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互联网领域最大的新闻，非滴滴上市被罚莫属。
滴滴赶在百年大庆之前火速美国上市，旋即遭受一系列监管重拳，理由是“国家数据安全风险”。
7月2日
国家网信办发布通报，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
7月4日
国家网信办官微发布通报，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
7月6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完善数据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涉密信息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抓紧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压实境外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主体责任。推动建立打击跨境证券违法犯罪行为的执法联盟。
7月7日
滴滴出行在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内同时下架；在微信支付的交通出行服务中，也已看不到滴滴出行。
滴滴为何遭受如此严重的监管打击？
滴滴目前每天大约两千多万单，这是中国目前最详尽的个人出行大数据，可以从中解读出极为丰富的信息。微观上看，可以从中分析出人的职业，居住和工作地点、活动范围。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得到这些数据，可以很轻易地对关键人物进行收买、渗透或者定点打击。宏观上看，也可以从中分析出人群分布和流动，经济活动状况等特征，可以据此发动对经济活动以及公共卫生安全的针对性的精准打击。
731部队-德特里克堡-电子烟肺炎-even201推演-美国的新冠病毒RNA谱系最全-尚未爆发疫情却宣称有特效药和疫苗……这一系列信息组成的证据链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指示，新冠肺炎大流行可能并不是一场自然灾难，而是一场人为的生化战争。黑点重重的美国却拒绝国际卫生组织的调查，反过来将脏水向中国身上泼。
由于无法进行源头调查，可能事情的真相永远不会揭开。如果我们大胆假设新冠肺炎确实是人为发动的，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推演的话，疫情首先爆发的时间地点就很像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地点为什么是武汉？时间为什么是春节前？
1、中国人有回家过年的习惯，形成特有的大规模交通奇观：春运；这种大规模人员流动的高峰，使得疫情蔓延空前迅速；
2、最初爆发地点华南海鲜市场，在武汉火车站附近，具备最大限度对外传播的可能；
3、由于正值春节前夕，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对于立即升级防控措施顾虑重重；
4、武汉独特的地缘形势，再加上当代交通运输网络的加持，使得冠状病毒如同疾风一般，迅速向全国蔓延。不封城，疫情迅速发展；封城，中国的经济运行立即陷入近乎瘫痪的状态。
无巧不巧的是，爆发时间正好在中美贸易战暂停之后，使得美国通过贸易战没有达到的打压中国经济的目标，被小小病毒轻易实现了。如果疫情“按计划发展”，美国可以趁势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对全球特别是中国进行金融收割，扭转国内空前的政治压力。疫情发生后，海外媒体反应极为迅速，纷纷叫嚣这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言下之意是中国在其打击下，将会像苏联那样迅速崩溃。当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罗斯还叫嚣，疫情之下会加速制造业向美国的回流，促使美国经济复苏。
后来的事情发展拐向了另一方向，在于他们千算万算似乎漏算了以下两点：
1、中国爆发出恐怖的组织能力，居然硬生生地控制住了疫情蔓延；
2、美国自己体制居然如此拉垮，而且号称的特效药瑞德西韦并没有什么卵用。
冠状病毒上知天文（国际形势），下懂地理，还了解中国国情和国际形势，实在是有史以来最智能的“病毒”，简直就是病毒中的诸葛亮。
跟诸葛亮相比，冠状病毒似乎还差了前知五百年？
不不，冠状病毒似乎同样“懂得”历史。
如果熟知中国历史就知道，武汉是中国的七寸。如果说，对哪里打击对中国的伤害效率最高，武汉是首选目标。
武汉这个地方是中国地缘锁匙，国内分裂可由武汉造成中国的统一，外族入侵或内乱，也可由武汉造成中国的崩溃。
三国时代起，武汉所在的荆州，就是群雄争霸的关键。蒙古南侵，也是由武汉之北的襄阳破局。太平天国失败，始于武汉失守。清朝的崩溃，也是始于发端于武汉的辛亥革命。
清朝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仍然有回天之力，但是在此之后再无转机，一路坠入深渊。辛亥革命只是在即将倒塌的破房子上踢了一脚。
如果真是要对中国发动生化战，多点开花效果倒是好，但是人为的痕迹就过于明显，无法掩盖，单点爆发就自然多了。如果只打击一点，那么选择武汉就是不二之选。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防控住疫情，落到如今类似美国的状况，美国一定会“趁你病要你命”，那可真是细思极恐……
由于当今情况实在太敏感，没法细说，我们就一起回顾历史，从百年前的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
清朝的这场大崩溃，与今天的情况巧合的是，
1、同样存在内外势力相互勾结；
2、同样存在关系到国家战略安全的关键地理数据大量泄露。
伪装成药店的间谍机构
随着1861年汉口开埠，使武汉被动地嫁接上西方现代文明的枝叶；众多外资银行与洋行纷纷登陆武汉，在江汉路上形成了长江上的第二条“外滩”，武汉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与金融掠夺的桥头堡。
列强纷纷在武汉布局，形成不亚于上海的“十里洋场”。
乐善堂，听起来就像一家药店的名字。
实际上，它确实就是一家药店。
在十九世纪末，乐善堂是武汉（当时叫汉口）首屈一指的大药房。下图就是乐善堂的一则广告。
然而，这家药店除了是一家药店，还是日本在中国设立的最为重要的一家间谍机构。九省通衢的地位，让日本人选中这里，使其成为日本侵华之前最重要的情报枢纽。
汉口乐善堂是怎么来的呢？
1886年，日本现役陆军中尉荒尾精化装成平民，摇身一变，成为在上海经营眼药水和杂货的乐善堂上海分店主。在日本商人岸田吟香的帮助下，荒尾精在汉口开办了乐善堂分店。这是在中国大陆上出现的第一个日本间谍机构。
荒尾精广发邀请，让日本浪人们去汉口参加乐善堂。1888年，日本派出一批青年参加汉口乐善堂谍报组织。
荒尾又以汉口乐善堂为中心，建立了湖南(山内线负责)、四川(高桥谦负责)、北京(宗方小太郎负责)三个支部。所谓“支部”其实也是“分校”。乐善堂特工以中国人的身份出现，以江湖各种职业为掩护，徒步行走探查中国内地各省，直至新疆、西藏。
乐善堂三十年如一日地深入中国地理、人文的探查，完成了对中国大陆的详细测绘工作，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出了详尽充分的情报准备。
当年需要间谍人肉辛辛苦苦采集的地理大数据，如今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滴滴的数据中心，而且要详尽千百万倍！
乐善堂既是日本在中国大陆最早出现的间谍系统，也是日本在中国大陆最早发挥效能的间谍学校。其建立得到了明治九元老之一松方正义、日本第二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黑田清隆、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次官桂太郎及退役将校根津一等人的大力协助。
乐善堂创建时，便以办校为组织结构，最初有教职员与学生共计200余人。1890年，在乐善堂上海支部创办日清贸易研究所。1893年（明治26年），第一批毕业生计89人。1901年，改组为东亚同文书院，以“中国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东亚同文书院是一个真正的学府，其宗旨号称是增进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这里产生了对亚洲思想、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的学术论著，学术观点，以及著名学者。然而，间谍活动往往是在学术文化交流的外衣下进行的。无论怎样，东亚同文书院的更重要的作用仍然是间谍机构。从这里走出了无数日谍，在近代史上留下了泼墨重彩的一笔。
它的故事，是国与国、人与人、信仰与信仰之间的刀光剑影！
它的历史，是中华大地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在1920年之前，东亚同文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组织历届学生对中国进行的长达四十余年实地调查，旅行线路700余条，遍及除西藏以外的中国所有省区，内容涉及地理、工业、商业、社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成果除了作为毕业论文的第一手调查报告书，还有各考察小组的纪行的《大旅行志》及大量考察报告，均作为当时日本对华决策的重要依据。
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外务省下属的东亚同文会，被盟军司令部勒令解散，会长及前首相近卫文麿畏罪服毒自杀。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为其下属的间谍机构，被勒令关闭，在华人员遣返日本。
1946年，原东亚同文书院人员在日本名古屋创建日本爱知大学。1948年，原东亚同文会人员组建“霞山俱乐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号霞山），后更名为“财团法人霞山会”。1967年霞山会在东京赤坂设立东亚书院，开办中文班，附设东亚文化研究所。该机构依然是日本外务省下属情报机构，中国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该机构以教育交流为名，开始重新进入中国活动。
直到今天，爱知大学仍然活跃在中日交流的舞台上。只不过当年只有日本在中国设点，如今中国也可以在日本设点。当然了，中国只是推动文化传播友好交流来着，请不要做过多联想。
日本以小博大，惯用阴谋诡计，中国只要搞阳谋，在产业竞争中彻底击败日本就可以了。一个去工业化，以农业、旅游业为支柱的日本，也就不会有太多野心，自然可以安安心心地作为中国的友好邻邦。
东亚同文书院的间谍活动，可以写成厚厚一本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的间谍疯狂搜集中国的地理数据，直接影响了甲午战争乃至侵华战争的走向。
日本间谍，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敌人。但正是这样的敌人， 以难以想象的坚忍、顽强、不惧生死，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让我们不由得升起对敌人的敬意。
这些日本间谍是如何掩藏自己的身份，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事无巨细地收集中国的情报？
要知道，其中大多数人并未像今天的蒋方舟等“公知”得到日本官方的任何资助，他们是如何凭借着一腔热情，成为自带干粮的间谍，前赴后继地以颠覆中国政权为己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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