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童年唱过的歌也那么晴朗，没有一丝皱纹。还记得上学后，我读的最初的课文，看图识字学的是：五星红旗、天安门、毛主席、工人、农民……在老师的讲解中，我知道了祖国、人民领袖，还知道了劳动是光荣的。
接着认识了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拖拉机……我生在一个小镇，课本里能飞能跑的这些“机器”我都没见过，但“它们”让我懂得了要爱科学，而且心中有了远方。
这课本简单吗?多年后回想，我们齐声朗读，稚嫩的声音冲出教室，那童声中已有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我的小学有一个篮球场，篮板上有个铁圈，直到小学毕业，我也不知道那铁圈下是应该有个网的。我的小学是不是很差?但多年后我知道，我已经在我的小学里接受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这最好的标志是，我进了小学，老师就教导我们要爱祖国、爱人民，不要损人利己，要助人为乐，要有远大理想，长大了用自己的双手去改变祖国的贫穷面貌……我们开始学雷锋，懂得即使是在打赤脚、穿补丁衣的日子里，也可以通过帮助他人得到快乐。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的灵魂里得到了一种东西，懂得了，人生在世，应该不只是为了自己而活着。
这就是新中国给予我的最重要的东西，它可以使我渺小的人生不那么狭隘，可以使渺小的生命体会到人间的高山流水、海阔天空。这不是头脑里装进了多少知识，这是灵魂沐浴着阳光。
那个年代，有线广播把数不清的穷乡僻壤连成了紧密的中华大家庭。“要知天下事，天天听广播。”我童年的小镇，广播也走进了千家万户。那时，全国的学校、机关、工厂每天上午10点钟都集中做广播体操。我们全校师生也都到大操场上，大喇叭里响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领操声，全国亿万人在天南地北在同一时间，挥动双手整齐划一地做播音体操……想象一下，那是怎样的齐心合力行动一致的祖国。
我的阅读兴趣是在小学里培养起来的。三年级时，老师在班上开“故事会”，让每个同学都要讲故事，还要评比。这促使我们要去看课外书。我在那时喜欢上了看课外书(起初是小人书)。课外阅读多么有效地延伸了我了解历史、认识世界的眼睛。我读完初一遇到了“上山下乡”。我庆幸自己去插队之前已经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杨家将》，还读了《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毛泽东选集》(部分篇章)，还读了《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古丽雅的道路》《我的童年》《在人间》，等等。
我在乡村夜晚的茅屋里静静地回想，如果我没读过那些作品，我踩着乡村的泥泞，置身绵绵阴雨，那就是在泥泞和阴雨里……但是现在，作品中那遥远的青年男女的人生，或者爱情故事，那么奇妙地让我对乡村的茅屋、树林、金黄的落叶以及河边的草地与波光粼粼的湖面，都有了亲切的感觉。当然不是没有困难，但心中似乎有一种克服困难的“东西”。
渐渐地我知道了，重要的不是我记住了多少故事，而是我所接受的教育(包括我读过的那个时代倡导的书籍)，让我懂得了祖国、人类、正义、善良、毅力、顽强，还有什么是真正的青春、爱情……所有这些，都比知识更重要!
我至今认为，人生至少在15岁的时候，生命中该生长出属于品质的东西，譬如情怀、良知、志向和信仰，这非常重要!我之所以庆幸自己生在新中国，是因为几十年后我越来越看到，我在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会在此后的岁月中日益显出弥足珍贵。
二
我还该特别写下，正是新中国的教育，使我去插队时对农民不那么陌生，并且在农民给予我的许多帮助中，真正体会到人世间有些恩情无法报答，只能铭记。
记得我18岁那年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说着我自己不知道的胡话。我插队的村子只有14户人家，全村只有我一个知青。夏季的大水冲毁了小村连接大队部的桥梁，我们村成了孤岛。村里的妇女们轮流看护我，把老人们认为能退烧的草药熬成汤一口一口地喂给我……1976年冬，我告别生产队的乡亲，就要离开插队8年的闽北山村了，乡亲们把我送到村口，队长说：“你还会来看我们吗?”这句话有无限内容，令我震撼!那以后，我一次又一次重返插队的村庄，看到衰老的笑容是怎样把我视如归乡的儿子，牵衣执手争着拉我回家，我的泪水就像种子那样掉在我种过的土地。
多年后，我曾应邀给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讲课，整节课我只讲了两个字：农民。我说，科学主理，文学主情，在我全部的作品中，最深厚的感情，是农民哺育的。我曾写下：“作为土地，我情愿被谁耕种;作为庄稼，我情愿被谁收割。”
并非只是感情。我是在离开乡村后才知道，泥泞的日子，不只是乡村才有。在都市遭遇的泥泞，比乡村更复杂更深不见底。这时刻，田间村姑的一句话就在我耳边响起：“别怕，把裤腿挽高一点。”可以说，我是在离开农村后，才更加理解了农民。
又过了很多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很复杂的变化，我庆幸自己没有丢弃从少年时代就认取的人生意义。它使我一生都没有羡慕富人的苦恼，没有在任何权力面前感到自卑，也懂得识别专家名流从而知尊敬或者不为所惑，能体会到高尚所给予我的感动，能与最普通的人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而容易有真朋友。这些都和我自己的生命存在、生活感受休戚相关，这不是无关紧要的事，这至今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些就是我全部作品的基础，是我的立场，说白了就是我得以立足的土地，是我情感的归宿、心灵的故乡。
三
2000年，我写的《智慧风暴》出版。全书开篇写道：“市场陈列着希望，也埋伏着陷阱。你听到钱币在生长着钱币，那是一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计算机正在许多领域取代齿轮，互联网正使人类获得空前的资源共享……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是的，我是用一部报告文学向全国报告，一个计算机取代齿轮的时代正在风暴般地改变世界。此时我国不仅有规模很大的亟待改造的传统工业，还有规模巨大的18世纪的手工农业，属于智能型的高技术产业只有很小的规模，我们的困难是严峻的。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它，才能把重大转型变成重大机遇。
我在前言中写下：“人类历史上经历这种重大变迁的时期并不多。我没有机会在2000多年前去采写那场生生灭灭、威武壮烈的社会变迁，我也不能在200多年前去记述蒸汽机出现前后的欧洲巨变，但今天，我就站在中关村的土地上目睹了这场与世界前途密切联系的历史性变迁。我如果没有认识到也就罢了，认识到安敢不言?”
这部作品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有朋友赞扬说《智慧风暴》怎么写得这么开阔。我自己知道，我少年时所受的教育教导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一直没有忘记，它深深地融入了我成长的年轮，哺育着我灵魂的四季。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在2004年写出《中国新教育风暴》。
我写出：每当生产力发生革命性进步，引起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教育就会发生重大转型。我由此强烈呼吁中国务必创建信息时代的新教育，指出这将是中国1300万教师率领着3亿学生从工业时代的教育向信息时代的新教育浩浩荡荡的伟大迁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部报告文学尚未出版时就拿着清样开始全书连播，中央电视台随后拍摄出30集电视报告文学片。这部书再次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获鲁迅文学奖。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高度重视建立文化自信，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我认真学习体会，从内心里认识到建立文化自信确实至关重要。
2013年我写出《人民观》。这本书上起《尚书》，下至当代，在4000年殷殷相继的文化传承中将中国历史文明和现实政治融为一体。2016年，我在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长征》中担任电视总撰稿。这些创作都使我自己深受教育，体会到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我们民族极其宝贵的财富。
在拍摄《长征》期间，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看到，贵州省的塘约村在遭遇一场大洪水后，党支部在组织村民救灾中组建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重走发展集体经济、共同致富的道路。我的心突然就留在了这个村。我再一次遇到了“不敢不写”，我写了《塘约道路》。
我没想到书出版后影响不小。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俞正声读后赞扬塘约是“新时期的大寨”，贵州省委号召全省农村学“塘约经验”，全国各地还有不少领导同志向党员、干部推荐《塘约道路》。中央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塘约的可贵实践。全国数十万县乡村干部阅读，读者中最多的是村党支部书记。那时我一次次想起了我插队村庄的老支书，想起村里许多帮助过我的农民朋友，我知道《塘约道路》里有他们的汗水，他们的温度。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这是我应该永远记取的。
后来我写出《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这部书是中宣部2018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19年入选“新中国70年百种译介中国好书”。本书已改编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中国天眼》，列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剧目，我是总编剧。在创作中我最难忘的情节是，南仁东大学毕业后到工厂与工人相结合10年，日后在贵州大山选址与农民共跋涉又10多年……我看到了这是个满身都是工农气息的中国式科学家。在南仁东的奋斗历程中，最可贵的就是在祖国最需要的岁月，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找回来，才得以建成中国自主研发的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射电望远镜，挺进到世界天文科学领域的前沿。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中国天眼》的片尾用了这支歌。我非常喜爱这支歌。回想我自己走过的路，步步都离不开祖国的养育。歌声里的袅袅炊烟和村落，总能让我想起，我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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