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76-1991：世界群魔乱舞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终结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大国悲剧》，《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周年祭》，《威胁中国的隐蔽经济战》和俄罗斯人民的反思，其民族主义情绪的复苏，带来了包括对斯大林平反，更带来一系列的史学和历史真相的事后呈现。普京承认苏联解体是当代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久加诺夫领导下的俄罗斯共产党正式给斯大林翻了案，平了反。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不但后悔没有聆听毛主席伟大的智慧性的预言、警告与劝诫，更是在中美关系的每每的紧要关头，以自己高昂的学费警示和劝告中国同行，一定要深深地接受当年苏联的血泪教训：70年积累起来财富与资产几乎一夜间归零：仿佛一瞬间在市场经济的莺歌燕舞之中被内外联手悉数掏空，政治经济更文化发生彻底转移，整个国家经济倒回半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他们几近是煞费苦心地时时警告中国：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按好心肠。
1976：历史的分水岭与大时代的历史回旋——半个世纪的深深怀念与两大帝国的历史节点（2）
那种所谓的苏联与东欧没有发展好自己的经济，没有搞好市场供应，没有安排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在效率、福利经济或物质利益上，让人民得到实惠，从而未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从而导致了自身国家建设与发展失败，导致了社会主义阵营与制度，在国际竞争上的处于下风，引来了人民自发绝决和彻底地抛弃，非但是全然没有事实根据的，更是无中生有，且故意把水搅浑的鬼蜮伎俩。
另外一种版本是声称苏联单纯地追求军事霸权和同美国一味地争夺世界霸权的军事冒险与豪赌，造成了缺乏国民经济真实实力支撑的‘要大炮还是黄油’的根本性比例失调，属于打肿脸充胖子的自不量力，自己把自己葬送在了输出革命的霸权路上。这包含了部分真实与真理，仍然既不是要害，也非本质规定。
更具有杀伤力的是对包括道路、制度、体制、方式方法的所谓反思和定论，或者说对根本社会制度与模式上的错误的主流话语与认知。这方面的指责、逻辑、历史与经验相合地回溯及建构，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政治哲学，社会学架构的合成，造成了整个世界的一时间的黑云压城，对所谓的斯大林模式的指责，远远超出了仅仅是重工业优先的，按产值而非利润核算的，举国计划经济完整一盘棋的，或者绝对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僵化，指导性计划，尤其是市场调节的完全缺失，凡此种种，并由此出发，组合起来便自然而然地会导致出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与僵化，市场供应的严重不足，以至于短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的顽症与痼疾，即令是充分就业和消灭失业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是以排队经济和隐蔽失业的暗淡无光为代价和补充的。
而同命令经济与短缺经济相匹配和适应，政治上的建构，就是命令或行政大一统与严格一律，是官僚主义的长官意志，和特权阶级与阶层的物资供应。相应的一党专政之必然的领袖集团垄断甚至独裁执政态势，就是集权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的统治，其中包括思想控制在内的钳制或消灭自由，警察社会，思想僵化，灵魂单一，信仰乌有，精神唯物，也就是政治集权或极权，组织的彻底一统和决绝完备，良心自由的不复存在，价值单一和多样化消失，整个社会国家，朝向着集体主义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新村和共产主义的大一统建构方向发展和前进。
上述的这一切的宏观(大)-中观-微观叙事和主流话语建构，当然是西方文化与文明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的历史与现实的所谓复盘和‘实证’印象，但却不是完全的西方战略家和政客们的全然凭空杜撰和单维度精神操控之结果。事实上，源头上的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一直到第三国际的经验老道的修正主义者，尤其是从原生态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特别是赫鲁晓芙的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及其由此开启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与国家转变，并在更加肆无忌惮传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登峰造极，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包括自我矮化，自宫性行为，国家治理与经济建设的方式方法，为西方话语和宣传既提供了弹药，又为其树立起了靶子，甚至是样板。
而在中国，情况就更加复杂多样。从根本上说，这幅漫画性的纯粹的演绎推论和假性的归纳或具有强烈伪装偏好的虚假实证建构，对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实在(体)、道路、历史是全然不合适的，是纯粹的胡编乱造和弥天大谎。中国的革命与战争，建设与发展，变革与调控，经济起飞与起飞前的准国民经济的全新建构，包含着崭新的生动活泼的，充满了创造性、庄严性、艺术性和文明性的历史原创和社会的系统化建构。
早在井冈山、延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多个根据地革命发展时期，也包括西柏坡在内的全部的中国红色政权的战争与革命时期，新中国前身的苏维埃特区(苏区)和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已经同革命政权和军队建设一同展开了。
同历史上的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纯军事武装暴动起义式革命，城市武装暴动迅速夺取政权，几乎未涉及经济管理和社会经济建设，革命与建设完全是两步走，两阶段展开的方式自然全然不同，中国的二十二年的血与火的革命战争，始终伴随着独立自主的，区域性的但却类似中央政权与体系下的虽有别于国家政权的全产业化经济，其甚至也几近包含有中央银行，国家政权货币或法币，财政经济与银行，党政军内部的物资调拨与统制经济，或者战时经济体制，同边区根据地的完全的商品经济的并存不悖。
人民解放军及其前身的，人民子弟兵，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由于其出身，宗旨，作风和纪律，其同时作为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遵守和服从的绝对命令和坚决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非仅仅是在南泥湾三五九旅的王震将军领导下的大生产运动里才得以开始和展开的特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其尽可能的一贯的建军原则。建国前后的新疆建设兵团，黑龙江建设兵团，云南建设兵团在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即令是红军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解放战争时期与后期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革命政策与执行，中国也采取的是打击狂妄、敌对、反动的大地主，分化和联合中小地主，尤其留有余地，给其生存出路，对富农则更是尽可能保护其生产力和积极性。而这样的政策就更适用于农业行家里手的中农。
毛泽东在革命伊始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其最为伟大的光辉思想与战略政策之灵活性，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对象与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大封建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其经济财富的没收，归公，对其存在整体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消灭，或者其阶级整体存在的意义、价值和条件之取缔和消灭，是同时对其阶级分子的个体、肉体的容许存在与实际保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同苏联的集体农庄时期的镇压，消灭，流放式的取缔与消灭方式是全然不同的。
早期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制定和坚守的这种温和的阶级改造路线与方式，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大帽子。而其后来在建国前后的初期的土地改革和三反五反运动中，更在后来的一化三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不但得到了完全保留，而且被更加系统化、完整化，从而得到了真正的发扬光大。
新中国的工业化，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系统地推进现代化建设，更是走了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光辉道路。毫无疑问，中国借鉴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发展经验，更吸取了他们的经验教训，新中国在选择一边倒政策的同时，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并成为主力军的抗美援朝，这一立国之战极大地赢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敬重、信赖和全身心全方位的帮助。新中国一方面迎来了苏东各国上万名的科学技术人员与工程师的兄弟般的手把手教技术与操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和技术诀窍的传递，在一五期间，通过一百五十六个巨型项目的引进，附之以配套的上千个大型国家项目，一举从最基本上，建成了新中国的相对完整、系统、全面的工业体系和现代的国民经济体系。
与此同时，中国又向这些发达的国家，派去了上万名留学生，由苏东国家为我国培养了一批现代企业和经济技术骨干，同时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新中国的社会威望、超巨引力和伟大的动员力，滞留欧美发达国家的数千位顶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一流工程技术人员，自觉主动地放弃了他们在国外优渥的工作与生活待遇，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投身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李四光、钱学森、郭永怀、邓稼先、华罗庚、钱三强、竺可桢、谈家桢等等等等，这些响亮和伟大的名字，是同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并行不悖的科学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恢弘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胡适的所谓全盘西化，其英文为“wholesale western civilization”.其表面上看似完整、系统、科学，又不预设民族国家立场而貌似客观公正，但其本质上同近代历史先后出现的诸如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边倒的西学东渐，或者到一定阶段的中学西渐等等一样，都是带有片面性的无条件地简单化思维，缺乏内在依据和合理性的。至于随着五四运动而兴起的无论是打倒孔家店，还是科玄大战的论战双方，无论是主义与问题之争的胡适一方，还是东西方哲学的论战，更所谓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现，都是绝对失之偏颇的。
毛泽东的开放态度，向外国学习，对外学习借鉴的系统观，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的科学而真诚的态度。毛泽东判断显示出其超人的科学性、有效性、系统性与完备性。毛泽东从两岁到八岁期间生活在颇有书香门第气息的外婆家里，由于其天资聪颖，受到了中华古典文献的系统性的启蒙教育，而从八岁到十七岁又在韶山私塾更进一步完成了其中华文化与经典包括四书五经在内，更有经史子集的全面系统教化与灌输。17岁后，东山学堂，长沙省立图书馆自修，特别是五年的绝对科班似的湖南一师的本科教育，为其国学、大国学、新学(西学)、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科学以及包括逻辑、伦理、政治哲学、社会学、自然科学与生物、人文、地质、地理或者人文科学的系统性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近代中国的包括诸多仁人志士在内的或者固守着“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学与教育也在内)不如人，种(人种)不如人”的打倒孔家店的全盘否定中华古学，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不同，他不但以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存在与化育为荣和颇为引以为自豪，并高扬着自己的头颅，昂首挺胸，一往无前，另一方面，他对民智愚昧不开，统治集团与阶级的堕落腐败和集体下沉，中国人在知识系统，科学界的思想痼疾，技术落后，产业无能与现代工业与产业的基础上的根基上的整体上的完全缺失，精神系统的几乎丧失殆尽，甚至思维方式和知识与精神产品方面的弊端、匮乏和极度落后深恶痛绝——诸如逻辑性湮灭在差不离主义之中，思辩能力严重退化和根本不足，科学精神与执着的荡然无存，纯知性与知识兴味了了，千古不变的急功近利，小聪明，不求甚解的马马虎虎，不求甚解，精益求精的不复存在——更痛下决心要加以克服和予以彻底改造。
同中国历史上的佛学或释理的被动化的引入，尤其是唐朝时期的韩愈为代表的强烈的单纯排斥与简单化的拒绝不同，毛泽东的新中国，对科学与技术体系，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艺术，对精神心理与知识形态，进行了高水平的区分与把握。
针对古代，特别是近现代中国人的思维与思想体系的根本性弊端，和实质性的缺失，他坚决彻底地加以摈弃和批判，无条件地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在这一点上，他仅仅相信，绝对服从真理别无二致，这就是对真理只能服从没有半点含糊的余地，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和来不得一丝一毫的犹豫不决和动摇，他不但为自己早年的系统受教中，缺乏足够多和高水平的数理化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训练而念念不忘甚至于耿耿于怀，更在给自己留学苏联的两个儿子的信中，明确告诉他们“趁着年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毛泽东当然没有遇到像西方的启蒙运动所造成的实证主义的困惑，必须面对诸如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海德格尔哲学、雅斯贝尔斯哲学、伽达默尔哲学、卡西尔哲学，或者马科斯˙韦伯、利奥˙斯特劳斯等所面对的那样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真善美之间的博弈和打架问题与困扰。在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切严肃的哲学系统、学理体系时，当然没有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摇摆和困惑，在面对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同古代和近代中国人文学业和思维系统时，他既没有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装腔作势与装模作样，也没有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启蒙与辩证理性或者原子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历史主义的类似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那般的科学哲学的过渡挑剔与浪漫。
而是几经虔诚的，就如同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样，全身心，并身体力行地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科学进军，完全真诚地拥抱自然科学。毛泽东的这种自然科学的“全盘西化”，更在中小学的教育体系，教材编写，高等教育系统和系统完备科学研究机构化的体系构建中，得到完全彻底的贯彻执行。中国没有李森科那样的生物学荒唐，他坚决支持谈家桢所持的美国孟德尔的生物遗传理论学系。在科学与学习上，他主张和恪守绝对的百家争鸣。对自然科学或硬科学与技术的尊重与敬畏，对科学家的爱护、保护，和绝对信任更充分放手的任贤使能，使得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快速追赶和超越，即令在文革时期都丝毫没有动摇和放松过。
新中国的硬科学，绝非仅仅是核物理和航天相关学科。毛泽东时期的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识和无意识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对于哲学王的毛泽东，就其学理与学科偏好的一心要打造一个红彤彤的哲学王国的他来说，其全民全国的科学选择与偏好，如此的普适价值取向的背后，绝对折射出了当时的社会职业，名誉地位，待遇与社会尊重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心理态势。
四、1976-1980：世界思想真空叠加权威真空，加上权力真空和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历史终结的元年启动
人类社会文明的时间历史，并不如同牛顿经典力学中的绝对时空概念一样，它们决不是均匀流失的和严格可逆的，宛如时钟滴滴答答敲打那样的绝对相等的时间间隔和时光流逝。相反，在历史学家们维度上，它们展现出来的绝非是一望无际的绝对齐平的时间光亮和闪耀，而是充满了高山与峡谷的跌宕起伏和惊悚迂回。历史时间长河的川流不息是同真实的大江大河的流转存续一样，展现出了惊人的瞬间时段的喧闹与咆哮和宁静与平缓交替出现的。
就近现代史而言，1939-40年，1860-64年，1871年，1893年，1914-18年，1917年，1929-33年，1931-1945年，1949年，1950-53年，1966-69年，1976年的是年份与时段，显然是远远不同于其它普通年份与时段的时间点-段。当然这些年份与时间节点，因由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的力量对比，非常的社会情绪与思潮，非常的政治错乱，非常的思想文化与艺术冲击波，成为一些国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转折关头和新历史起点，或者某种退潮回流，反动的历史契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的去世，为周朱毛三位一体和一个伟大的大时代画上了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句号。处于举国哀悼和山河同悲的历史时期，人们并没有任何的自觉意识和心灵感受，对这一人类不可估量的损失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回应，哪怕是应有的醒觉与反思。相反，仅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光隧道中，华夏儿女就从巨大的悲痛之中，走向全国全民的走上街头，欢庆所谓胜利，为当时的政治局面而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地庆贺粉碎四人帮和对英明领袖的颂扬之欢天喜地的极度社会亢奋情绪和氛围之中。而后又迅速进入了美酒飘香的祝酒歌的旋律和春风叙事的‘春登’喜悦里。
尽管此前的历史已经让国人在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小球推动大球的天才外交，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全球统合和统战的威力，全球政要的中南海朝拜和地缘政治的巨大改写，包括1966年全球性的红色风暴的中国输出，红宝书，毛泽东思想，神秘古老的东方古国的现代社会主义崭新形象的历史性地确立，尤其是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和由此开启的其毕生随后的一百次的复访的所谓“改变世界一周”的陪同尼克松总统夫妇的对华访问，到新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合乎理性的一贯与联动，但所谓改革开放大潮和严格说来思潮一起，瞬间带来的历史颠倒和画面改写，却是由橱窗国家，发达国家的炫耀性消费，日法高速铁路的震撼，亚洲四小龙等的‘经济奇迹’，欧美国家的高度乃至后发达的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世外桃园所带来了神魂颠倒。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新长征，振兴中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统统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统合之下，由伤痕文学，解冻文学，暴露文学，谴责文学，乃至清算文学和以西方经济学和主流话语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乃至新社会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开始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包装之下，更由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及其后的特色论，‘特别是’断语与叙事的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法律到社会学，从哲学到艺术美学，特别是宣传教育与文化意识形态阵地，转变成了同前三十年社会主义伟业与功勋的全局性的整体化的绝对性的清一色的对立，否定，批判，和另行叙事，并进入到了几乎全面地推倒从来的迂回曲折发展过程之中。
如今人们回溯这个历史时期，普遍历史界定好像是改革开放的理想化阶段，同九十年代以后(92南巡讲话被皇埔评定调后)的情形相比，其似乎依然在理想化合理性化的社会进程之下。1976年之后福特果然正如毛主席当面告诫和敲打，并真正担心地那样未能成功连任美国总统，上台的卡特总统，他虽然出自民主党但却并未逆转共和党总统的中国行之外交政策，于1979年正式完成了中美建交，而1980年卡特未能取得连任，不得不交棒于里根总统，而这一切似乎全然未能被解读为世界权力格局和政经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之前奏。
而世界与人类历史的这个当代的空档期，从根本取向和体系架构上的思想理论上的真空，历史与现实权威与建构的真空，相应意义上的权力真空，丝毫没有引起任何意义上的，包括中外的普遍和广泛的重视。历史就在这样浑沌的甚至稀里糊涂的过程中，完成了几近彻底的转型。苏联勃列日涅夫还在位，但他本人就是一个十足的轻佻，虚荣，极度平庸的历史存在和病夫沙皇。而在这一两年时间里铁托和他本人也都相继去世。
“摸着石头过河”能成为指导思想和战略规划吗?其能同《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相提并论吗?不争论能成为统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思想武器和灵魂操守吗?实用主义哲学可以成为中国与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吗?承包制、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除了短期的激励过度，在资产资本与投入的价值回收和中长期的投资建构中可能不带来杀鸡取卵，一锤子买卖，急功近利之竭泽而渔和生态污染灾难吗?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叠加上主体主流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雇佣劳动，在所谓的要素市场的竞争博弈过程中，劳动能不贬值，劳动人民主人公地位能不丧失，资本能不战胜劳动与一般性自然资源，成为工业司令官，金融操盘手，经济统帅和灵魂，社会人类文明的主宰吗?
‘十个没有’是可被明确检验的实证与现实描写，而‘十个如果’不是完全空头支票的历史设问和事后无力回天的推卸责任的‘高贵的胡说’，那又能是什么呢?或者是如同休克疗法的麻醉剂和历史大忽悠一样，没有机制设计，历史演进方向与规律特别是牵涉到的社会制度保证的任何战略性透彻分析研判和相应的规划，配套的政策宣讲和未来叙述，那些如果设问的说词也自然只能是欺人之谈。
思想理论真空与权威真空若转化为权力与接班人队伍，特别是权力巅峰和领袖集团的真空，那么等待人类命运的就是比‘造化弄人’还要悲惨十倍的暗无天日。1976-80年代，世界进入了战后黄金时代的彻底结束，从苏联叛徒集团这些“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掌握党和国家命脉和国家政权以后，到芝加哥大男孩儿的休克主义震荡疗法的先曲前奏引领下的里根-撒切尔夫人之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内外资本疯狂，从春登大宇和胡汉三还乡团的集合号吹响，从上下其手到亚非拉或全世界的转型经济铁律：市场万能论神话下的政治正确和国际社会意识形态疯狂与变味，社会主义阵营大体崩盘，资本主义阵营昂首挺胸，社会主义阵营及其效率与公平双重优势的巨大压力由此渐进消失，资本主义再也无需福利社会、福利国家等政治减压阀加以敷衍，超级资本主义于是携带话语权，优越感，胜出之势头的种种风雷激荡，横扫全球，社会主义在遭受内外批判、谴责与非难之下，简直可以说不是苟延残喘，就是战战兢兢哆哆嗦嗦，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理性自由审判，或干脆就是所谓的金钱物质挂帅的所谓‘硬道理’之下，靠着忏悔认罪，自我批判和否定，完全自我推翻的方式，走上了一条所谓的与国际接轨之路。
五、哲学王-实践神-道德范(仙)：新中国的神圣三位一体与其神(圣)操作
传统中国与旧中国、旧社会不是同一个概念。旧中国、旧社会时期古典传统中国的一切末代王朝之全部弊端和毒素毒瘤，面对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下的不知所措，那位裱糊匠的所有左右逢源，那上下内外的全方位糊弄和举国黑暗，全民愚昧，心智不开，鲁迅笔下的坐稳了的奴才的昏聩无助和莫名其妙的沾沾自喜纠合在一起的。
从思想精神层面上看，传统古典中国的三易或四易的综合合成辩证法，辩证思维的进取与逆天改命，敢教日月换新天，或者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疑惑是哪吒闹海，直捣龙王殿，向上奋进的‘苟日新日日新’的心理态势与精神品格，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四平八稳，八面玲珑，互不得罪，互给面子的‘一方唱罢我登场’，轮流坐庄，各领风骚两三天，中庸之道，孔孟之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更是朝野上下装腔作势，拿腔拿调，附庸风雅，自命不凡所取代。
不只是黄炎培的一般历史周期率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由兴至盛转衰彻败的三大普遍性政治癌变：“政怠宦成，求荣取辱，人亡政息”之一致性体现，更是在错误诊断把脉，无头苍蝇般地左试右验，或是单纯技术兵工业打造与专注的洋务运动，或是官商督办的实业救国，却压根就没有郑观应的赢得商战全胜的大文明思维和兵法经贸战略统筹，而仅仅是在充满了片面性，单纯性的急功近利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般性的技术手段或简直就是机械兵工厂引进和加以同化的思路与体制上打转转。
魏源和郑观应，尤其是后者当然不是这样，但朝野上下的精神内核却要么是乾隆爷似的盲目自大，要么是自康熙以至曾国藩李鸿章似的学业自足和军兵私家私产的简单堆砌，根本就没有国家意志，国家动员，国民联合奋进，更有甚者代表着古今中外最为腐朽反动的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垂帘听政，竭尽无耻之能事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余国之欢心”的‘宁与洋鬼不与家奴’的精神奇葩和阳痿，如此的统治路数和统治丑陋左右的朝堂上下，更以中国千年固有的来自《三国演义》的精神意志品格泛化，而非《三国志》的真正历史脉动，更确切地说是以《金瓶梅》，《肉蒲团》和《红楼梦》里的病态畸形大官人西门庆，潘金莲和不碍世事的贾宝玉的荒唐神经来经营人生，操家市场，打理政府和国家，治理城乡，管理社会与经贸往来，统领国家军政与外交。
从知识系统、结构和知识面域与内涵上说，传统中国数千年领先于世的局面，随着西方的在从中国引进的以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成千上万技术发明(含技术创新与变迁的制度建构与社会经济体制)，中华医药、饮食、市政规划，乃至包括亭台楼阁和中国园林在内的中华建筑和中华艺术与鉴赏，甚至包括中国的科举文官制度和大一统的国家制度建构后，在以显微镜、望远镜为标志的微观、宏观的视界拓展和科学观察与新发现，在大航海时代、地理大发现的地理世界的真实探险发见，其所带来的包括地球是圆的星球宇宙观在内的改变，最先进、最发达、最高级的知识体系，知识前置，知识构成，知识面向，所有这些方面统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西方文明由原来的跟跑、落后甚至可谓贫穷野蛮愚昧，变成了领先超前甚至具有碾压优势和降维打击能力的绝对占优。
西方社会与文明的古代社会的形而上学与神学一统天下被打破后，自然科学和启蒙运动下的人文科学与艺术，不但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而且既发生了革命的形式与内容方面的变化，又重构和重建了一切意识领域与常识形态，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推崇知识，讲究文化，在理性与动态的思辨中，在可证伪可反驳可验证可推翻和常规革命的交替中，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知识传承、体系和结构。
怀疑一切，论辩与分析，理性推理与思辨证明，而非诉诸于神明，神迹，神话，诉诸于自古天条，圣人权威，约定俗成，诉诸于僧侣教皇和世俗显贵，诉诸于大人先生之名流正统。
与此相对照，旧中国旧社会迟至1905年方废除科举考试，在此之前，明朝以降，其所开启的八股文，也包括古文，经史子集，不但满天飞，控制朝野思维，而且进不了老百姓的思想领地与情趣范围。而经史子集的老古董完全是以宋学或理学以降的天理大道的神圣不可侵犯，后来的陆王心学的天马行空的极端化的主观唯心主义为圭臬，秀才举子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平民百姓80%(或90%准100%)以上的文言文哪怕是极为简单的书面语的睁眼瞎大文盲，他们与文字书籍知识世界无关无缘，不得不在以诈欺诈千古不变的封建迷信的知识氛围下苟活和残存。
从经贸产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上看，西方在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美洲金银-非洲奴隶-东方物品的大三角贸易循环流转，蒸汽机和纺纱机为标志的能源动力和机器生产的初级革命后，从钢铁、军工枪炮，轮船和普遍化的制造业，进入了不断升级换代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乃至经济革命大演变之中。这其中，固然有着不断的市场交易猫腻，技术产业骗局，至少是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或者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被盲目的市场供求所左右着，带来天量的真实成本和效能上的损失，但统一大市场，世界大市场，技术产业乃至经济不但不断创新，更辅之以科学革命，发明创造，真理与理性执着，至少是形式化的自由与开放，丰裕和进步。
与此世界朝变大相径庭，中晚大清、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却是日渐腐败昏聩，反动糜烂和堕落透顶，它们当真是莫名其妙地孤芳自赏，国家意志和治理上的闭关锁国，闭目塞听，意淫自乐，同世界大潮非但不接，简直是背道而驰。尽管从1860起，满清王朝下的洋务运动就已经开启，甚至比之日本明治维新还要早，也似乎早于美国内战后的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引领的私人资本主义狂潮，但近百年的洋务运动的终极结果，却是铁路总里程的两万余公里，不及印度的或说5万公里或者7万公里的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火柴叫洋火，铁钉子叫洋钉，水泥叫洋灰，煤油叫洋油，更不必说洋枪洋炮，洋船洋舰，更有甚者，西服叫洋服，从洋纱到洋布再到洋蜡，更有甚者洋米洋面，我数千年的农业大国，经济大国，制造大国，科技产业大国，更早在汉唐宋时期，就已经发现了石油和利用了煤炭的超级古代经济大国，而不必说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数以千万计的领先于世的发明创造和产业演进与都城管理，在短短的一两百年的历史时光里，以自由落体速度下滑，从经贸到人文，从军武到人体素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东亚病夫’。
旧中国旧社会的真实画像是绝对的统治无能，治理失败，暗无天日，堕入深谷，一盘散沙，积贫积弱，满目疮痍，饿殍遍地，却以散布其间的大大小小的十里洋场的上海，灯红酒绿的北京等都城之光鲜靓丽和觥筹交错加以点缀。
无论是从历史长中短周期上看，还是从世界与人类文明史的大境遇博弈角度看，无论是从正统欧美强国和老牌儿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与占位看，还是从脱亚入欧的日本军国的咄咄逼人看，无论是从人均资源资本、设备、技术、产业、基础设施看，还是从人口压力，资源与生态压力，国际经济环境来看，中国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各大国兴衰的历史宿命注定了中国只能走向体面的解体，最终在文明长河的自然消失画廊里，华夏会成为最后那一抹的历史记忆，沉寂和远去的无影无踪。
然而，毛周朱这新中国的三位一体，中华民族在世界近现代风云催生下，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原理，科学与精神，同传统中华文明精神与历史脉动的结构性一致与相合，造成了中华的尧舜-桀纣文化母题主导面的当代版本和中华当代圣人的横空出世，把传统中国的广义性的精气神或更确切的政治哲学与政治审美的圣人魂灵与情结，和中华儒释道-法墨兵的三位一体拓展到世人面前。
第一新中国的襁褓与接生婆是暴力革命，是武装斗争，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红色割据，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迂回和以弱当强以弱胜强的持久战，但这种革命法事，革命逻辑，革命宪政与治理教化，全然不同于古代中国的纯粹皇权家天下的大一统改朝换代的追逐和展开，不同于历史上的清一色的‘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的武文逆转，不同于打天下做江山的革命起义造反的天经地义，不同于黄炎培的高度概括地纵观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哲学的形式化论说的历史周期率(同斯宾格勒的鸿篇巨制《西方的衰落》思想和结论是一样的)。
相反，毛周朱的伟大政治战略联盟，价值取向，灵魂操守，品格志向，劳动人民江山之主权-治权的牢固确立与持守，使新中国从人民战争走向人民变革(改革)，并通向人民建设与发展。这里没有革命与执政的两分法，没有打天下做江山的古往今来的统治自赋，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停止革命，终极革命，更革命反转和倒退乃至大反革命，哪怕是巩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论。
革命这一宏大叙事和历史使命是在一种以走向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连续的，不停顿的历史推进和自觉担当。这既包括民族解放战争，又包括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与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阶级阵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在一化三改后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初级体系与形态正常和精确地运行一个阶段之后，面对国内外党内外的一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新老)的代理人与同盟的复辟图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不战而胜，如何在一国和少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确立之后继续革命，建设与发展出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支援和领导世界革命，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完成之后，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尤其是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着的工作中心——，例如新中国先后步入的以城市工作为重心，以向科学技术进军为中心，以工业化和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为中心，以四个现代化为中心，而又始终反修防修和反复辟倒退，举本统木，以阶级斗争(广义地说包括国际政经乃至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包围，与含有社会主义文化与精神大革命)为纲，统领统辖各项事业和斗争。
毛周朱大三角，大联盟，形成了一种新中国的三位一体，显示出从井冈山斗争历史形成的朱毛红军，到长征尤其是遵义会议的当真最高领导集团的联盟，到延安抗战八年，解放战争三、四年的牢不可破，始终延续到整个的前三十年的新中国的稳定框架结构。总理与朱老总文革期间，同毛主席灵魂与追逐上的高度一致和深度共鸣，绝非仅仅是老革命家的可圈可点，而是一代天骄的伟大战略统帅集团的生死与共和忘我无我之奋进。
美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没有毛泽东这样的圣贤和毛周朱这样的伟大领袖集团核心。苏联没有中国革命的道路，虽然有列宁的天才创造和斯大林的强有力的实践与推进。美帝国这等缺失和历史无助与无能，既是由其资本主义制度体系本身决定的，也是由于其国家国民历史的短暂和浅薄无知，以及其民族心理和性格，其文化建构的内在致命伤所决定的。
中华的圣人文化文明基因，西方的哲学王的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期盼，近代中国的远非百年耻辱所能概括的了的时代悲剧和历史悲剧，社会文明与文化的大悲剧，同世界与时代文明文化激荡，经由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与传入，凭借着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启示，在中国近代的早于巴黎公社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其后的)义和团运动的相继失败，在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甲，日俄战争的失败，大小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一千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在毛周朱为象征、领导和统合的新中国的人民战争，人民革命，人民建设和人民发展的现当代共产主义体系与信仰的伟大示范下，得到彻底清除和伟大逆转，更进一步实现了古老文明的历史性越迁、转型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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