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
《韩非子》总共五十五篇，一气贯注，当全部可以证明中国人在性情与智力上的早熟，以至于我们不时地会感到，原来古时候我们就这样了。本篇拟就《六反》与《八说》二篇来写点感受。
什么是“六反”?正反乃相对而言，该有一个标准。“六反”，也就是韩非子所批评的六种反面的、有害的、不正常的主张或现象，而在被批评的那一方，则自可以不理睬韩非子的批评，而认为自己很正确、很神气。
韩非子指出的“六反”，首先当是采自他的国家的现象，即战国时代“赵，韩，魏，秦，楚，燕，齐”七国中的韩国的现象，根据对这“六反”的描述，我们可以判断，在其它六国也会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秦国则可能要少些，以至于是很少的，否则，它就不能以其“耕战”凝聚起秦国全社会的力量，战败了东方六国，而且为了获得这种凝聚，从秦孝公至秦王政，经过了七代人的努力。反之，东方六国之败，也就与它的社会“六反”大行其道有关。
“六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世人所遵行崇仰的：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
行剑攻杀，暴侥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
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
另一种是为世人所讥嘲贬抑的：
赴险殉诚，死节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
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
嘉厚纯粹，整愨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
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
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
这样，我们大致明白，把怕死投降称赞为有头脑，把歪理邪说称赞为有文学，把游谈行骗称赞为有才能，把作伪做假称赞为有智慧，把横行霸道称赞为有勇敢，把窝藏奸贼称赞为有好誉，同时，相反地，说为国捐躯是不会为自己打算，说服从命令是头脑简单，说努力耕作是缺乏才干，说正派善良是幼稚愚昧，说谨慎为公是胆小无能，说勇斗奸贼是别有用心，总之，反面的被说成正面的，正面的被说成反面的，有种全乱套的感觉。
再看《八说》：
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
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
轻禄重身，谓之君子。
枉法曲亲，谓之有行。
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离世遁上，谓之高傲。
交争逆令，谓之刚材。
行惠取众，谓之得民。
这八种说法之中，“弃官宠交”与“离世遁上”稍怪一些，以一般的想法，哪有为了朋友而弃官不做的?哪有为了表现高傲而远离君国的?从一般名利二字来测，除非能获特别的巨利高名，才有可能是这样的。
“弃官宠交”，是“侠”的行为，只是一心表示他仗义，为朋友能不顾一切。“离世遁上”，当是“儒”的行为，大约又有二种，一种是一心只要博得傲世的高名，别的真的不要了;一种是只做个手段，即后世所谓“终南捷径”。
这样的儒侠二道，表现虽怪，看似超脱名利，骨里却是一派私心杂念，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一国的臣子如果都像这样，则国家社会的情况可想而知乱到透顶。这是就国内来说的，若加上以外通诸侯为荣，那就是又增一说了。
八种说法，从国家利益看，都是不正确的，然而往往有人夸奖，比如，“为故人行私”这一条，不但不对，弄不好还要为此承担责任，受到公家的惩处，但另一面，“故人”却会赞扬对他够朋友。
这样看来，中国人诚然是早熟的。从“六反”、“八说”的一面来看，其早熟就早熟在我们早就很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至于“普世价值”这样的好东西，它是置集体、社会、国家、民族这些全体利益于不顾，而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当然，如果国君、朝廷荒谬无能，这“六反”、“八说”，就有了一定理由，叫做“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但韩非子只是一般地从公与私这方面来考察“六反”、“八说”的荒唐，认为“六反”、“八说”不应有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从国君、朝廷的一面来看，也是早熟的。其早熟在早就深刻认识和严正对待了“六反”、“八说”这些“普世价值”。韩非子就是这一深刻认识和严正对待的一个思想代表。他说，“六反”反在哪里?反就反在：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
如果“六反”大行其道，则“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这正是从国家的公正立场来说的，是对那些“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批评与否定。
他看待“八说”也是这样从国家富强这一角度来衡量是非的：
此八者，匹夫之私利，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
如不能从国家公利角度正确处理问题，“索国之无危乱，不可得矣。”
综合两面一起来看，那时的中国人，早就有着“多元”的思想主张，同时也有着明确坚定的国家主张。就是说，自由主义或集体主义，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中国古人都很知道的。
韩非子是战国人，在他之前我们还有更古的人，这只要读一读《尚书》就知道，早就是礼法俱足、刚柔兼备了，其另一面，也就是早就什么玩艺都有的。韩非子只不过是在他的时代运用传统“礼法”，分析着他的时代的现象，而他的看法和主张，称得上义正辞严，体现着国家主义的成熟性。
就是说，尧舜以来如此完备的“礼法”的产生和运用于国家社会治理之中，就说明着中国人的早熟，比起孩子般喜欢用石头天真地雕刻出人体的古希腊人，则中国人是早熟的，早就早熟得老辣了。
当“集体、社会、国家、民族”这些范畴的事物，在国君与朝廷主持下，没弄好，出现问题，“六反”、“八说”之类，就有理由出来，以至于大行其道，那就叫做“乱”，动静大了，叫住“乱世”，把它治好了，叫住“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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