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废青的特征如下：穷；想起第二日上学就想要去死；大多数想要去韩国旅行；手机不离身；淘宝多过逛街；喜欢看台湾言情剧；成天没有精神；房间是非常混乱；每天都要嗨到凌晨三点才睡觉。
咦？好像我也是这样。
很显然，这样的年轻人不是香港一家有，我们没必要一口一个“香港废青”来突显自己的优越感，妄图和香港青年有什么差别。要知道，我们身边符合废青特征的年轻人甚至可能超过香港人口总数。
话说回来，这些“废青”们到底从哪里来？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教育。
在香港回归之前，香港的公民教育呈现为“无民族”、“无政治”和“疏离的子民”教育特征;香港回归后，香港学校教育中的“去殖民化”进程十分缓慢。尽管香港回归二十余年了，但公民教育仍然保持“殖民教育”的种种特征。
久而久之，香港年轻人心目中没有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香港市民只关心安身立命和创造经济成就，在意识形态上十分冷漠。
那就说的通了，对香港大多数平民阶层而言，香港人更关注的“安身立命”变得越来越困难。高房价、高物价、人居居住面积不足15平米，四大寡头几乎控制了香港的主要经济部门，连香港前财长梁锦松都说：“香港年轻人是绝望的”。一个绝望的人能指望他有多积极向上吗?
当然，资本主义香港有的，社会主义深圳不是也有那么多吗?“三和大神”就一抓一大把。
三和大神们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可是，“出来打工一年又一年，最后还是那个老样子，钱也没挣到，还没有脸面回家”，怎么办?更别说在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里，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医疗、教育、住房、司法、养老，人生的方方面面都不那么如意。
他们无奈、
失望、
一筹莫展、
无法改变。
这一切让他们的心态彻底崩了，一如在深夜街道上大哭的你。最终，有些人对工作产生了逃避心理，最后索性不工作了，他们发现待在三和人才市场周围混日子“似乎也不错”。
有人可怜三和大神，有人瞧不起三和大神，也有人惊觉自己负重前行的生活不比三和大神强多少。是啊，三和大神的“丧”和白领的“丧”又有什么不同?白领的“丧”和香港青年的“废”又有什么不同?
别问你为什么不去努力？问就说努力没有用。
香港十年前的节目《穷富翁大作战》里，导演邀请四位来自上层家庭的精英，他们中有商业大佬、富家二代、选美模特、金牌律师，他们要完成的挑战是抛弃原来的光鲜生活，去体验清洁工、单身母亲、流浪汉、小摊贩这些穷人的生活。
结果，不管这些人如何有能力，不管这些人如何肯努力，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摆脱贫穷，哪怕有的人在开始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强者自己说出：在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弱者越弱，越来越惨。再说的直白点，穷人永远都是穷人。
我们不愿意相信的恰恰就是现实中血淋淋的存在。
美国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的《我在底层的生活》的书中也曾描写自己亲历底层的生活经历，她当过餐厅女侍应，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还有看护人员，以及超市的卖货员。
她发现：
因为没钱，穷人不得不选择住在偏远地方；
因为住的偏远，就不得不在路上花费大量时间；
因为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就没有时间用于提升自己以及找到更好的工作机会；
为了对付生活开销和房租，就不得不去打好几份工；
到最后，由于大部分时间花在做各种劳苦的工作，渐渐成为一个麻木的工作机器，无力做任何其它的事情，直到情绪爆发、失控，然后离开；
然后换一个地方，重新进入下一个循环。
说到底，“废青”和“三和大神”和很“丧”的你，都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必然产物，只是出现的时间和地点有所不同而已。
真的想要解决这个老大难题的话，不如认真想想怎么把全中国的底层人民生活水平提上来。把眼光从那些富豪、老板、投资人身上移到底层的工人、农民、服务员身上，做一些改善民生的实际行动。这样的行动比所有光鲜亮丽的冠名都要管用，因为只有这样的行动才能让大多数人民满意。只有人民满意了，管它哪个城市，都不会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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