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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八卷 乱云飞渡)第305章

东方直心 · 2014-10-10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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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

  矛盾问题,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

  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

  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话说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1962年粮食上调方案。陶铸建议说,为了打通思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叫到北京来,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当即表示赞成。

  11月12日晚,毛泽东听取了关于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的意见。

  11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全国人大决定不开了,召集县委书记来开个会。时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一个县来两个人,地委来3个人,省市来4个人,中央局也来4个人。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帐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我要在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和中央局的同志也讲一讲。各省只讲自己的错,不讲中央的错,要用这次会讲清楚。不要怕鬼。现在气不壮,很沉闷。收购不到东西,粮食状况不好,要两三年转过来。庐山会议说两三年转,明年要改观。现在不是没有东西,猪是少,但其它有,就是收不上来。要鼓气,总结经验、鼓足干劲8个字。总结经验就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找。

  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中所说的这次会议,就是后来在北京召开的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11月17日,毛泽东看到了郭沫若录呈给他的一首诗。

  原来,郭沫若于1961年10月18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看了浙江省绍兴剧团演出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团请他提意见。他于25日赋七律诗一首,送给了他们。全诗是这样写的:

  《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了这首诗,认为郭沫若把唐僧当作敌人,说是“千刀当剐”,是不恰当的。于是,他写出了一首很有深意耐人寻味的“和诗”: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1961年11月17日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1月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11月9日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邓子恢是在10月28日到福建龙岩进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情况调查的。他在报告中反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在生产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

  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

  “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3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12月20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11月30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上海、杭州小住。

  此一时期(据郭沫若说是在11月间——笔者注),毛泽东重读了陆游的《卜算子.咏梅》: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毛泽东读罢,深有感触,掩卷沉思,联系到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党内的矛盾情况;国际上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的大肆攻击;苏联领导人因同中国共产党在原则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国施加的种种压力。他将万千感慨凝聚于笔端,写下了一首后人久唱不衰的著名诗篇:

  卜算子.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毛泽东的这首词,后来定稿于12月初,在内部传阅时,他说过这样几句话:

  “陆游的北伐主张失败后,投降派打击他,他消极颓废,无可奈何,因而作此词。而我们对待困难的态度,却与陆游相反。”

  1961年12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击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于是,福建前线部队主动停止了实弹炮击。此后所打的炮弹里只装宣传品。金门方面也照此办理。于是,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打炮演变为象征性的军事行动,炮击与其说是一种对抗,不如说更是一种纽带,一种对话的渠道。

  海峡两岸的这一场炮战,从1958年“8.23”开始,打打停停,半打半停,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直到演变成此时的宣传炮战,后来一直延续到1979年元旦才终于停止。双方整整打了20年,可谓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江苏太湖之滨的无锡。

  1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他本来打算听完汇报就走,没想到江苏省的情况吸引了他,就住下不走了。

  12月15日,毛泽东听取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给主持财贸工作的李先念和姚依林写了一封信,要他们也来听听江苏省委的经验汇报,他说:

  “江苏有一些好经验,工业、农业、和财贸几方面的,很值得听一听。”

  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间讲了一些重要意见。关于形势,他说:

  “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方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

  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问题,他说:

  “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变薄为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肥料就要养猪,要把猪养好,把牛养好,也是生产队来管。要明确大队干什么,生产队干什么,不弄清楚,生产队的积极性起不来。”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

  关于1962年的工作,毛泽东说:

  “明年工、农、商、学、兵、政、党要全面走上轨道。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搞个几十条,大家遵守。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

  12月16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无锡。

  12月17日,毛泽东路过济南时,听取了山东省委负责人谭启龙、裴孟飞、白如冰、苏毅然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权力下放,实行大包干后,生产队30户是否大了?可以搞十几户。山区里3户5户的怎么办?20户规模就是大的。”

  谭启龙汇报说山东的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说:

  “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亡,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6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2月19日,毛泽东路过天津,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和天津市委负责人万晓塘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

  “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1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

  此后,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12月2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还有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962年1月10日。

  12月20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邓小平报告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1962年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商业和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及党的工作6个问题,还报告了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

  “这样好。有形势,才有气。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

  在周恩来说到需要集中统一时,毛泽东说:

  “我起初是主持地方的,后来我看不对头,现在要支持集中了。过去民主革命,证明集中统一才能打胜仗。现在的毛病是‘五风’、‘五多’。”

  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是:“形势好,成绩大,困难多,任务重”。毛泽东说:

  “形势是好的,错误都在改正,比去年好,在向好的方面走。农业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教育有了六十条,商业也将要有几十条或者一百条,这就有办法。”

  “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说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

  服务服得不好,这是一方面。还要看到,有了这些错误,这是我们的宝贵财产。人的认识总有个过程的。问题是认识得慢了一点,时间长了一点。比如,‘三包一奖’,今年我才看到耿长锁的信、山东的材料、广东大荔公社一个大队的材料,开始怀疑这个办法,找胡乔木、廖鲁言谈。他们都说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这是中国的创造,苏联没有的。胡乔木还给我举了韶山的例子。那时,河北的同志在北京、在广州都讲了他们的主张。但是经过了大半年,我们才了解。人们对于事物的认识,就是这样子奇怪。有了这样错误的经验,我们就可以不再犯了。

  这12年,恐怕还是做对了的是主要的,占第一位,错误占第二位。我们12年,已经有了两方面的经验,这就更强了,而不是更弱了。”

  刘少奇说到了他这段时间因为身体不好而休息的情况,他还说:

  “这次是真休息,不能看文件,只能看《红楼梦》。《红楼梦》已经看完啦,它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的情况,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也还是那样。这个材料很好,书也写得好。”

  刘少奇关于《红楼梦》的话,马上转移了毛泽东的思路,他以极大的兴趣接着刘少奇的话题说道: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有33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上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3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都看一看。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的。”

  12月21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

  12月26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告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廖沫沙以“繁星”为笔名撰写的一篇题目为《一朵鲜艳的红梅》的文章,文章中说,1961年夏秋之间公演的昆剧《李慧娘》这个戏改编得很好。他在文章中还批评了那种把“鬼戏”看做迷信的思想,提出了“有鬼无害论”的观点。

  不久,《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收到了一篇批评“繁星”那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吴冷西认为没有必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就把文章转给《文艺报》处理了。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会见日本客人安井郁,他在谈话中就世界的划分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英、法、比、荷这些国家有殖民地;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德国、日本;有些是取得了真正独立的国家,如几内亚、阿联、马里、加纳;还有一些取得了名义上的独立,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如法属非洲和英属非洲的一些国家,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名义上独立,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毛泽东还提出了“间接同盟军”的思想,他说:

  “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是,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军,因为它们同美国也有矛盾。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高兴美国,同池田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英法在亚洲和非洲有殖民地和附属国,或者有些国家形式上独立了,但英法在那里还有强大的投资,美国想把英法从这些地方挤出去,用新殖民主义代替旧殖民主义。”

  1月8日,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会议期间亲自主持为“七千人大会”起草的报告稿,才印出了前两部分: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关于集中统一,发给各小组讨论。

  1月9日,毛泽东给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1月9日这一天,“七千人大会”的报告稿终于改出了第3部分:关于党的问题。

  1月10日上午,毛泽东看了“七千人大会”报告稿的前两部分,写了一个批语给田家英并告刘少奇、邓小平等,他写道:

  “觉得好,但还没有细想,提不出不同意见。须要看第二遍,才有可能想一下。第3部分还没有看。”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又召见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提出要改变会议的开法。

  原来,按照政治局的决定,七千人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向大会所做的书面报告,而这个报告在会前是要经过政治局讨论的。可是,刘少奇的书面报告才刚刚搞出来,还没有最后定稿,眼看明天就要开会了,毛泽东也没有看完,更不用说提交中央政治局充分讨论了。为此,毛泽东提议说:为了使与会者有更多的说话机会,使会议开得更加民主,改变过去中央先做报告尔后讨论的开会方法,将书面报告印发给7000多名与会者,由刘少奇做一个说明,然后分组讨论3天,征求意见,允许各种意见的发表。在与会者提出意见后,再组织起草委员会写出报告的第二稿。他说,这样的开会方法,可以使会议民主气氛更浓,使报告写得更好,使与会者感到作用更大。

  毛泽东的这一安排,完全打乱了刘少奇的计划。

  1月11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紧接着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这次会议又称为“七千人大会”。

  这一天,按照毛泽东的建议,会议印发了书面报告,刘少奇作了简单的说明,尔后分组进行讨论。

  1月12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复了一封信。

  原来,郭沫若在读了毛泽东与他的和诗后,似有所悟。便步其原韵,又和了一首诗。前有小序云:毛主席的和诗是1961年11月17日作的,我在1962年1月6日在广州看到,是康生同志抄示给我,读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当天曾经用毛主席的原韵,又和了一首:

  赖有晴空霹雳雷,不教白骨聚成堆。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灾。

  僧受折磨知悔恨,猪期振奋报涓埃。金睛火眼无容赦,那怕妖精几度来。

  毛泽东在这封复信中写道:

  “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了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

  毛泽东还把自己的近作《咏梅》寄给郭沫若看。

  1月13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组讨论的情况,提议延长“七千人大会”的会期,对刘少奇的报告稿进行充分讨论。

  在讨论中,各组在反对分散主义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据杨尚昆1月15日日记记载:“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湖北省委就提出究竟有无分散主义来讨论,而任重的发言是否定的!”

  1月16日,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毛泽东汇报。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没有表态,还是鼓励要大家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毛泽东还决定:成立一个报告起草委员会,吸收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先谈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之后,再写稿子。

  1月17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报告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1月24日,报告起草委员会经过几易其稿,终于拿出了一个报告修改稿。刘少奇、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后,决定在25日下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修改稿;并决定大会在本月底结束。

  1月2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报告修改稿。

  1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大会的安排问题,决定在27日下午召开全体大会。因为与会者对报告稿已经基本上熟悉了,再照本宣科念一遍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毛泽东提议由刘少奇在大会上对报告稿中涉及的问题,另外作一个口头报告。会议还讨论了刘少奇口头报告的提纲。

  1月27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大会全体会议,刘少奇作了口头报告。

  关于大跃进问题,刘少奇说:

  “实事求是地说,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因为1959年以来这3年农业生产上有相当大的减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减产40%还多。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的。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倒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有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还说,现在国内的形势“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

  刘少奇公开否定了毛泽东曾经以9个指头和1个指头做比喻评价成绩和缺点错误的说法。他说:

  “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书面报告里没有这样讲,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倾箱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1个指头和9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3个指头和7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3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3个指头,成绩还有7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

  他还说,在他报告里提出的4条缺点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

  关于工作中为什么会发生缺点和错误以及为什么长期得不到纠正,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说:

  “除了我们的经验不够,还有别的原因。比如,我们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如果能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倾听不同意见,很多错误是有可能不犯的。”

  关于人民公社,刘少奇说:

  “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

  他还公开说:

  “三面红旗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待以后再来作结论。”

  关于彭德怀问题,刘少奇说: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有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不算犯错误。 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

  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啦,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啦,人民公社办早啦,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所有和彭德怀意见一致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都可以平反,唯有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结束后,毛泽东对后边几天的会议程序作了安排,他说:

  “明天(星期日——笔者注)不放假,因为我们准备这次会议在这个月底搞完。明天是28号,我们争取30号搞完。还留有余地,留了一个31号。如果30号搞不完,那么我们加一个31号。总而言之,31号无论如何要搞完,31号晚上就可以离开北京。”

  1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反刘少奇1月27日的观点,说道:

  “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偏。”“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林彪接下来详细地阐述了党的军事方针。

  毛泽东本来对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很不满意,他听了林彪的讲话后,说道: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

  毛泽东鉴于小组讨论中一些地、县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的情况,又宣布说:

  “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

  他的话赢得了全场极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用这么个方式,在北京开这么个会,要解决问题。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来批评自己。有许多地方的同志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有的做检讨做了几年了。有好几个省从1959年就做自我批评,不止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评的结果,人家就不爱听了,说:请你不要再讲了,老讲那一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不讲了,这才取得了主动。我看是不是在这次会议上就解决这个问题,县、地、省都有同志在这里,不要等回去了再解决。

  不过这样有个问题,你们都急于回去过春节,这是个矛盾。还有几个同志准备讲话,恩来同志,小平同志,朱德同志。我也想讲几句话。(热烈鼓掌)我们可以一面开小会,一面开大会,每天大会不超过3个钟头。这可能违反大多数同志的意愿。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场内笑声)为什么我们在北京7000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局,不关什么工、农、商、学、兵、政、党。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有一个省的办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全场活跃,鼓掌)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不挂帐,不打击,不报复。你骂了我,我整你一下,这是不许可的。要建立民主集中制。讲了几十年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没有很好建立起来,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在有些同志脑筋里面没有产生,没有民主。”

  “这次会议没有你们,这个报告制定不出来。第1章、第2章全靠同志们。常委、政治局、书记处都没有开会。我只看了一下,也没有看完,提出干脆统统发下去,让大家去讨论。后来组织21人的起草委员会,整整搞了8天,每天开一个下午的会,有时6个钟头,搞了七八遍,才搞了出来。从群众中来嘛!不从群众中来,这个报告就搞不出来。全靠大家的帮助,集体的智慧,共同创造了这个文件。至于这个文件是不是有缺点错误,过一两年总可以看得出来,到时候再修改。横直是有错误就要改,谁的错误谁就该。是我的错误我要改。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你当主席嘛,谁叫你当主席?你怎么官僚主义?搞了这么多文件,煤炭部下了那么一个命令,直到这次少奇同志报告搞出来我才知道。可见我的官僚主义相当可观了。总之,要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开的是5级干部会议:县委、地委、省委、中央局、中央。如果你们赞成,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改正我那一天说的办法。(鼓掌)如果你们不赞成,一定要明天结束,我也可以接受,我们明天就可以散会。如果你们想解决上下通气这个问题,就趁此机会,就在这里解决,舒舒服服回去。(热烈鼓掌)如果你们赞成,就这样做。(热烈鼓掌)每天下午有一个同志讲话,上午讨论,开出气大会。”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按他在昨天会议上说的,自己首先在全体会上讲了话,他说: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7000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

  “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了,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的工作中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那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

  “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之指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后的日常工作。”“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一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刘邦回答说,现在是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房门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刘邦说,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60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连忙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一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

  “我们有些同志,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开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同志,你坐到那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家批评。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10个就有10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最后说: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在党内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同志、地委的同志、县委的同志,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同志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同志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

  “我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同志,但是没有指名道姓,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1笔帐,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2笔帐,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3笔帐,是地委一级的。第4笔帐,是县委一级的。第5笔帐,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人有各人的帐。”

  “应当争取主动,首先要做自我批评。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一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要争取主动。过去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家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1月31日上午,就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邀请溥仪、章士钊、程潜、王季范和仇鳌到中南海做客。

  溥仪,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入嗣为中国清朝皇帝,翌年改号宣统,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1932年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满州国执政、皇帝。1945年8月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被特赦,回到北京,在北京植物园工作。1961年任全国政协专员。

  毛泽东为自己没有见过溥仪而感到遗憾,他要弥补这个缺憾。他对先期到达的章士钊等人说:

  “今天请乡亲们来,要陪一位客人。”

  章士钊问道:

  “客人是谁呢?”

  毛泽东故做神秘地说:

  “你们都认识他,来了就知道了。我也可以先透一点风,他是你们的顶头上司呢!”

  说话间,一位高个子清瘦的男人,由工作人员引导,进入颐年堂宽敞的客厅。此人约摸50多岁,举止落落大方。他既不是人们熟悉的国家领导人,也不是报章上常有照片登载的著名人士。毛泽东显然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人,但他却像老朋友似的迎上前去握手。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握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我万没想到能见到您。”

  宾主之间寒暄已毕,毛泽东环视各位客人,带着浓重的乡音微笑着说:

  “他是宣统皇帝嘛,我们都曾经是他的臣民,难道不是顶头上司?”

  毛泽东又指着4位老人一一给溥仪介绍。溥仪很谦恭,无论毛泽东介绍到谁,他都鞠躬致意。毛泽东说:

  “你不必客气,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常来常往的,不算客人,只有你才是真正的客人嘛!”

  毛泽东最后指着王季范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九哥——嫡姨表兄。”

  众人只知道王季范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却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层亲密关系。仇鳌说:

  “王季范先生平时从不向人亮自己的家底,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他是主席的亲戚。”

  其他几位老人也说:

  “不借主席的威望支撑自己,真是令人钦敬。”

  王季范则谦虚地说:

  “我沾主席的光太多了,心里有愧。”

  毛泽东挥挥手,说:

  “哪里,哪里。”

  毛泽东亲切地拉着溥仪在自己身边坐下,问他的近况如何。溥仪回答后,又检讨了他过去的罪恶。毛泽东说:

  “有的事,你要负责,而有些事不是你一个人所做的。到了政协,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你写的《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我看过了,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你的。写前半生,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历史,不能成为检讨书,反映历史要细些。”

  毛泽东请的这5位客人,除溥仪外,都是他的湖南老乡,因此,他特意交代厨师做了几样家乡菜招待大家,所以,桌面上也只有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等小菜。

  吃午饭时,毛泽东拉着溥仪的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他笑着对溥仪说:

  “你是我的顶头上司哟,我做过你的臣民百姓哩!”

  在座的几位老人都被毛泽东的风趣逗笑了。溥仪诚惶诚恐地站起来说:

  “岂敢,我是罪人,我有罪啊!”

  王季范解释说:

  “主席是光绪十九年出生的,溥仪先生当皇帝时,他已经16岁了。”

  毛泽东拉着溥仪坐下,他说:

  “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个宣统皇帝哩,是后来才知道的。”

  毛泽东用筷子指着桌上的小菜说:

  “湖南人最喜欢吃辣椒,叫做‘没有辣椒不吃饭’,所以每个湖南人身上都有辣味哩。”

  他说着夹起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进溥仪的盘内,说:

  “尝尝我们湖南的苦瓜吧!”

  溥仪道声“谢谢”,恭敬地夹起一块炒苦瓜吃着。毛泽东看着溥仪很自然地吃了苦瓜,高兴地问道:

  “味道怎么样?还不错吧?”

  溥仪连声说:

  “好吃,好吃。”

  王季范对溥仪说:

  “这是我们家乡菜,一般只能夏天才能吃到。在北京却四季都能吃到。”

  毛泽东说:

  “这是从南方采购来的。工作人员知道我喜欢吃苦瓜,采购回来后便作了储藏处理。”

  毛泽东见溥仪的鼻尖上已沁出汗珠。就笑着说:

  “看来你这北方人,身上也有辣味哩。”

  他又指了指仇鳌和程潜,对溥仪说:

  “他们的辣味最重,不安分守己地当你的良民,起来造你的反,辛亥革命一闹,就把你这个皇帝老子撵下来了!”

  毛泽东妙语连珠,在座诸位无不捧腹,溥仪笑得最开心。毛泽东转换了话题,关心地问溥仪:

  “你还没有结婚吧?”

  溥仪说:

  “还没有呢。”

  毛泽东建议道:

  “还可以结婚嘛!不过,你的婚姻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能马马虎虎。要考虑一个合适的,因为这关系你后半生的大问题,要成立一个温暖的家庭,还让你有一个好的归宿。”

  这顿饭吃得很愉快,大家有说有笑。饭后,毛泽东和5位客人合影留念。毛泽东又把溥仪拉到自己的右侧,说:

  “我们两个可得照一张相哟!”

  于是,新华社记者为毛泽东和溥仪单独照了一张合影像。

  过了两天,溥仪接到从中南海寄来的照片后,他在照片下面衬的白纸上题写道: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把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一会儿压在桌子的玻璃下面,一会儿挂在屋子正中的墙上,一会儿又放在床头几上。

  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众多亲友、同事的帮助下,溥仪在1962年4月30日,与李淑贤结婚,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1962年2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纳邓小平和彭真的建议,“七千人大会”出气会告一段落。

  2月4日,这一天是中国人很看重的农历大年三十。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全体与会者一起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2月5日早晨7点15分,孔从洲驱车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接见。

  原来早在1959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工程学院。1960年2月下旬,孔从洲接到中央军委命令,由他负责筹建炮兵工程学院。6月下旬,孔从洲被正式任命为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学院院址临时设在武昌,“边筹建,边教学”。1962年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炮兵工程学院迁到南京市。孔从洲在从南京去沈阳高级炮兵学校办完事回程路过北京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在5日上午见见他。

  这天上午8时整,毛泽东在南海岸边游泳池旁迎候孔从洲,孔从洲身躯笔挺,举手行礼。毛泽东笑容可掬,亲切地拉着亲家的手说:

  “上次见面已经很久了,早想见你,一直没有时间,今天随便谈谈。”

  孔从洲说:

  “我很想见主席,但你很忙,不便占你的时间。”

  “今天不就有时间了嘛。”毛泽东说着,拉孔从洲一同落座。他先从家庭、子女及其教育谈起,接着谈到了炮兵工程学院的建设,他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亮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50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

  “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点着火药,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州。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式炮闩的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的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说:

  “现在是仿制。”

  “总仿制吗?”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

  “不!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

  “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研制自己的火炮,就要有自己的专家、教授。你们的学院学制几年?有多少学生?分几个部?”

  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问:

  “师资力量怎样?办学校第一是选教员,有了好教员,才能教好学生。过去有句话叫‘师高弟子强’。没有教员能以己之昏昏得使学生昭昭的。”

  孔从洲说:

  “学院的师资力量基本上能满足教学的要求,教员中一部分是老军工、老教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教员。”

  “要重视知识分子。我过去说过,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一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建国初期,我们就采取了兴办速成中学、业余大学,还派遣干部进高等学府或出国深造等各种措施,加速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毛泽东说到这里,停顿了下来,他点燃了一支烟,又说道:“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那将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怎样呢?老知识分子年龄大了,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特别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尊重他们的意见,做他们的知心朋友;住的环境要舒适一点,生活待遇要比较好一点,给他们创造研究学问的条件。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这些人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吗?”

  孔从洲说:

  “知识分子问题确实是个重要问题,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他们工作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不惜牺牲一切。我们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做好知识分子的工作。”

  “教员的工作、学习时间有保证吗?资料和器材能满足要求吗?有无图书馆?教书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不要随便占用,要让他们有看资料、搞研究的时间。想迎头赶上先进国家,就要多看先进资料。”

  “教员的时间是有保证的。有一个图书馆,藏书尚能满足使用。”

  “这很好。教员讲课用什么方法?”

  “注入式的教学法不多见了。”

  “教学法很重要,有了教员,教学法不当,还是学不好。我给学生讲课,从来就反对一个人讲大家听。我让学生提问题,有时干脆就让学生回答课堂上提出的问题。这样,就使课堂成为讨论学术的园地,学生理解得深,记得牢。教员是树人的,要抓好对学生的教育,早出人才。”

  毛泽东说罢,又提出了不少问题:现在的学生从哪里来?工农子弟多吗?有复习时间吗?灯光好不好?近视眼多吗?身体健康状况怎样?实验室够用吗?孔从洲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强调说:

  “学生要有个实习的地方和实习的时间,到部队和工厂去实习,这就叫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的考试不宜过多,如果使学生的脑子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学习质量就不会高。”

  他又问道:

  “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情况怎样?”

  孔从洲回答说:

  “基本上能满足工作需要,但在校期间学理论多,接触实际少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

  “要多实习。学校要和部队使用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好教学大纲。教材是老本还是新编的?”

  “老教材还是多一点。”

  “开始可以用老的,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充实,逐渐写出自己的。学院要搞科研,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要运用科研成果充实教材,丰富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院要把教学、科研和使用联系起来。当院长的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过去不是办过学校吗?”

  “是的。上次见面时我在高级炮校,那是一所指挥院校。”

  “光会指挥不懂火炮原理,不能算一个完全的指挥员。现在有了炮兵工程学院,你要注意学习,要学点自然科学。”

  “上次见面我就说过,我的水平低,数学基础不行,怕担负不了院长这个重任。”

  “不会可以学嘛!你的先人孔夫子不是早就定下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吗?要学孔夫子不耻下问,向老教授学习,拜他们为师。不学习和他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多学多问不会影响威信,相反,内行话多了,就不致闹笑话。”

  “过去有为难情绪,没学好,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使自己尽快变成内行,决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又询问了一些问题。当孔从洲汇报到指挥仪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人无眼不行,火炮没有镜子也不行。望远镜、瞄准镜受地形地物的限制看不远。”

  孔从洲说:

  “雷达可以补救,它是全天候的。”

  毛泽东摆了摆手说:

  “不能把雷达说成万能的,有矛就有盾,比如人家干扰怎么办?前几年我就告诉中央广播电台,要防干扰,不知道他们办了没有。”

  孔从洲立即表示说:

  “主席这个任务我一定完成。”

  话题再次回到指挥仪的问题上,毛泽东听说一些部队的老85高炮还使用“三不变”的指挥仪,他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桌子,严肃地说:

  “这种落后的东西怎么还能在部队使用?敌人的飞机能停在那里不动等你打吗?要加强研究,尽快把它淘汰掉。你看,哪件事不需要人才呀!”

  孔从洲汇报说:

  “我们现在已研制出新的指挥仪,精度比较高。”

  毛泽东这才又高兴起来,说道:

  “很好,要抓紧生产。”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结束了,孔从洲在回去的路上一直琢磨着毛泽东的那些话。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毛主席的知识十分渊博,学贯古今中外,无论涉及什么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论断,而且深入浅出,风趣幽默,引人入胜,使我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他和蔼的态度,风趣的语言,使我来时的紧张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了。”

  2月5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七千人大会的团拜会,和全体与会者共度春节。

  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党的建设问题;朱德讲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

  2月7日是大年初三,周恩来在大会上讲国民经济存在的困难和克服的办法。会议通过了关于刘少奇书面报告的决议。

  毛泽东宣布大会闭幕。

  毛泽东对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很不满意。他在会后对周恩来说:

  “此人我绝望了!”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处理他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矛盾,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东方翁曰:如果读者诸君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七千人大会与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其结果毛泽东对刘少奇采取了暂且宽容和忍耐的态度。

  应该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口头报告是一箭双雕:一是他的观点很显然涉及了“三面红旗”本身,涉及到对“三面红旗”的根本态度问题,更有不少话是针对毛泽东个人而发的。二是他否定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并且对彭德怀落井下石。彭德怀果然被激怒了,这就是他在会后花了很多功夫给党中央写信要翻案的原因。

  毛泽东在对待三面红旗的认识问题上,始终认为“三面红旗”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壮举,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他在一封信中曾经说过,为捍卫“三面红旗”,准备同全世界作战。毛泽东也承认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但他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纠正这些错误的,而且他在那些缺点错误发生仅仅3个月后,就开始了一步步地解决纠正,没想到被庐山会议打乱了部署。此后在经过了一段反对彭德怀等人的右倾后,又连续不断地开始纠“左”了,一直到目前还在纠正。而此时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则是着重于旁敲侧击地强调出现经济困难的某些个人的因素和责任,其目的是要将这一议题变为七千人大会的主题。由此,毛泽东和刘少奇自西柏坡进北平后,长期以来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上的思想、路线、方针方面的分歧,终于逐渐演变成为这一重大的政治原则上的对抗矛盾。难怪像周恩来在文化革命时期对红卫兵说的那样,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曾经向他表示说:“此人我绝望了!”就这样,刘少奇接班人的地位在毛泽东心目中动摇了。毛泽东在进入六十年代后所写的那么多诗词,可以说是他思想发生这一变化过程的很好的注脚。后来他在和外宾谈话中,说到产生拿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是从七千人大会以后就产生了,又是一个更好的佐证。至此,党内刚刚平静不久,新的一番争斗又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据2012年7月号《东方红文萃》署名可伍的文章《从公开档案看五风》一文中说,在非毛化时代出版的《刘少奇选集》(下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整整3年竟不可思议地出现了文献空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在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方面,“不仅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文章,而且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竟然不可思议地出现了近2年的空白!从1960年3月25日,又出现了1年零7个月的空白!”笔者要说是,说不可思议也可思议,非毛反毛者要掩盖历史、歪曲历史、篡改历史,自然是要为其“尊者”讳的,如果把历史的真实全部兜露出来,岂不是要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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