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网络上一直有人在嚷嚷，要中央出兵止暴制乱。有时候看新闻看得来气，我也有过这样的情绪。
可是，早在1920年，列宁同志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很有预见性地批评教育过我们了：“制定策略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根据一个集团或政党的愿望和决心，而必须对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现在在香港街头的，究竟是些什么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呢?
比如，逃窜到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大陆历次运动遭受镇压逃港之人，这些人及其后代是不是对大陆怀恨在心?像“祸港四人帮”中的黎智英，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逃港”中的一员。我读大学时，有个同学的爷爷是国民党的军官，在解放战争中被击毙了。他们一大家子人虽然后来也都定居在大陆，但对党和政府是有成见的，天然存在某种抵触对立情绪。
再比如，越南的那些逃港难民，大多数都是来自吴庭艳的“越南共和国”的人，他们九死一生来到香港，无非就是恐惧“北越”红色政权。这些难民及其后裔，对红色中国会有好感?据说黄之锋就是越南裔难民的后代......
还比如，那些土生土长的本港青年，他们对现实不满、有怨恨，也会走上街头。列宁说，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和无政府主义有相通之处。看看现在这些香港暴徒，不就是一群无政府主义的“乌合之众”吗?
如上种种，这些香港的特定阶级或者说阶层，都会借题发挥、借机兴风作浪的。所以，我们该怎么办?
还是回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来寻找答案吧!列宁同志早就已经教导过我们了：
——分化敌人，分而治之：“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必须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矛盾，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找到适当的妥协形式，以争取大量的同盟者”;
——打入内部，争取群众：“应当善于考察和影响群众情绪，善于把群众争取过来，应该到一切有群众的地方去工作，为此甚至应当参加为反动分子所掌握的工会和资产阶级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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