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有一个很少被正视的问题：
谁掌握文化，谁就在规定人民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先秦不同。
诸子百家百家争鸣，思想首先属于思想者自己。孟子见君王，可以直斥其非;荀子、韩非、墨子，各执一端而争。那时的知识人，敢问天下，也敢问君王。
那是中国思想最有骨头的时候。
后来呢?
儒学逐渐进入皇权秩序。思想开始服务于秩序，知识开始靠近权力。
从此，文化越来越讲究“正统”。
什么能流传，什么该沉默;什么可以成为经典，什么只能埋进尘土，已经不完全由思想本身决定。
马王堆帛书《德道经》与通行本《道德经》的差异，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
古书可以传下来，古人的原意却未必传下来。
历史留下来的，不一定是最真实的声音，也可能是经过时代筛选之后，最适合留下来的声音。
于是，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深刻变化：
先秦诸子是劝君王，后世学人常常是训百姓。
前者把思想的矛头指向权力，后者往往把思想的规矩施加于人民。
文化由此完成了一次悄无声息的转身。
从批判权力，到解释秩序;从思想独立，到思想依附。
最可怕的还不是禁言。
而是人们久而久之，连自己该思考什么都不知道了。
奴役思想的最高境界，是让被奴役者替自己设置思想的牢笼。
这才是文化奴役最深的一层。
所以，中国缺少的不只是知识，而是独立的文化主体。
没有独立思想者，文化再繁华，也可能只是死水。
毛主席文化思想的特殊之处，就在这里。
他不是简单地继承某一种旧文化，而是在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文化究竟属于谁?历史究竟属于谁?
几千年帝王史，把帝王将相写在中央，把人民写在背景里。
毛主席却把人民推回历史中央。
人民不是被教育、被治理、被书写的对象，而是历史的创造者。
这不是一句漂亮话。
它实际上改变了文化的立场。
过去问的是：
怎样治理人民?
毛主席更关心的是：
怎样让人民成为主人?
过去的文化，常常要求人民服从既定秩序。
毛主席则强调人民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这就是两种文化观最根本的分野。
一个把人民当对象。
一个把人民当主体。
毛主席的文化思想触动的，不只是几个旧观点，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文化权力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艰难。
一个民族的解放，不只是换一种制度，不只是吃饱穿暖。
还必须把思想的缰绳从别人手里夺回来。
否则，身体已经站起来，思想仍然跪着。
人民创造历史，不能只是让人民出现在历史照片里。
更重要的是，让人民拥有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声音。
文化不为人民服务，人民就只能成为文化的被解释者。
而人民一旦永远只能被解释，就永远还没有成为历史的主人。
真正的人民文化，不是替人民说话，而是让人民能够自己说话。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