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世的时候，有很多惊世骇俗的行为，当时多数人都想不通，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被世人理解和支持。
譬如老人家晚年，把一大批基层工人和农民选拔到最高管理层，工人代表有纺织女工吴桂贤，农民代表有山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他们进入中南海，当上了副总理。
这个决定，不要说当时，就说资讯满天飞的今天，也有很多人直摇头：一个纺织工人能胜任副总理的职务吗?一个农民能胜任副总理的职务吗?
在世人眼里，副总理是一个极高的职务，让他们分管一个方向的事务管理，必须有极强的政策理解能力，并能准确地把握政策的指导方向，和全国大局势形成一个相互照应的统一局面。他们能行吗?
事实上，这些从基层被选拔出来的副总理，不仅能胜任自己的岗位，而且还干得风生水起，深受人民爱戴。今天在这里，我就说说毛主席当年的这个决策的深层次原因。
首先，这是对未来中国最高管理层的新陈代谢，永不变色的深谋远虑。毛主席的一生，很多措施，很多思想，都是在对未来准确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当时很多人也许想不通，但多年以后，会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延安时期，党外民主人士和毛主席在窑洞里彻夜深谈，主要话题是“历史周期律”，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如何才能避免“历史周期律”的问题。
“历史周期律”的确困扰中国两千多年了，秦始皇避免不了，汉武帝避免不了，唐宗宋祖避免不了，成吉思汗更是避免不了，蒋介石也逃脱不了，共产党凭什么能摆脱“历史周期律”的魔咒呢?
这个问题虽不是迫在眉睫，但关系到中国红色江山的未来存续，关系到革命先烈的理想能不能彻底实现，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国家最高管理层，如果被某些人当做权利，牢牢攥在少数人手里，并形成阶层固化，即是利益固化，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保证，人民的利益不能保证，还谈什么“人民政权”?
其次，这是对人民红色政权能不能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深度担忧。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更何况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呢?
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开始，都是励精图治，积极进取的，所以国势大都是走向兴盛的，国家也从乱世走向治世，但固化的皇权，一成不变的朝廷治理模式，成了某些人捞取个人利益的狩猎场。
单说国民党，起初国民党也是一群热血沸腾的爱国人士，他们有理想，不怕牺牲，也是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拼搏的。但在极短的时间内，这些曾经的革命者纷纷堕落为自私自利的国家蛀虫。
近代以来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全部掌握在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手里，他们迅速把“权力”变成了“利益”，然后上行下效，整个官僚体系腐朽不堪。
表面上，国民党是在战场上败给了共产党，实际上是在民心上早已败给了共产党。共产党执政，不要说党章规定，也不要说国家宪法怎样，也不要说法律怎样说，一个倒掉的政权，根本不是因为其法律是否严谨，而是执法的人是不是变质了。
刘邦建立大汉，沿用的还是秦朝的严刑峻法，秦朝迅速走向灭亡，而大汉却走向兴盛，难道这是法律的问题吗?同样是一部《大明律》，为什么前期能守住治理底线，而后期就礼崩乐坏呢?
让基层工人、农民进入最高管理层，就是伟人破解“历史周期律”的一个尝试，新鲜的血液充实了各级管理层，既体现我党“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又防止了管理层固化，一举多得。
更何况，被选拔的人，虽在基层，但他们政治觉悟极高，党性极强，而且还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很多干部走向堕落，不是因为其能力孱弱，而是思想觉悟出现了问题。
再次，可以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导向，为未来各级干部选拔提供一个可选择的模板。
很多人迷信美西方的选举制度，认为一人一票，很民主，一定能代表民意。但是，事实就摆在这里，泽连斯基是一人一票选上去的，他代表乌克兰人民吗?特朗普代表美国人民吗?
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吗?共产党政府之所以和资本主义政府不同，不仅是执政理念不同，而且政府官员的选拔制度，也应该大相径庭。基层锻炼，组织部门考察，上去的都是经过考验的精英。
清朝廉吏于成龙，只是一个举人，45岁时还在家里种地，朝廷只给他一个广西荒野小县罗城县县令的职位，但他兢兢业业，走村串巷，为百姓做事，竟然把一个荒凉小县治理得百业俱兴，深受朝廷赞赏。
苏联卫国战争中，原来的元帅和大将军，个个都是草包，一败再败，此时斯大林迅速提拔一个基层军官朱可夫，便迅速扭转了战局，收复失地，一直打到柏林。
当年蒋介石身边，宋子文，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吴国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陈立夫，匹斯堡大学采矿学硕士，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他们这一堆博士硕士能挽救国民党政府的颓势吗?
几十年来，人民就认准了高学历可以当高官，但那些被抓起来的贪官，哪一个不是高学历?当他们把官位当做捞取利益的位置时，贪腐就出现了。
如果我们的党政机关里，出现一批陈永贵、吴桂贤，他们一定会把“为人民服务”记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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