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无意间刷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它没有配上什么宏大的背景音乐，也没有什么煽情的文案，只是将两段时空生动而冷酷地拼接在一起。
但正是这无声的对比，像一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历史的断层上，让我陷入了长久的沉思。
照片的上半部分，是过去那个火红年代的家庭剪影。
画面中，孩子们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大人们戴着朴素的解放帽。镜头里的人们，眼神明亮，脊背挺直。那是一种高度统一的政治审美，甚至在今天一些自由派文人的笔下，这被称为“整齐划一的刻板”。
但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那绝不是什么刻板，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身份重塑。
在那样的年代，人们的首要身份不是某个特定的族群，不是某个信仰的追随者，而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阶级认同的高山，直接俯视并彻底消解了族群与信仰壁垒的丘陵。
那条红领巾不仅是少先队的标志，更是跨越藩篱、熔铸认同的钢筋骨架。
大家流一样的汗，吃一样的苦，面对同样的机器，为了同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奋斗。那种团结，不是靠统战吃喝维系出来的，而是刻在骨子里的阶级平等。
然而，目光移向照片的下半部分，这种视觉冲击力瞬间变得刺眼，甚至令人窒息。
那是现在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里，曾经清朗的面貌消失了，那种包裹严实、带有强烈外来极端保守色彩的装束，死死地占据了视觉中心。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绝非中国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服饰。
我国本土少数民族群众，其传统的头饰和服装本是清爽、干练且富有乡土自信的。而这种压抑的“异域装束”、“黑色罩袍”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异化，是极端排他认知的文化漂移。
这种服饰上的错位，绝非个人审美的自由选择。它折射出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变迁与阵地失守。
今天，我们就用这把阶级分析的解剖刀，切开这张照片背后的历史创口：当无产阶级的红领巾褪色时，什么东西会爬上我们的头顶?
一
要看懂下半张照片的悲剧，必须先读懂上半张照片的伟大。
在旧中国，族群矛盾和信仰冲突是一笔算不清的血债。旧社会的军阀可以打着特定信仰的旗号大开杀戒;封建领主可以披着神圣的外衣，把农奴的骨头做成法器。
千百年来，统治阶级最擅长的统治术，就是制造“身份壁垒”。他们挑动族群仇杀、制造内部隔阂，让底层的穷人在“你是哪个群体、信什么”的内耗中互相残杀，从而安稳地坐在吸血的宝座上。
但是，老一辈革命家们，用马克思主义的雷霆之力，劈开了这片混沌。
老人家留下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论断：
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这是一句能把漫天乌云驱散的真理。
共产党人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去和旧的上层贵族、宗教头面人物搞利益输送吗?
不!共产党是直接深入到底层，去唤醒那些被压迫了几千年的农奴和贫苦百姓。
当解放军的队伍开进边疆地区的时候，他们带去的不是施舍，而是《土地法大纲》，是“打土豪、分田地”，是阶级兄弟的拥抱。
不管是哪里的佃农，还是哪里的贫苦牧民，大家猛然发现：原来我们挨饿受冻，不是因为虚无缥缈的宿命，更不是因为其他群体欺负我们，而是因为我们都是被剥削的无产阶级!
当“阶级”这个概念被注入大脑的那一刻，几千年的隔阂瞬间土崩瓦解。
那一根根红领巾、一顶顶解放帽，就是这种全新政治认同的物质载体。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最骄傲的身份，是“全国劳动模范”，是“先进生产者”，是“共产党员”。
当阶级的太阳升起，保守信仰与狭隘族群主义的阴霾自然无影无踪。
二
那么，下半张照片里那刺眼的“异域装束”，又是怎么长出来的?
答案很残酷：是因为阶级叙事的退场，导致了社会认同的巨大真空。
随着市场化浪潮的推进，我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在精神阵地上却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略退却。
当“阶级斗争”被束之高阁，当“无产阶级”这个词在主流语境中变得越来越模糊，当社会被重新划分为“富人”和“穷人”、“老板”和“打工仔”时，那个曾经将十亿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宏大理想，破碎了。
由于长期的文化断层和意识形态的虚无，原子化的人们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焦虑。
人是需要归属感的。当一个人不再能以“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阶级身份获得尊严时，当社会不再用“同志”来抹平差异时，他该去哪里寻找自我?
极端的排他势力和狭隘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的。
他们手里拿着来自域外的极端教条、拿着撕裂族群的迷幻药，悄悄递给了那些在文化真空中迷茫的人群。
他们告诉你：你不是一无所有的打工仔，你是高贵的“内部人”;你受穷不是因为资本的剥削，而是因为你没有遵循最严格的规矩，是因为那些“外人”抢走了你的资源。
于是，隔阂如杂草般疯长。
那顶带有强烈外来保守色彩的装束，根本不是什么“传统文化复兴”，它是一套全新的政治制服。
穿上这套制服，就等于在精神上宣布脱离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脱离了劳动人民的队伍，转而向虚无缥缈的域外极端思潮宣誓效忠。
当一个人开始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并以此来索要特权、制造隔离时，这就已经不是信仰问题，而是夺权问题了。
三
反思过去几十年的相关政策，我们不能不看到其中的沉重教训。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从过去一段时期内某些边疆地区出现的动荡与阴影，再到网络上各种此起彼伏的“撕裂”与“隔离”的杂音……
这些流血的疮疤，其根源往往不在于经济的贫困。
事实上，国家在这些地区投入的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可以说是天文数字。
但是，为什么钱花了，路修了，有的人却反而拿起了刀?
因为魂丢了。
在一个时期内，我们的某些政策陷入了一种机械的“经济唯物主义”。
认为只要给予物质补贴，只要给予“特殊优待”(比如在某些具体政策和法律执行上的机械倾斜)，就能买来长治久安。
这种政策的本质，叫作“经济赎买”。
但现实给出的耳光无比响亮：单纯的经济赎买，换不来真正的政治认同。
当你只发钱，却不抓思想教育;当你一味地在物质上搞“特殊化”，却在精神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时，你实际上是在亲手培养一个享有特权的利益集团。
这些地方上的旧势力、保守派，拿着国家给的补贴，转头就在非法的封闭圈子里给孩子们洗脑，给他们套上黑色的“异域装束”，教导他们仇视现代文明，仇视世俗政权。
如果政策忽视了对共同政治理想的塑造，忽视了对无产阶级史观的坚持，那么买来的只会是暂时的安宁，甚至是不断被敲诈勒索的筹码。
你越是强调“你们是特殊的”，他们就离“我们是共同的”越远。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只剩下“你是哪个群体”、“你信什么”的标签，而彻底失去了“我们是什么阶级”、“我们要建设什么国家”的共识，那么这个社会终将沦为一盘散沙，甚至走向分裂的深渊。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真理的光芒永远不会过时。
我们要解决今天照片下半部分所暴露出的这种文化异化与认同撕裂，唯一的方法，就是重新捡起我们曾经丢掉的武器。
绝不能用西方那种虚伪的“多元文化主义”来饮鸩止渴。西方那一套“身份政治”，就是资产阶级为了防止底层人民联合起来，故意制造各种性别、肤色、信仰标签，让底层穷人互相撕咬的剧毒诡计。
回望过去那个火红的年代，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豪情，并非来自金钱的诱惑，并非来自毫无底线的退让，而是来自对剥削的共同反抗，和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共同憧憬。
我们需要找回那条“消失的红领巾”，重塑那种跨越藩篱的家国认同。
怎么重塑?
唯有坚持绝对的世俗化，唯有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史观。
法律面前，没有哪个群体可以拥有特权;真理面前，没有任何陈规陋习可以大过国家的宪法和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
只有回归那种清朗、自信且本土化的优秀文化，坚决斩断伸向基层的境外极端思潮的黑手;
只有重新点燃那盏阶级觉醒的明灯，让每一个人重新认识到，衡量我们价值的，是我们为这个国家创造了多少财富，而不是我们身上穿着什么样的制服。
只有这样，那些刺眼的“异域装束”和它背后的分裂阴影，才会在阳光下彻底消融。
跋
1991年，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血与火中轰然解体。
在那之前，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是一面团结的旗帜。
铁托是怎么把那些有着几百年血海深仇的群体捏合在一起的?
靠的是“反法西斯游击队”的共同记忆，靠的是“共产主义劳动者”的共同身份。
在那个时代，不管你的背景如何，大家的第一身份都是“南斯拉夫同志”。
但是，当铁托逝世，当南斯拉夫的领导层开始背弃马克思主义，搞起了所谓“民主化”和向西方靠拢的私有化改革时，阶级的红线断裂了。
失去阶级认同的南斯拉夫人民，惊恐地四顾，迅速退回到了最原始的群体和部落里。
政客们为了争夺选票和私有化中的国家资产，疯狂地煽动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排他的原教旨势力。
短短几年间，曾经在一个车间里劳动的工人兄弟，曾经在一个战壕里打过纳粹的游击队员，仅仅因为头上戴的帽子不同、去的礼拜场所不同，就端起武器，对着昔日邻居的妻儿扣动了扳机。
萨拉热窝的街头，狙击手的子弹横飞;斯雷布雷尼察的万人坑里，埋葬着身份政治结出的最恶毒的果实。
一个没有阶级锚点的多民族国家，一旦遭遇经济危机或意识形态崩塌，其解体的速度和手段的残忍，将超越人类想象的极限。
前车之鉴，犹在耳畔。
今天我们看着那张对比鲜明的照片，绝不是在发什么怀旧的牢骚。
那条红领巾，不仅仅是一块红布，它是我们这个共同体免于分裂、免于内耗的护身符。
当我们亲手摘下这条红领巾，任由那种黑色的“异域装束”去占据阵地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站在了极其危险的历史悬崖边上。
抛弃幻想，准备战斗。
重塑我们的阶级认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退无可退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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