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建设福利国家的试验为什么会失败？
望长城内外
瑞典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早在1950年，瑞典就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富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资本主义国家危机重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思想家贡纳尔·缪尔达尔等人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适合建立慷慨的福利国家——它们拥有有竞争力的企业，国家富有，能够为所有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它们的人口素质也比较高。在贡纳尔的倡导下，从1970年代初开始，社会民主党政府开始在瑞典推行建设福利国家的试验，不仅教育和全民医疗免费，而且提供养老金、失业、产假和病假福利，大多数福利都是按比例支付的。社会民主党政府还开始加强了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甚至开始试行将大企业社会化。
为了解决公共福利所需的经费，瑞典政府以富人为征税重点不断提高税收。结果，人才和资本为了逃避税收，纷纷逃离瑞典，许多瑞典企业如宜家、利乐等，也将总部迁到了国外。
在瑞典政府大力推行福利国家建设的20年间，政府赤字急剧增长，其中1985年的国家债务就增长到1975年的10倍。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飙升。
1970年，瑞典的人均财富比七国集团还高10%，而到了1995年，这一指标变成了落后10%以上。在此期间，瑞典私营企业没有创造出一个净就业岗位。
在此情况下，瑞典政府实施了激进的改革，使瑞典经济重新回到古典自由模式：将政府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在公共财政方面实现了盈余；减少了税收，并取消了对财富、不动产、赠与和遗产的税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电力、媒体、电信等市场开始自由化；公共开支和税收也降到了西欧的正常水平。
从那以后，瑞典的经济再次超过了邻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业部部长罗森格伦总结道:“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模式是社会主义言论，但中间偏右的政策。”
然而，许多瑞典人并不认同瑞典政府进行的这场改革，他们认为，瑞典现在的税收体系不是为了压榨富人而建立的，而是在压榨穷人，因为穷人是忠诚的纳税人，他们负担不起税务律师，而且他们从不把资产转移到国外的“避税天堂”。
改革后，瑞典税收收入中，97%来自于工资的比例税和统一的地区税，约占每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有3%的所得税收入来自于专门向富人的征税，比美国向富人征税的力度还要低得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美国收入前10%的人缴纳了45%的所得税，而在瑞典，他们缴纳的所得税还不到27%。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来自于消费税，也就是说，购买同样的商品，穷人与富人支付的税收一样，这也包括对大多数商品征收的25%的增值税。
现在，瑞典虽然仍然号称“福利国家”，但与最初通过向富人征税来增进国民福利和缩小贫富差距的设想已经大相径庭。今天在瑞典，少数富人依然很富，中低收入者享受到的福利实际上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他们自己交的税在为自己的得到的福利买单，只不过通过政府的“调节”，把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收入调给了低收入者。
瑞典建设福利国家的试验为什么会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它没有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国家的经济命脉掌握在资本家的手中，私营经济实际上已经绑架了政府。如果政府想把资本家的财富分一些给穷人，资本就会出逃，就会有大批的人失业，政府就有可能垮台。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只能向资本家们妥协退让，在确保大资本家利益的前提下，搞一些小修小补的改良。而这种改良，由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资本家们仍然在疯狂地攫取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因此，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也就依然存在。
西方国家的福利政治，目的是通过增进国民福利来调整财富关系，遮盖阶级矛盾。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作为化解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危机的福利政治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全民富裕。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反而致使其社会政治经济多重危机不断爆发。
瑞典建设福利国家试验失败的事实再一次说明，在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走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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