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在会计准则上没有账面体现的地方。矿产开采权与矿产自身增值归属权的模糊，导致大量国有矿产增值价值流失到地方、私人企业之中。中央政府应该在机制上效仿房地产招拍挂，获取巨额增值可进行社保建设，造福全民。

更重要的漏洞是江平等人在《物权法》中对中国国有资产、公有资产专门留的。国际上物权法里首先有一条叫做占有所得，就是资产占有足够长时间后就归占有者所有，但是江平把这条取消了。这就可以意味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实际占有这么多年的公有财产就都没有了合法性。为什么美国想颠覆中国?因为一旦中国政权不存在，私有化了，有大批国有资产就归美国了。私有化时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首先就是“物归原主”。美国人不会承认中国当年的公有化得来的财产是合法的。而美国人手里有当年民国政府抵押的中国国家资产的权证。

针对美国FDA-即将进入转基因鱼的最后核准阶段， 美国两家大型超市发表声明，拒绝销售某些转基因产品，而各州自己也想方设法地保障天然有机食品和避免转基因食品，使FDA-根据“实质等同”原则而采取的转基因食品不标识的政策面临瓦解崩溃的命运。而此时，纽约时报为极少数转基因公司商业利益而发表社论，支持转基因不标识的立场，为那个行将崩溃瓦解的“原则”和转基因食品不标识的错误政策搞辩护。

两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清楚地表明了支持天然有机生态农业及其食品供应的立场；美国与欧盟签署了市值500亿美元的天然有机食品合作协约，保障本国市场有充足的天然有机食品供应；而美国总统和夫人也带头提倡天然有机食品。而使《纽约时报》尴尬的是，美国自己的食品供应统计数据也说明了市场根本不需要转基因食品。

近期，美国采取的针对中国华为中兴企业的调查，鲜明地反映了美国抑制中国企业在美国通信网络基础设施领域的不断拓展，看重的是从所有可能可疑的层面抑制一切对其国家网络安全的冲击。美国政府对于国家安全中的网络安全的重视，由来已久。美国为了为了掌控网络世界的安全，已从法律、战略、政府机构等各个层面做好了充足的前期准备。自2007年起，美国通过了《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并制定了其实施的细则《关于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规定》。在战略层面上，美国制定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及《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以促进其网络空间的合作，特别是国家行为规范和网络安全等。在政府机构上，美国在多年构建的六大维护网络安全专职机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网络战司令部。中兴华为事件虽已近平息，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可能完全销声匿迹，所彰显的网络安全问题只会更加夺人耳目，所蕴含的深层次本质也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

西方尤其美国针对中国发起了前所未有的环境战争。这类新型环境战借助多种形式，身披各式合法外衣，页岩气、除草剂和杀虫剂就是其中三类显著的武器。 美国垄断页岩气新技术，诱使中国石油公司开发中国大片的页岩地层获取天然气，导致深层含水层被污染，地震发生频率加大，自然环境受到剧烈破坏。西方对中国发起的新型隐蔽化学战中，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新型杀虫剂的危害，比照页岩气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仅毒害小鸟、蜜蜂，甚至能致婴孩于死亡。同时，美国还向中国销售含有剧毒的全球最“高效”的除草剂“农达”，以及相关草甘膦化学制剂，而全球出售的所有转基因种子几乎都使用了草甘膦，据一项新研究显示转基因玉米喂食老鼠易患肿瘤，其对人体健康危害更是难以预料。

毛主席认为，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巩固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它是一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较量，是一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认为，不仅革命领导干部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打破束缚群众的修正主义框框，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实现机关革命化。要坚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领导干部的批判要治病救人，团结大多数，只要没有违法，就不能抓，专政要限于很小范围。同时，文化大革命还要深入到工矿企业和农村，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才不会半途而废。 毛主席认为，文化大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串联的大民主。同时，革命群众要发动起来，帮助监督专政机关，保障实现无产阶级大民主，才能便于攻击敌人，也能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人直接监督，造成新的社会风气。

冷战结束以来，中外媒体频繁出现“国际社会”(International Community)这种概念。按照西方人的理解，应该翻译为“国际共同体”。中国人理解的“国际社会”主要是指的联合国。而西方是从政治学的概念来定义的，强调自由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追求的理想世界，它们所主张的价值观就是代表了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和未来发展方向，“国际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国家组成的团体，具有明确的排他性。这就导致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在谈及国际事务时经常以“国际社会”的名义说三道四，它们其实只代表它们所属的集团私利，其宗旨是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舆论借口，披上合法外衣。对此，我们应当有所辨别，在话语权上别让西方忽悠了。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为顺利推进铁路改革，由国务院领导担任组长，盛光祖担任副组长的铁路改革领导小组已经成立。 “公益性运输国家补贴，经营性运输自己挣钱”已作为“大方向”，在铁路系统内部会议上传达。

目前改革的核心是员工配置问题。据新金融观察报报道，铁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表示，“现在中国铁路系统运营上面就是200万人，之后每年新建3000公里铁路，人员必然会增加。”王梦恕认为“铁路总公司这么大的员工队伍，改革必须要慎重”。

而伴随铁路总公司人数第一的同时，如何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如何实现可能的盈利，对铁路总公司考验更为严峻。（据新金融观察家报，中国经营报等）

3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中国与巴西拟于近期签署规模为1900亿元人民币（合600亿巴西雷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机制协议。 　　 截止今年三月份，中国已经和19个国家建立了货币互换关系，涉及金额达16000亿元人民币。其中，有韩国、马来西亚、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泰国、巴基斯坦、白俄罗斯、阿根廷、土耳其、阿联酋、澳大利亚、乌克兰等国。 中国外汇结算正在逐步增大本币结算金额，但人民币外汇结算比例仍占极小部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达240184.99亿元，1月新增3515.06亿元，创2011年4月以来月度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增量的新高。据《青岛早报》2月报道，目前中国和国外企业进行外贸结算，美元还是重要的结算工具，在银行公司外币存款业务中，90%以上的外币为美元存款，这基本都是企业对外交易时的业务保证金，欧元和日元也多是企业对外生意结算使用。 　　　 中国外汇结算，要摆脱以美元为中心的外币结算体系，推动人民币自主结算进程，增强国家金融体系安全，仍需很长一段路要走。（据中国网、中国证券报等）

据中青报报道，在2013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较其他国家来说更加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从投资转向消费，出口型转向内需型的发展模式，有更多GDP增长的好处能够为人民所获得。另外中国还是要更大层面地做一些公共的投入，包括教育，包括建造宜居城市。

他还强调，中国必须非常地谨慎，不要完全沿袭西方发展的模式。增长的质量不是看GDP数字来获得，GDP不是很好的指标，因为它没办法评估生活的质量，还有环境方面相应的代价。（据中青报）

近日，一份发表于两年前的世行关于铁路改革的中文研究报告被广泛关注。目前，中国已经开始实施铁道运营管理体制改革，从改革的措施来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此文的思路。仅从理论角度而言，此文的思路是能够自洽的，设计的改革措施看起来也很完美，但从其在文中所提到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认为这些措施能够解决中国铁路的问题恐怕还为时过早。例如，铁路私有的俄罗斯和美国由于铁路设施老化，恶性竞争，私营企业投资不足等因素导致铁路设施老化严重,铁路运行速度降低。法国铁路则是所有上述国家当中，国有化程度最高、宏观调控最有力的，在德国铁路出现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其声誉和运营效率的同时，法国铁路的发展状况却要好得多，恰恰体现了铁路建设事业中国家调控的重要性。

此外，报告还未能提供一些铁路改革失败国家的案例。英国在撒切尔主政时期采取私有化思路进行铁路改革，结果导致了铁路事故频发、运营效率低下、私人公司实力不足无以为继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