，才有历史“一治一乱”的起伏更迭。
老革命家李尔重同志曾经说：“孔子学说不但保护了封建社会，也维护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有一种理论，即要把资本主义社会建成“梭子形状”，即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中间大”，就是说中产阶级的人数要多。
资产阶级认为，梭子底层的人数少一点，不至于群起反抗，而中间状态的人数多一点，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社会就稳腚了。一旦稳腚，梭子顶部的极少数最富有者和最有权者，就可以安享清福了。资产阶级认为，中间状态的阶层，他们会奉行一种客观主义的人生哲学，逆来顺受、不去斗争。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不就千秋万载了吗?
现在，中国的“精英”们也大肆鼓吹所谓“小康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孔孟之道和资本主义的“梭形社会”理论如出一辙，都是希望老百姓奉行客观主义哲学，以便维护现存秩序的稳腚。
老革命家韩西雅同志曾撰文指出：“孔老夫子们是有阶级预感的，儒家为了减少、减轻阶级斗争对社会造成的损失、伤害，就想出‘礼义’之说来，是要人们在阶级剥削、争夺中讲点‘礼义’，所以‘小康’、‘礼义为纪’就是想办法让老百姓不要造反。”
韩西雅同志还指出：“‘小康’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政zhi经济学中没有，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没有，完全是一个儒学中的概念。邓XP信手把它捡来，‘邓、三、科’就沿用。”
对于奉行客观主义哲学的人，必须让事实逼迫他们，才能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人生态度。近年来，物价的攀升、房价的高企，子女就学、择校的竞争，使当今中国的“中产阶层”不再自我感觉良好，“中产状况恶化”、“中产忧虑”等字眼不断成为网上评论的高频词语。
发生在2016年的“于欢案”中，于欢的母亲苏银霞是一个开小型钢铁厂的小资本家，由于欠了高利贷，被黑社会追债，并遭受侮辱。于欢为了保护母亲奋起拿刀对准侮辱他母亲的黑社会人员，并致其重伤、数小时后死亡。
2019年年初发生的成都市某贵族学校学生食品发霉案，也将身处“中产”的众多学生家长推向风口浪尖。实际上，贵族学校学生食品发生问题，近年来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案件发生。所有这些都表明，“中产阶层”不会因自身的某种社会优越性而游离于普通百姓之上，不可能灵活规避而将司法不公、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危险全都甩给底层群众。
至于上述第二种人的哲学，艾思奇称之为主观主义。第二种人有理想、有斗争精神，但是缺乏冷静的头脑、缺乏正确的斗争方法。这种人，如果真的以“左pai”自诩，就应该认真学习一下中国革命史，要知道中国革命从盲目走向成熟，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否则中国革命将一败涂地，光明的新中国也不可能诞生。
1941年，毛主席在《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三次“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戏称他们为“老爷”。
毛主席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老爷们既然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又妄欲改造这个世界，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老爷们对于中国革命这个必然性既然是瞎子，却妄欲充当人们的向导，真是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了。”
其实，上述两种人的思想倾向，都具有一定的小资产阶级特性。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指出：“以上两种态度，都是我们所要反对的。……我们不能像绵羊一样的一味只是对环境屈服，我们要奋斗，要做一些能够推进社会的事业，但我们又不可仅只知道理想而不顾事实，应该研究环境中的种种条件，好好地利用这些条件去奋斗，以求达到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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