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缺宗教”，近来，这句话时常能听到。关系较好的朋友聊天时，有人在论述某个问题时也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结果一般都是被我一个探头球打回去，当场拍死。远的不说，以中国现在较为开放的社会环境作参照，“中国人缺宗教”这个说法大约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现了。当时某个待在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说，中国人只有祖国母亲，没有精神父亲，他认为要给中国人找一个精神父亲，那便是基督教。于是，他自己现在成了基督教的专职神职人员，还带出了当今中国演艺圈里几个著名的“信主”人物，屡发雷人言论。这就不说了。现在很多人说“中国人缺宗教”未必有那么宏大的背景，一般都是被流行舆论牵着鼻子的结果。例如，到处在说当今中国道德滑坡，为挽救所谓道德沦丧，便人云亦云地搬出了西方宗教这个“神器”。一群被愚弄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被流行观念塑造的灵丹妙药面前抱团取暖，被别人当做木偶和傀儡，还自以为自己搭上了先进文明的班车，甚至还以为自己是在为国分忧呢!
一个社会当然需要道德建设，但是，如果因为社会需要道德就随波逐流地应和“中国人缺宗教”这一判断，显然是鼠目寸光。说起西方的“先进和伟大”，人们绝对避不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一西方历史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核心在于以人为本。要实现“以人为本”，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摆脱宗教的束缚，包括宗教道德及律令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束缚。看看《十日谈》里的故事就知道，那时候的欧洲人对于束缚他们的宗教做出多么辛辣的嘲讽，后人称之为人性复苏的觉醒。那么，为何现在又要将西方的宗教枷锁以先进文明的名义送给中国人，要中国人乖乖地套上?
西方历史上，社会的道德建设和管理几乎都由宗教承担，这是事实。然而，西方宗教的愚民政策将道德变成人们思想和行为自由的禁锢，由此造成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它的强烈反弹和严正批判。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没有道德。当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把斗争的矛头之一指向欧洲宗教时，自然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宗教，社会道德如何建设?欧洲人当年的这个问题像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吗?事实上，启蒙运动的巨匠伏尔泰等人当时给出的解决之道就是借鉴中国。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师们认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毫无疑问，中国一直是一个道德治理非常成功的国家。关键在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道德建设和治理不依靠宗教，而是有非常合理的世俗道德体系，例如以家庭为核心的孝道等。因此，欧洲启蒙运动的大师们认为，把欧洲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可以像中国人一样建立强大的世俗道德，未必一定需要宗教来建设道德。因此，当今天某些中国人说要用西方宗教来建设中国社会的道德时，简直就是对他们所崇拜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极大亵渎。
启蒙运动之后，欧美随着工业革命而进入现代社会后，道德建设的问题也一直是很重要的，但他们的确在这个问题上较少宗教色彩，而具有了更多的世俗道德内容。例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富兰克林长期从事道德说教工作，他在自己印行的年历、台历上，写满了各种世俗的道德训诫，包括勤奋、节约等等，这也成为富兰克林的生财之道。如今被很多人被人推崇的马克斯·韦伯所阐述的“新教伦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欧洲传统宗教反叛之后的新的道德体系，具有相当明显的世俗道德色彩，与富兰克林有异曲同工之处。此外，长期风行美国的戴尔·卡耐基，号称是美国的心灵导师、成功学大师，他的作品中充满了世俗道德的规劝，与宗教没多大关系。那么，中国还有什么理由非要用西方的宗教来做道德建设呢?
中国有着强大的世俗道德体系，这本来是令西方羡慕的卓越之处。但是，在崇洋媚外风行百年的势头下，我们错误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没能真正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轻易地把自己的传统扔进了垃圾堆。结果，当我们的社会出现道德滑坡现象时，反而受人蛊惑，要去拣西方的垃圾当做宝贝。如果这种论点和方式成立，你们首先把对启蒙运动的讴歌、膜拜换个相反的调子行吗?
当今天的中国说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实现“中国梦”，首先要实现“文化自信”，那么，重拾对传统的自信，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式发展适合现代中国的世俗道德价值体系，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用西方早已失效的药方来治疗中国，那是本末倒置。再说，中国真的缺宗教吗?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大约只有中国，自古以来便什么宗教都不缺，宗教品种琳琅满目，几乎世上所有宗教都在中国生根，还相安无事。它们可以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的补充和辅助，而不能成为主导。以宗教为主来建设道德的不良后果，在西方乃至当今世界不胜枚举，我们又何必去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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