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你 们
刘继明
当我的敌人将一瓢瓢污水、一支支毒箭朝我身上投来时，我知道，同他们那个“文坛”分道扬镳的时刻到了。
实际上，我跟“文坛”的告别，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从我创办《天下》杂志时就开始了。我的秉性和立场注定了我跟他们不是一类人。他们容不下我，我也不屑于同他们为伍。我不会为了迎合他们的趣味和标准写作，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文学标准的制定和更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与所处时代和社会应该构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但如果社会价值空心化，失去了明晰的方向，知识界犬儒主义流行，我们也很难指望文学生态能好到哪里去；一个生态严重恶化，甚至被利益捆绑的文学体制滋生的标准也必然是恶劣的、可疑的。”（刘继明：《文学的标准》）
我将对一切邪恶力量的反抗，为争取一切被压迫和损害者的权利而呐喊，当做我写作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个处处充满不公的世界，在强者与弱者之间，我会近乎本能地站在弱者一边。因此，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是的，游击队员，意味着我不会遵守他们划定的所谓“底线”，而是按照我自己的方式与他们“作战”。诋毁、报复和谣言不仅不能使我退缩半分，反而会激发我内心深处潜藏的勇气。既然我能一次一次独自面对群狼撕咬，别说敌人的中伤，就是智识阶级乃至所谓“同一阵营”的冷眼，我也毫不在乎。相对于那些被失业的工人、被失地的农民、被失踪的青年以及被车祸、被死亡的举报者，我已经很幸运了。
当昔日不无热闹的“朋友圈”骤然冷清下来时，我不是变得软弱，而是更加坚定了。因为，我是离开一个不属于我的阵营，回到了你们中间。
“你们”——
可能是为数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群体；有时离我那么远，面目模糊不清，有时又离我如此之近，仿佛连五官都清晰可见。最可能的是，你们来自一个沦陷的阶级――不同的时期你们有不同的称谓，如无产者、劳苦大众、领导阶级等等，现在，则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弱势群体。从根子上，我与你们血肉相连。你们的痛苦与快乐、屈辱与抗争、权利和尊严，都与我息息相关；反之，我的一切也与你们有关。“我注定在旅行中掉队/并且很快被同伴遗忘/而两岸的风景/和不具姓名的人民/将收留我”（刘继明：《流水十四行》）
甚或，“你们”不是一个具体的所指，而仅仅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但我知道你们存在于我的内心，从我选择当一名作家开始，你们就存在着。我来自你们，也必将回到你们中间。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宿命。
我当然不是像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是“一个人在战斗”。在我的前头，有一大串业已逝去的先行者：“由于良知不灭则中国不亡的政治逻辑，这些百年良知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接一个地被泼满血污，遭受到布鲁诺、伽利略的厄运。而那些污蔑与构陷，其手法之卑劣、逻辑之荒谬，已足为时代良知再次趋向泯灭之明证。”（孔庆东：《基于良知的呐喊》）作为后死者，我固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因不甘于趋炎附势、同流合污，以及来自同一阶级和同一种信仰的召唤，我做出了与他们同样的选择。这不是命运对我的惩罚，而是对我的成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要感谢我的“敌人”，包括那些落井下石的人。
几年前，当我写完长篇小说《人境》后，曾经冒出过从此停笔的念头。但现在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既然写作对我来说是一场战斗，我就没有理由临阵脱逃。
一种摆脱了名利羁绊的写作是真正自由的写作。这将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写作，包括书写方式以及传播媒介，都将与我以前的写作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我不再寄望于主流文坛的肯定乃至于在体制内那些纸质杂志上发表作品，而主要通过网络，将它们作为发布作品及相关信息的主要平台——不仅仅是平台，而且是阵地，或者战壕。
这并非我的首创。
早在2017年，张承志先生就开通了他的公众号。在那篇《致公众号读者和朋友》中，他说：“纸质的杂志纷纷变质腐化，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没有干净的初衷，它们被‘物’异化时，散发着臭味。而我们并没有变。我们不在意与垃圾烂纸的分道扬镳。”
说的何等好！
我一直认为，张承志是继鲁迅之后唯一一个堪称伟大的在世的中国作家。我在前不久完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庆幸的是，作为比张承志晚一茬的‘60年代生人’，我没有染上许多同时代人身上习见的那种轻慢、怯懦和势利。换句话说，我还有感动、愤怒以及行动的能力。这似乎也可以视为‘伟大的六十年代’赐予我的一份遗泽。”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张承志是在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如日中天时，“退职停薪”，与主流文坛分道扬镳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相对于他，我做出选择太迟了，并且有一种“逼上梁山”的味道。
但因为有你们在前方等待着我，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
2019年5月13日
《辩护与呐喊》后记
刘继明
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皆为新世纪以来我发表的评论、随笔、演讲、访谈和对谈，其中，《为中国革命辩护——读曹征路〈重访革命史〉》、《毁誉褒贬郭沫若》、《被「极左」的姚雪垠》、《我们怎样理解浩然》、《革命者魏巍》、《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张承志读札》诸篇，是近两年我写作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的主要篇章，因涉及到对长期被污名化的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思考和辨析，原来打算以其中一篇文章题目为书名的，出版时才改为现在这个书名。
回顾我三十多年的写作历程，前半段基本上属于「纯文学」，后半段（2000年后）则渐渐逸出纯文学写作，向思想文化及社会问题延伸，评论和随笔的写作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无论在物理还是心理上，我同主流文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显然与我的价值立场和写作趋向密切相关，是一个「互相拒绝」的必然过程。我不仅没有丝毫失落，反而有一种解脱之感。我这种心情，对于某些在体制内乐此不疲地争名逐利，离开权位和厚赏就不知所从的人，肯定会觉得无法理喻。
1990年代中后期，当我的生活处于最低谷时，曾经在一篇随笔中强调过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的重要性。对我来说，生活如果降低为苟且偷生，写作如果降低为牟取名利，失却了超越其上的意义，我宁愿放弃写作和生活。
现在，我再次感到了意义和信仰的重要性。
人如果没有意义地活着，与畜类无异。比意义更高层次的是信仰。为了信仰而活着或死去，或承受孤独、磨难与痛苦，对一个找到并坚守自己信仰的人来说，是一种光荣，而非耻辱。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我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个正在加速腐败和堕落的文坛「圈子」进行了彻底的决裂。
想到从此以后我将摆脱体制羁绊，开始一种真正自由的写作和生活，我就像一条在污水沟里待的太久的鱼儿终于游到了大江大河那样，感到无比的轻松。
感谢张承志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感谢孔庆东先生慨然作序。感谢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没有他的热情推荐，这本书不可能如此短时间在台湾出版。
感谢我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你们的陪伴，我也许会承受更多的艰难。
也感谢那些以各种方式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
2019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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