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专著《〈道德经〉本义旨要》经过三年的等待，最近出版了。
前些时，有几位先生先后在《乌有之乡》网刊上谈论了《道德经》，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没有新意，而且多有错误。他们的错误，在余秋雨和王蒙等人的《道德经》专著中也有较多存在。如开宗明义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讲错了，歪曲了老子写《道德经》的本意。他们说，道是说不明白的，能够说明白的，就不是真正的道。这不是拿老子开玩笑吗?说不明白，他写《道德经》干什么?老子的道讲得很透徹，全本《道德经》都在讲道，系统、明白，无可指责。老子自己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知我者希，则我者贵”(《道德经》第70章);又说：“上士闻道 ，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道德经》第41章)。如果说老子的道是说不明白的，只有“下士”才会这样，老子会在天上责备他们的。
我们的研究《道德经》的学者，是在儒学的包围中成长的，满脑子都是“道就是规律、天命”，就是“仁义礼智 ”“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思想，用这些思想作武器去研究《道德经》，绝对解释不了老子的“道”“德”“无为”“上德不德”“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等概念和判断。我的新书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
做学问，只能对事不对人。余秋雨和王蒙都是大作家，在学界有崇高地位。他们渊博的知识，卓越的文笔，超然的影响 ，早已载入中国文学史册，这是不可动摇的。在我这里，对他们的批评与尊敬是统一的。
我的新书有一个《序言》，将作为另一篇稿子投送《乌有之乡》。
这样的文章为什么要投送《乌有之乡》呢?原因有二：其一，此前已经有人在此园地讲过《道德经》了，有先例。其二，《乌有之乡》这个刊物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作者，他们作风严谨、正派。用马克思主义谈论《道德经》，批判儒家学说，他们容易讲道理。
老子与孔子同时，年长于孔子。《道德经》成书时，孔子的儒学尚未形成。老子接受过孔子以前周代初年形成的礼法教育，但是绝对没有受到孔子儒学的影响，这是必须肯定的。所以，《道德经》中没有孔子儒学的影响。然而，我们的研究者，满脑子儒家学说，总爱将《道德经》中的句子拖到儒家的花园里浇水施肥、乔妆改扮后再端出来，不然他们就讲不下去，出洋相，制造学术矛盾。老子肯定懂得孔子以前的礼制思想，但他是批判礼制的，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我的新书对这句话有详细解释，其他任何学者都没有正确解释，但我在这里不展开)。 老子对礼制的批评是很深刻的，他将社会动乱的根源，人们之间的薄情寡义归罪于礼。老子是有道理的。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他的意思是说，我的道是说得明白的，只是和你们大家常说的不一样。的确，《道德经》处处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说要发展教育，谨庠序之教 ，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还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别人鼓吹“圣人”，老子说“绝圣弃知，民利百倍”，《道德经》从头到尾不提尧舜禹汤文武。别人的“道”是天命，是规律，老子一万个不赞成，他说道是物，是无为，“道法自然”。总之，处处不一样，而他是说清楚了的。讲解者说，道是说不清楚的，就把《道德经》搞成了玄学，很多地方按虚无缥缈去讲，越讲越玄，越讲越显得有学问。不是这样的，《道德经》是伟大的社会改造理论专著，每一个章节，都是写实，没有玄学。
我不是为新书做广告，我是为要重新研究《道德经》做呼吁。在古代封建社会，人们对《道德经》里面的话不能讲透，谁也不敢讲，因为老子是反剥削、反压迫的，是否定帝王和政权的，谁也不敢讲透。现在不同了，可以讲透了。老子的思想产生于中国，但他解放劳动人民的思想属于全世界。我们要重新认识《道德经》，这是我的出发点。
( 2026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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