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重大问题。那些主张瓜分、肢解国有经济的人提出以“国富民穷”作为分配改革的前提，实际上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的不公平。而初次分配不公的主要来源不是国有经济，而是私营企业经济及腐败造成的不公平问题。

因此，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不能靠瓜分肢解国有资产。相反，国有企业必须深化改革，使之改好，而绝不是改掉，否则必将严重动摇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党的领导，导致历史性灾难。用瓜分国有资产弥补社保基金等于饮鸩止渴，中国必须循序渐进积累，多渠道汇集，应优先化解分配最不公平的问题，然后逐步深入配套，最终解决全部问题。

“朝鲜半岛无核化”本是美国追求的目标，但由于中国的外交当局也一直跟着美国高唱“无核化”，结果竟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国的责任，反复演奏这一旋律成了中国的自我丑化：朝鲜核试验成功彰显了中国的外交失败，主流媒体的渲染竟使得全民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挫败感。

这里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朝鲜“核武化”仅仅是现象，而根源则是朝鲜半岛南北双方获得的安全保障不均衡。简言之，就是韩国的安全获得充分的保障，包括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朝鲜的安全却基本上只能靠自己。但国内不少学者却没有注意到或者刻意忽视了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亟需实现话语转换——用“朝鲜半岛永久和平”取代“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解决朝鲜的安全问题，来为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开辟道路，通过实现“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不必为和西方作对而作对，也不必特别在意西方会怎么想，而是敢于根据自己的理念、利益，提出自己的外交话语，亮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如此才能摆脱被动局面，也才能和西方建立起真正的相互信任——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美国那样。

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本应该遵守平衡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去核实事实，以免偏听偏信。但在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媒体为了片面追求“真相”，会偏听偏信事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而有意无意地屏蔽反对者的声音。最近的例子是李庄。

稍微留心一下最近李庄的报道就会发现，从头至尾却只有李庄一个人。李庄说他被刑讯逼供了，媒体就写他他被刑讯逼供了，李庄说重庆不是打黑，是黑打，媒体就说重庆是黑打。在听李庄说完之后，按理说还需要找重庆警方核实，至少需要重庆警方做一个官方回应。然而这都没有。经常有人讲司法要独立。而现实是只要法院的结果跟媒体不一样，媒体就说司法不独立。如果是这样，媒体要的不是法治，而是媒治。而且，有意思的是，最近关于重庆、王立军和李庄案的报道中，重庆的老百姓都被忽略了，就像他们不存在似的。

《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文，21世纪的战争将由3种相互重迭的战争形态来主导：硅战争、铁战争和影子战争。美国必须设计一种新的准备和投资策略来有效地应对这三种战争。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把大量资源主要投入在它长期占主导的方面——铁战争。这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硅战争以网络技术为核心，但也会包括高度复杂的武器和新形式的犯罪——从恶意生物特工到重要设施的毁灭。这些战争展示了“高水准”——美国可能会面临致命的尖端科技、高级军力和实质性金融资源的三连击。大多数民族国家还是会通过传统武器（铁战争）来建立军事力量，但同时也会在网络和非常规战争力量方面寻求利益。影子战争是第三种潜在的战争形式。“9.11”事件之后长达10年的非常规战争，使美国获得了在这方面的经验。无人机、特种部队、情报活动和其他非传统战争的工具仍将供不应求。

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近日表示，“很多人都说房地产业作为支柱性行业，我查了一下文件，没有这句话。”然而，经网友查证，多份文件显示房地产曾被中央明确称为支柱性产业。政府官员对重要政府文件的不熟悉令人咋舌。同时，也有网友认为，这可能是政府官员想推卸发展房地产造成全国性的矛盾的责任。

然而，十年房地产政策的结果是“十年九调越调越涨”。在国务院主推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同时，产生了海量的富豪和巨大的两极分化。据近日发布的胡润“2013全球富豪榜”显示，全球十大房地产商中就有7人在中国。

法律学者吴丹红谈到，这十年房价暴涨源于2003年国务院18号文将房地产定为支柱产业。原本八成人可住进经适房变成只有两成人可以申请经适房。

去年年初，阎学通在论述有关叙利亚问题上的中国决策时，曾抛出了一个“大胆”的话题：中俄之间可以成为盟友吗?当时此话一出，反对者众多。但一年之后，阎学通反而更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中俄接近对中国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有利于民族振兴。我国与所有大国都建立了各种不同的战略合作关系，但真正有实质性战略内容的只有中俄战略伙伴关系。随着我国崛起加速，国际体系压力上升加快，我对中俄同盟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因此结盟比不结盟对我有利，早结盟比晚结盟对我利大。

世界强国的基础不仅是物质力量，还包括了战略诚信和众多的盟友。如果以秦统一以来的历史为据，中国的对外政策历来都是结盟的。新中国成立以来，1949-1981年的30多年里中国也是结盟的，只是1982年以后才采取不结盟政策。放弃这个权宜之计回归结盟的主体原则是合理的。而且结盟是当前的时代潮流，世界上结盟的国家多于不结盟的国家。除中国之外，所有的世界大国都结盟。中国是唯的一个例外。

自由主义认为土地应该私有化，私有化以后，政府圈地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房地产引发的腐败也消除了，农民的增收、城市化和土地的规模经营也解决了。这种考虑是不恰当的。

然而土地流转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而此前这一领域并无很好的制度安排，因此积累了许多问题。如农业用地转为工商业使用问题就很复杂，在空间上，土地价格因离中心城镇的距离而递减；在时间上，随着工商业的不断积聚，地价就不断上涨，不同时间的地价就不一样。

虽然2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实质是整个城市化的成本，最后由对农民的低补偿，还有城市化人口承担的高房价来支付。但这条城市化的道路有其道理。《土地管理法》的中心主题是低价征收土地搞基础设施，这30多年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印度等土地私有制的国家。

《奥巴马暗示改变对叙政策》：无论是之前选择在叙利亚输出恐怖主义，还是现在选择扶植美国籍的叙利亚反对派总理上台执政，美国从来也没有改变过立场，改变的只是那些被洗了脑的愚民们的“三观”罢了。这就如同，美国精英现在之所以声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统治阶级因为要削减军费而反对再开打像伊拉克战争规模那样大的战争，由此紧跟美国统治集团思路的选民和走狗们便加入正义人士行列来反伊战了。

《以土两国打破僵局恢复外交关系》：随着以土和解以及叙利亚局势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美国已开始着手安排占领叙利亚之后的中东事务了，就是要入侵伊朗。为了顺利入侵伊朗，美国需要在中东组建一个“反伊朗统一战线”，而阿以矛盾和土以矛盾都是不利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建立的，因此，奥巴马此次访问中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消除这两个矛盾。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延安整风时期，康生背着毛主席搞了个极左的“抢救运动”，毛主席发现后，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并向被搞错的同志赔礼道歉；建国后，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出现的问题，毛主席最早发现并召开一系列的会议，纠正 “五风”，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做了自我批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毛主席发现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派性猖獗，他承认运动有“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错误，他到各地积极纠正这些错误，因为上述错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必须学习毛主席为了人民的利益，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马列主义作风。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上发难，矛头直指海尔、TCL、格林柯尔三家中国上市公司，认为海尔集团的管理层用职工持股会方式转移国有资产，格林柯尔公司通过调整财务数据侵吞被收购公司的国有资产，TCL公司1996年后的管理协议是变相侵占国有资产。郎咸平认为，这几家企业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现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正在联合起来侵吞国有资产，剥削全国人民。

郎咸平抨击国有资产流失，旋即陷入“主流”经济学界孤立困境。然而，不久郎咸平就获得处于边缘的左翼经济学家的支持，21日左大培教授发表挺郎声明，28日国内经济学家集体回应郎咸平，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经济发展研讨会挺郎。国资流失事件影响扩大，更引发强大的挺郎网络议论。后又有数位经济学家上书中央，南京42名教授集体挺郎。

郎咸平事件所反响之大，问题讨论之深入，反映出来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之大，令人触目惊心。郎咸平事件引发的讨论，表明了中国当下及未来国有企业根本不存在“所有人”的问题，国企改革只存在如何改好的问题，国有资产私有化大量流失，不是中国当下、未来国企改革的效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