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本质就是一种阶级叙事方式，如果你和这群文痞流氓共情，只有吃不完的苦。
在弄明白伤痕文学的阶级属性前，我们要自问：这是谁的伤痕?谁的叙事?
然后我们会发现，伤痕文学的创作者和主人公，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弟(“老爷少爷”)。
他们从城市、从文化权力的中心，被抛入了他们原本并不熟悉的农村和体力劳动领域。
他们的“伤痕”，原因是地位的失落感和文化优越感受到的冲击造成的，来源于他们对劳动的仇恨和屈辱!
这种屈辱感和仇恨，并非源于与“人民”共同生活本身，而是源于阶级地位的颠倒。
一个曾经掌握文化资本、社会地位的群体，突然要接受他们眼中“没有文化”的农民的指引和管理，这在他们的价值体系里是一种降格。
这深深的触犯了他们内心“高人一等”的感觉。
当这个群体从农村重新回到文化权力中心(大学、文联、出版社)，他们便掌握了定义“苦难”和“伤痕”的话语权。
他们笔下的苦难，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响亮、最被记录和传播的苦难。
而真正底层工农相比于他们优越生活的贫穷被他们自己“优越的贫穷”所代替，把他们的个人遭遇变成全社会的苦难。
而季羡林“牛棚” 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从物质条件上看，许多下放知识分子的居住环境，生活水平，都优于当时的农民。
横向比较之下，知识分子经历的是相对的、精神层面的挫折(失去特权、梦想破灭)的苦难。
所以中国的伤痕文学都是一群嘤嘤怪，一群老爷少爷被当时政府强制与劳动人民共同劳动生活，虽然人民照顾他们，但在高人一等的他们眼睛里是屈辱与不甘及愤怒，等重拿回地位后，向那年代发动了猛烈的文学攻击。
当伤痕文学在哭诉精神创伤时，许多农民最基础的生存问题尚未解决。
从这个角度看，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特定阶层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诉苦”和“平反”。
它通过文学形式，论证了“让知识分子去劳动”这一政策的“荒谬”和“不人道”，从而为他们回归原有阶层、恢复原有地位提供了道德和情感上的合法性。
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就如文彦博说皇帝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样，是对无产阶级的完全抛弃。
在阶级史观下，一切文化和上层建筑都在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服务。
伤痕文学为“拨乱反正”和“改开”提供了舆论准备。它通过大量渲染前三十年的悲剧，成功地塑造了“必须告别过去，走向新路”的集体心理。
这条新路，就是重新强调知识、技术、专业人才的重要性(这本身具有进步性)，但其叙事过程，不可避免地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利益上对立了起来。
它无形中构建了一种叙事：知识分子是受害者，而那个将他们下放的时代和体制是加害者。
这种简单的二元叙事，掩盖了更为复杂的阶级图景——例如，那个时代也曾试图(尽管方式可能简单粗暴)打破文化资本的世袭垄断，试图让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结合。其失败的根源是复杂的，但伤痕文学将其简化为一场纯粹的“灾难”。
所以这是“阶级断裂造成的伤痕，请不要厚颜无耻的包装成全民的伤痕”
伤痕文学，本质上是城市知识精英阶层对其特定历史创伤的记述和申诉，它不应被等同于全体中国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的共同记忆。
这种基于阶级的情感共鸣是无法和普通人建立的，就像吹嘘市场经济好的张维迎被人厌恶一样。
你说的好，我没有感受到，凭什么和你共情，同样你说的坏，我也没有共情到，凭什么为你打抱不平。
就像我的戏言：“胡适若去劳动改造，被耽误了嫖娼，自然会有伤痕文学一样”。
不同的阶级对于“人的正常生活”和“基本权利”的定义是何等不同这一残酷现实不能让你们去定义。
因此，在阶级分析的透视下，伤痕文学褪去了其“全民苦难史诗”的光环，显露出其本来面目：一场发生在上层建筑领域，由特定知识精英阶层发起，旨在恢复其文化资本和社会地位的叙事战争。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伤痕文学，有的只是意识形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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