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罗曼·罗兰在创作名著《约翰·克里斯朵夫》时，由于书中非常辛辣的嘲讽了法国文艺界的虚伪，结果受到了法国文艺界的口诛笔伐。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第四卷的序中，吃不住压力的罗曼·罗兰选择了“求饶”，他恳求那些批评他的人“且待我们到了终点，再谈你们判断我们努力的价值”，可那些人并没有因此而放过他，以至于在第五卷的序中，罗曼·罗兰特意安排了一段《作者和克里斯朵夫的对话》并借此表达了自己斗争到底的决心。罗曼·罗兰的遭遇说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你的对手不可能因为你的求饶而放过你，除非你想放弃，否则只能迎难而上。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几个月前，当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恳求公知能否稍安勿躁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抗疫本身上，“追责”也好，“反思”也罢，能否等到疫情结束或基本结束后再谈，可没有公知肯听一句劝。相反，疫情期间，公知设置了一个又一个负面议题，想方设法干扰抗疫节奏，特别是某些制造和传播雷神山选址错误等谣言的人，在我看来，他们不是有过，而是有罪。
既然公知油盐不进，自然而然地，有人造谣传谣，除非任由谣言满天飞，否则就一定会有人辟谣。我们不能将谣言的责任都推到公知头上，但是，公知的推波助澜肯定变相加速了谣言的扩散和加大了谣言的影响，而当辟谣的人指出什么时间什么人造(传)了什么谣言的时候，得罪公知几乎就不可避免了。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镜子的两面，公知向来喜欢“批评”，遗憾的是，公知却拒绝自我批评，更不容忍他人的反批评。比方说，几个月来，公知翻过来覆过去的说“追责”，可公知什么时候反思过自己犯过什么错呢，别说反思了，哪怕别人只是委婉的批评几句，恐怕都会被公知扣上各种恶心的大帽子。
当然，公知所说的话并非每句都是废话，以“追责”为例，我向来是赞成追责的，但是，凡事有缓急轻重，没人说追责、反思这些事不重要，可是，在疫情期间，难道还能有比控制疫情守护健康更重要的事?因此，公知抓着“追责”不放的目的就很可疑了。希望某些善良单纯的人能够明白，公知之所以坚持“追责”是为了呼应他们的“瞒瞒瞒”、“错错错”的，这才是公知一贯的思路。同时，希望那些跟在公知后面说追责的人能了解到一个事实，早在一个多月前(4月中旬)，中国光湖北一个省就追责了3000多人了，毫不夸张的说，其他国家因疫情被追责的人加起来恐怕都没有湖北省多吧?
最近我耐着性子写了些文章，文章写的越多，意味着得罪的人就越多，说起来，我的生活中只有朋友，从未想过得罪任何人，可因为写这些文章，就被谩骂、侮辱甚至威胁，以我的性格来说，这是非常不适应的。我一直都希望我这里是热爱毛主席和热爱共和国的人的温馨小窝，人生有三五知己足以，我这里的朋友对我来说已经够多够好了，因此，与绝大多数写文章的人相反，我是不希望有什么影响力或知名度的。可即便如此，最近，还是三天两头被人追着不放，有长篇大论“苦口婆心”的，有二话不说破口大骂的，不一而足。
鲁迅先生曾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被谩骂、侮辱甚至威胁或许就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实话实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公知说的那样是做“爱国生意”的，不过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爱国网民来说肯定不存在。说难听点，干啥不挣钱，再说了，也不会有几个人真的挣到什么钱的，像我这样还能靠打赏混点烟钱的人恐怕都不会太多，因此，如果为了钱，真没几个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网上的。没事小桥流水，花前月下，谁还不会享受生活啊，何必整天在这里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如果一定要说个理由的话，我觉得是为了孩子，我们只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生活在公知营造的谎言世界里，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像公知一样带着对国家和社会的仇恨生活。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相更远，每当我看到有人把公知虚构的那些假历史、黑历史当成历史的真相，显得那么没常识，还反智的时候，我都会说不出的难过。我们都老了，而且会越来越老，我们只能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为此，我们必须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未必总是那么美好，但肯定不会像公知说的那么黑暗。
我们能做的虽然不多，不过，孩子们终会慢慢长大并成为未来的主宰，随着他们视野的开阔、阅历的丰富、心智的成熟，终有一天他们会去寻求真相，而没有什么比真相更有力量的了。
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甭管那些公知怎么说，最大的真相是什么?最大的真相就是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在这个斩钉截铁无可辩驳的真相面前，公知编造的一切建立在“瞒瞒瞒”、“错错错”之上的谣言都将不攻自破，道理很简单，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靠“瞒瞒瞒”、“错错错”就能控制住疫情的国家，否则的话，美国早就控制住疫情了，又怎么会发展到现在确诊病例过170万，死亡病例近十万的状况?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既然人生在世，注定受苦，为了孩子，我们多吃些苦又何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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