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法门寺》中记载，明武宗时宦官刘瑾独断专权，有一次他让小太监贾桂坐下同他说话，贾桂不仅不肯坐，还胁肩谄笑地说：“奴才站惯了，不想坐。”后来人们便用贾桂的这一形象来形容奴性十足的人。
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指出：“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奴性，不是平白无故形成的，它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渊源。中华民族在近代曾饱受列强欺凌，在这段痛苦的历史中，许多人为了苟全余生，就选择了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也即汉奸。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也培养了一批善于攀附权贵、阿谀奉承的太监奴才。
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低潮期中，某些奴性极强的人摇身一变，从工人变成了“工人贵族”，亦即一些收了资产者的贿赂而混在工人队伍中专门行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之事的工贼。
1889年，恩格斯曾针对这种奴才指出：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
由此来看，奴性这种东西似乎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
历史是有惯性的，现在我国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别看他们整天标榜什么独立人格，独立思想，但骨子里却藏着很深的封建等级意识，而等级意识，本身就包括着对弱势者的鄙夷和对强权者的病态顺从，这同样是一种奴性。知识分子们的奴性体现在，他们不能自证，而是需要他证。就是说，他们无法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无法依靠自己本身来形成自信力，而是必须依靠外部的权力等级制，才能确定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与国际接轨”的进程中，很多知识分子迷失在欧风美雨中，经常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似乎只有得到西方的认可，自己才是对的。而西方不认可，那自己就是错的。西方的认可与否构成了评判客观事物的标准，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评价自己的重要标准。在这种奴性价值观的指导下，很多坏问题就出来了，比如医药方面，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宝库，居然一度被某些人弃之如敝履，而西药和疫苗，则被鼓吹成是万能的。
再比如，搞个高校排名都得花钱去请洋人评判；不学英语或者英语成绩差点甚至连高中都没得上。
种种问题都在表明，目前我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他们的奴性甚至比封建社会的贾桂还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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