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老话，叫作“小人得志，良士隐退，是衰败的征兆”。说这话的人，大抵是读过几本史书的，语气里总带着三分惋惜、七分预见，仿佛这等事只是偶尔飘过的一朵乌云，只要及时“纠偏”，晴天依旧可期。我却以为，这话说得太客气了，客气到近乎替那制造乌云的机器擦抹油泥。
所谓“征兆”，乃是事情尚未发生、或刚刚露头时的预兆。然而翻翻近代以来的掌故，小人得志，何曾只是“征兆”?那分明是制度运转的必然产物。你若立下一条规矩：唯才是举，唯媚是亲，唯听话是上进之阶，那么钻营之徒便如蚁附膻，守正之人自然寸步难行。这哪里是什么“衰败的征兆”，简直是衰败的说明书——机器既然是按着这个图纸造的，吐出这样的零件，有什么奇怪?
更可笑的是“良士”二字的界定，也早已被悄悄掉包了。古时候的“良士”，是“乡原”的反面，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硬骨头;而今之所谓“良士”，却往往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代名词。你若埋头苦干，他便说你“不懂经营”;你若拼命硬干，他便嫌你“不够灵活”;你若为民请命，他立刻扣你一顶“制造对立”的帽子;你若舍身求法，他更要骂你“脱离实际”。如此一来，满朝朱紫尽是“识大体”的聪明人，草野之间只剩“不识趣”的傻子。这哪里是“良士隐退”，分明是“良士”的定义权已被剥夺，连“隐退”的资格都要被没收了。
我常想，那些替这局面辩护的人，大抵是读过几本经济学教科书的。他们爱说“这是转型期的阵痛”“要顾全大局”。只是这“大局”缝给谁看，“阵痛”又痛在谁身上，他们是从来不肯细说的。工人下岗，他说“优化资源配置”;农民失地，他说“推进城镇化”;青年失业，他说“结构性调整”。仿佛只要名词换得漂亮，血泪便可以自动风干。待到连说真话的人都噤了声，那才真叫“万马齐喑”，连“征兆”都省了，直接是末世的光景了。
前些时日，偶然翻到一本民国年间的旧杂志，上面有篇文章，痛骂当时的官场“寡廉鲜耻，奔竞成风”。我初看时颇觉解气，再看却觉悲凉——原来七八十年过去，某些“优良传统”竟保存得如此完好，连措辞都不必换。可见制度若不改，换几茬人物也是枉然。小人不是天生的，是那土壤里长出来的;良士也不是自愿隐退的，是被那土壤排挤出去的。
所以我说，“小人得志，良士隐退”并非衰败的征兆，而是衰败的实相。征兆是可以挽回的，实相却是积重难返的。若真想挽回，便不该只在“征兆”上做文章，而该去问问：究竟是哪一台机器，日夜不停地生产着小人?又是哪一把剪刀，专门修剪着良士的羽毛?
可惜这样的问法，在有些人听来，大约又是“不识大体”了。
这篇的底色偏“文化批判”，要不要我再补一个更贴现实的版本，把视角切到当下的就业、生育、劳资这些具体问题，把“制度根源”点得更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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