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三才章第七》批判
——《孝经》之孝并非真正效法天地
三才章第七
（原文）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
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译文）曾子说∶“太伟大了！孝道是多么博大高深呀！” 孔子说∶“孝道犹如天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万物的自然生长，天经地义，乃是人类最为根本首要的品行。天地有其自然法则，人类从其法则中领悟到实行孝道是为自身的法则而遵循它。效法上天那永恒不变的规律，利用大地自然四季中的优势，顺乎自然规律对天下民众施以政教。因此其教化不须严肃施为就可成功，其政治不须严厉推行就能得以治理。从前的贤明君主看到通过教育可以感化民众，所以他首先表现为博爱，人民因此没敢遗弃父母双亲的；向人民陈述道德、礼义，人民就起来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谦让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争斗∶用礼仪和音乐引导他们，人民就和睦相处；告诉人民对值得喜好的美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丑的东西的区别，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诗经·小雅·节南山》篇中说∶‘威严而显赫的太师尹氏，人民都仰望着你。’”
(批判)读者诸君读此章时，我希望他的脑子里能装有以下问题：
1、《孝经》里的孝真正效法天地吗?
2、民不争斗的基础道底是什么?
一、《孝经》之孝并非真正效法天地
曾子向孔子问“孝”，孔子为他一口气从天子之孝讲到庶民之孝，曾子一直聆听，一言不发。当孔子讲完庶民之后，曾子开口感叹道：“甚哉，孝之大也!”我读《孝经》读到这里时，也不由地感叹道：孝道确实很大啊。
我赞同人类的孝道是效法天地间永恒规律的观点，也承认，每个朝代的某个历史阶段，有过相对“和谐”的时期。然而有一个历史现象却值的我们深思，那就是我在前面讲过的，除了秦朝等个别朝代外，任何一个朝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百姓”无一不是手捧《孝经》，奉为圣典，希求永治。然而，这些手捧《孝经》的王朝，无一不是在嘲笑前朝的“无道 ”中，步了前朝的后尘。不是说“孝道”效法了天地之永恒的规律吗?为什么“孝道”不能救王朝呢?如果冷静地想一想，正如曾子所感叹的那样，原来“孝”之道太大了，大到大到孔子也没有完全看清楚它。
天经地义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天地所做的事只有一件，那就是孕育万物，也就是说，天地是万物之父母。那么天下百姓与“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是什么关系呢?首先是老百姓要有公益事业，其次才有为老百姓承办公益事业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这些人组成的执政集团。因此如果要效法天地法则的话，天下老百姓才是天，才是父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 这些人组成的执政集团是子女，是服务集团，而不是统治集团。而《孝经》却把这个道弄反了。天子者，上天派下凡间统治天下人的儿子。诸侯、卿大夫、士者，天子统治天下人的助手也。他组成了庞大的统治集团，高高在上，是天下百姓之父，就连小小七品芝麻官也在百姓面前称大，称之曰，父母官也。读《孝经》的人不难发现，孔子讲孝道，是有等级的，是以“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排序的。而人民则是缺位的。因此说，《孝经》中所提倡的道，并没有真正效法天。
我在前面说过，《孝经》所提倡的孝道是单向的，只讲子对父的“孝”， 不讲父对子的“孝”，只讲民对“官”的孝，不讲官对“民”孝，尤其不讲人民大众对个体的孝，个体对人民大众的孝。《孝经》对孝的双向性的忽略，是它的又一个缺陷。这就使《孝经》成了一本治世之书，而不是一本“孝”世之书。官本来是用来“孝”民的。“孝”民本是“孝”道的核心。《孝经》忽略对“孝”民的研究，是其最大的硬伤，也是历朝历代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们手捧《孝经》失天下的根本原因。也是没有真正效法天地的原因。
二、民不争斗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从前的贤明君主看到通过教育可以感化民众，所以他首先表现为博爱，人民因此没敢遗弃父母双亲的;向人民陈述道德、礼义，人民就起来去遵行，他又率先以恭敬和谦让垂范于人民，于是人民就不争斗∶用礼仪和音乐引导他们，人民就和睦相处;告诉人民对值得喜好的美的东西和令人厌恶的丑的东西的区别，人民就知道禁令而不犯法了。这是《孝经•三才章第七》里“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的译文。读罢此段，我想，人民不争斗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接着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人民争斗最激烈的是一次次农民大起义，难道那些参加起义的农民们不懂孝道，不知礼仪，不知美丑吗?答案当然不是。事实上，参加农民大起义的人们的绝大多数是大孝子，大“孝”民。他们想拿自己的劳动成果孝敬父母，孝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然而，他们两手空空，不仅手中已经没有什么可“孝”的东西，而且自己也饥寒交迫了，于是，他们开始抗争了，为的是养活自己，争回他们手里失去的“孝”父母，“孝”国家，“孝”人民的劳动成果。于是那些头戴王冠，手捧《孝经》的人们，不得不接受灭亡的命运，呜呼哀哉了。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那时劳动的人们手里会没了“孝”父母，“孝”国家，“孝”人民的劳动成果呢?这一点，理论界早有了答案，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都是私有制，私有制必然会导致财富集中，造成少数人的富裕，多数人的穷困。当多数人的手中没有了孝”父母，“孝”国家，“孝”人民的劳动成果时，这时，教育人们以《孝经》还能管用吗?
实际上，历史上的亡国之君，并不一定全是暴君，也并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然而面对他前辈们积累的矛盾，即使将《孝经》倒背如流，也无济于世了。在这方面，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就是一例。历史对他的评价并非是暴君、昏君，而是一个清明的皇帝。他当权王朝时，“外有后金连连攻逼，内有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燃愈炽，而朝臣中门户之争不绝，疆场上则将骄兵惰。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朱由检殷殷求治。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同时，他平反冤狱，起复天启年间被罢黜官员。全面考核官员，禁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宦官……”可谓善政连连，然而最终却不得不耳听着农民军的呐喊，登上煤山，自缢于寿皇亭。崇祯皇帝之所以有如此结局，非他不励精图治也，明朝之所以有如此结局，非不提倡孝道也，究其因，在于没有全心全意孝民也。在明朝，虽然也不乏贤明之君，但他们实行的是王道之下的仁政，并不去根除财富过分集中，贫富不均这个致命的大毒瘤。
假如孔子的《孝经》是真正效法天地真理的，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作孝道核心的，也许整个中国历史就没有“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皇冠落地”这样的闹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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