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写就的《兰亭集序》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篇文章本身也足够优美，在表达对生命感悟的同时，也表明了一定的在政治立场。文章出世的时候，中国大地正经历风云激荡的岁月。石虎死后，后赵政权的内乱使中原大地血雨腥风。东晋政权中以桓温为首的主战派力主北伐。在永和八年，王羲之旗帜鲜明的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反对北伐。
永和九年的这场集会可算作永和八年故事的延续。这些东晋豪族代表们在祭祀，也在祈祷。他们反对老庄的空谈，他们崇尚的是务实。东晋建立几十年来一直内乱不断。前有王敦专权，后有苏峻乱法，整个东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东晋小朝廷缺乏威仪，只是军阀的联合专政，这才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作为南下士族代表的王谢两家，他们知道要想维护上层阶级利益，必须团结在司马氏周围，拉拢江南士族，建立相对稳固的政权体系。北伐反而是次要的事情。北伐失败，江南有土崩之势;北伐成功，东晋则会出权臣，豪门大族反而会受到严重威胁。因而，这些世家大族对恢复中原不感兴趣，他们纵情于山水之间，维持着体面的平衡。直到平衡无法维持，他们才奋发有为，一如谢安故事。但终究总有覆灭的一天。但王谢依旧辉煌。
《兰亭集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精英的内心独白，他们放弃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只在乎自己心中的平和与安宁。这样，在北方频遭大乱之时，他们仍然无所作为。这第一个机会就是石虎死后，后赵的内乱。
石勒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曾经做了一个自我评价，他认为他比不上刘邦，但和刘秀不分伯仲。在我看来，石勒的综合素质甚至要高于刘邦。但在政治手腕上，刘邦明显高过一筹。刘邦将韩信玩于股掌之间，数次侵夺他的兵权。石勒却坐视石虎不断扩充实力，在石勒死后，完成抢班夺权。
现在的一些人把冉闵抬举得太高了，甚至到了民族英雄，古今第一名将的地步。但实际上，他和石虎是一样的，都是残暴不仁的家伙。作为石氏的养子，他几乎将石氏灭门。冉闵诛杀胡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汉人报仇，而是在于后石虎时代的权力之争。胡人不为他所用，他就要尽灭胡人，而且其中大半还是错杀，死的其实是汉人。后期他还想用高官厚禄拉拢胡人，但终归是失败了。冉闵失败了，北方大地一片狼藉。是另一个少数民族蒲氏也即前秦符氏收拾了旧河山。
东晋士大夫坐观成败，不能招降纳叛，所以才使前秦做大，演绎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谢安也能够横空出世，写尽无数风流。但这又如何呢?不照样上演魏晋南北朝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剧本吗?中华文化的同化其实是腐朽化，南方的士大夫在纸醉金迷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武功尽失。到了王朝末年，一个侯景就让王公贵族们束手无策，真到了兵败如山倒的程度，令人唏嘘不已。
钱理群教授把当代中国精英比作精致利己主义者，其实用其来评价王羲之们也并没有不妥之处。王羲之们对形势的判断有错吗?没有错，甚至有先见之明，是通过对历代故事做理性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他们真正的错误在于他们看到前面的困难太多了，他们选择绕道走，甚至是仰望星空，他们是历史上真实出现的智叟的代表。他们缺乏愚公的精神，愚公看到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永远不失去希望，他就有最大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愚公身先士卒，愿意奉献。而奉献二字恰恰是南渡精英们缺乏的。他们的精明维持了偏安，却让越到后来的统治者越荒淫无道，最终自取灭亡。
真正完成民族融合的是那些没有南渡的人民。他们的家在那里，他们也离不开那里。少数民族政权最大的难题也在政权交接。他们很难避免不出现残暴不仁的统治者。煞神降临，每一次都弄得人神共愤。真正让少数民族皈依的，也来自宗教的感化。这种物质精神的碰撞，实现了儒释道在中国的并轨。少数民族通过新的宗教认识世界，中国的佛家很多东西也来自儒家，这种中国人的智慧，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共和，促进了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在中国的生发。中国人也开始新的制度文明建设，共同创建伟大的国家。
南北的中国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南方的世家大族通过不断深耕，变成了宋朝时侯的文化大族。他们带来了文化上的繁盛，并致力于深耕自己的宗教。程朱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精英的宗教。它的主旨已经与孔老夫子的家国情怀大相径庭了。这种宗教成为精英们内心欲望的格式化。这样的格式化也是足够邪恶的，对女人的束缚，对父权的推崇成为它的显著标志。经过长时段的酝酿，曾经经天纬地的大丈夫，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小男人。朱元璋一度改变，但终究改变不了前进的方向。明朝的灭亡就是统治者极度自私自利酝酿的恶果。清朝后期的故事，也重复了昨日的故事。只是到了毛泽东时代，重提愚公，褒扬人民，才改变历代之风气。只不过近来，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形象也逐渐深入人心了。历史在曲折中往复，《兰亭集序》在千年之中不时回荡。荡漾的结果是什么呢?或许还要下个一千年才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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