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但这盛世，是地主、官僚和富商的盛世，是有钱人的天堂，对于广大的劳动人民来说，却是水深火热的地狱。盛世的画皮背后，是重重的社会危机。
当时，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异常激化，是封建社会已临“末世”的鲜明特征。雍、乾年间,土地兼并剧烈，农民纷纷破产，大部分土地为一小撮大地主占有，据统计，江淮流域占人口9%的地主占地96.5%,12%的自耕农占地3.5,而79%的佃农则贫无立锥之地。用现代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计算一下，不知会是什么结果。
土地占有的两极悬殊意味着生活的两极悬殊。一小撮大地主通过残酷的剥削，过着穷奢极侈的糜烂生活。
如北京祝氏,家中有房屋一千多间，建造花园、亭榭、楼阁不惜工本，人们在他家宅范围内游玩十天还游不完。河北怀柔郝氏,在“接”乾隆的“驾”时,仅膳食费每天就要花十几万两银子。江苏泰兴大地主季沧韦家，夏天用方圆几里大的场地晒皮货，脱落下来的毛竟积地三寸厚。
至于清朝大贵族大官僚的奢华,更是骇人听闻。乾隆朝宰相和珅，家产估价有八万万两银子，超过清廷一年的财政收入，家中使用奴仆一千余人，他本人每日清晨竟以珍珠当早饭日。
“民众的贫困在卑鄙无耻的骄奢淫佚的景象对照下，显得格外刺目。”（马克思）当时农民十有八九是靠吃糟糠度日的，如果遇到荒年，地租、高利贷和苛捐杂税就更把他们逼得卖儿卖女、倾家荡产。
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寄生虫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也瓦解了。乾隆的一个官吏龚晖吉临死时上了一个遗奏给乾隆说:“目下虽有丰亨豫大之形，实为民穷财尽之日。”意思就是:现在社会看起来似乎富足盛大，实际上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时候了呀!这句话道破了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
清朝统治者的经济政策,民族对立政策,十恶八议法律以及种种枷锁套在人民的脖子上。依靠着反动国家政权的保护，权势者鱼肉人民,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红楼梦》当中，薛家恶少薛蟠，人称“金陵一霸”，因为强抢民女打死了“小乡宦之子”的冯渊，就像捏死一直蚂蚁一样。相当于如今南京市长级别的官员应天府尹却对其公然包庇，法律在权贵面前成了一张废纸。小乡宦尚且受到如此迫害，农民就更没有活路了。
所谓的明君贤相和晴天大老爷们，不过是带着伪善面具的刽子手而已，法律是他们手中的杀人刀。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清朝建立后，农民的起义从未间断过。仅在康熙、雍正年间，就有江西棚民的四次起义，福建和陕西的义民起义和台湾朱一贵的起义。乾隆年间农民起义和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不少城市手工业工人和部分工商业主的“市民”，也参加了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行列。
乾隆在他即位后的第十二年下谕说:“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者。朕初不信,仍戒饬之，乃福建则有罗日光抗租拒捕之案，山东则有张怀敬聚众殴差之案,江南则有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广东则民反抗风暴的日益强盛。守门索犯之肆为猖獗也。”乾隆所说的“肆为猖獗”，正是人民反抗风暴的日益强盛。
封建社会越面临“末世”，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也就越剧烈。这也表现在皇位的争夺上。康熙末年，诸皇子各树党羽，争权夺位,皇四子胤祯用极其阴险的手段取胜，登帝位，改元雍正。接着他就残酷地杀戮、囚禁和他争权的诸王兄弟，如囚禁胤禩，改其姓为“阿基那”(满语“狗”);又改胤禟的姓为“塞思黑”(满语“猪”)。
封建统治集团这种内部的激烈争斗,加速了贵族集团的分化，制造了一批反对派，这也就更加速了封建社会的崩溃。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政权，一方面大力尊孔崇儒，把孔子这具僵尸抬到“大成至圣先师”的吓人高度，孔孟之道的吹鼓手朱熹的偶像也被抬进孔庙，宣布其为“圣贤”，列为“十哲之次”，提倡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同时，沿用八股取士制度，收买和控制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凡是违背儒学的思想，都被认为是“异端邪说”，而加以残酷野蛮的镇压。
当时言论控制非常严苛，中国的思想界成了萧杀的严冬，所谓“天朝上国”，简直没有一点儿自信。封建“末世”的统治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把任何风吹草动，都当作威胁他们反动统治的不满和对抗，而加以血腥的镇压。
江西主考官查嗣庭出了一个考题叫“维民所止”，这本是《诗经》中的句子，雍正却认为“维”、“止”二字是“雍正”去头，硬给他扣上了一条“心怀怨望，讽刺时事”的罪名。查嗣庭被戮尸示众，儿子被处死家族被流放。
又如乾隆二年，大官僚胡中藻的诗中因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句子，也被处死。他们对统治集团中人的猜疑和残暴尚且如此，对一般的文人学者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残酷的“文字狱”，在康乾盛世，记载下来的就有几百起。
统治者残酷的思想镇压，正说明了其心虚，妄图通过恐怖屠杀政策奴役恐吓人民。
但是，这铁罐般的思想禁锢，并没能阻止进步思想的发展，许多进步的思想家运用曲折迂回的手法，仍然坚持向腐败的封建政治勇敢地举起了投枪。
由于社会上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农民和城市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影响，明末清初之际，出现了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把批判矛头指向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这是同封建正统思想对着干的非主流思想。。
如黄宗羲就激烈地抨击了君权，大胆地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岂天下之大,于兆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而且还阐述了“工商皆本”的思想。
但在自我吹嘘为“十全老人”的乾隆爷死后仅十四年，即1813年，李文成、林清等领导天理教徒发动起义，200名天理教徒在北京发动兵变，打进了皇帝的老巢紫禁城。
这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暴风雨前暂时的宁静而已。
红色卫士
2021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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