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人民权力的实验：访问玛塔·阿内克尔
Coral Wynter & Jim McIlroy
言肇 译
2006年11月30日
玛塔．阿内克尔(Marta Harnecker)是出生于智利的女作家，最新的著作有“认识委内瑞拉革命”（Understanding the Venezuelan Revolution，“每月评论”出版社，2005年），其他的著作主要都与拉丁美洲的革命有关。她是委内瑞拉革命的积极份子，是该国社会主义总统查韦斯的顾问之一。
阿内克尔一直参与建立委内瑞拉的公社委员会(communal council)，它们是人民政权的架构，让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过程让公众参与。（澳洲）绿色左翼周刊(Green Left Weekly)在去年10月底访问了她。
问：公社委员会是怎样建立的，目前的进展如何？
在去年，我四处访寻有意思的经验，去找寻可以交流经验的人。在甘玛拿（委内瑞拉东北部），我发现一种远在公社委员会产生前很多年便一直存在着的组织。它组织在一个小空间之内，较一个社区（barrio）还小，衹有200-400户人家。在一些小农村区，数字更小，祇有约100户。在这些区域内，每个人都相互认识，前去开会时不需乘交通工具。开会时很容易。它是能让每个人都能参加的一种空间。
明显地，人们想到它，就发现它是一种可容许平常没有能力表达自已的人民去表示自己意见和作出决定的小空间。弗莱狄．埃布尔纳（Freddy Bernal），首都加拉加斯中部Libertador区市长，他说公社委员会是未来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
如果我们能成功建立一些以团结为导向的社区，人民就会关心住在自己周围的穷人。在这种团结的框架上，他们会为这个阶层寻找出路。
查韦斯曾找寻不同的人民组织方案。玻利瓦尔小组（Bolivarian Circle）是以一种较广乏的政治框架。它们是针对政权的组织。公社委员会包括了支持和不支持查韦斯的人。它们是社区：公社委员会必须反映各种色彩的人，必须包容所有愿意在社区内工作的份子；它们没有政治从属，没有政府的依附...
透过这项计划，当人们开始在社区内工作，就会开始把团结放到首位，人们就开始蜕变。在之前，人们以为参与政治便是拿起标语牌与横额、穿上红衣载上红帽走上街。这时期人们以为政治仅限于形式上的政治践行。
但如果人们在社区内进行组织工作，规模就细小很多。需要具有弹性、没有派性和有能力与每一个人一起去工作的人，才能执行这计划，并尝试解决人民的问题...
在我写的一篇文章内，曾谈到2004年要迫走查韦斯的全民投票，有400万人要他下台；我说其中有300万人并不真的投票反对查韦斯的计划。他们反对的衹不过是反对派告诉他们的查韦斯计划。衹有100万人是完全相信和明白自已所做的事。其余300万人是受反对派传媒的影响；这些传媒说查韦斯的计划是“共产主义”、独裁专制的计划...
当人们开始参加实际工作，就会开始看到查韦斯是一个开放而直接的人，而总统的计划并非如他们先前所想的那样。提到选举，问题出于人们并未全面获得讯息。在这个国家内很多反对查韦斯的人都靠反对派的传播媒介获得错误的资讯。传媒并不尊重取得正确资料的基本权利。
中产阶级最容易受传媒的工作所影响。传媒以一些小事实、小错误开始，然后把它们夸大，以此来把弄形势...
问：工人运动在这些社区组织工作里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在逻辑上一般同意，人民权力的经验是以地区空间为本，工人并非（直接地）以积极成员的身份参与。我记得在古巴时有过十分有趣的讨论，当时正在透过选举登记搞人民权力。当街坊提出该区候选人时，无可免地会选择最能解决该社区实际问题的人。这就是说，要令工人可以直接参与，到今仍然很困难。
因此，在古巴有个提法，以两种方式挑出候选人，一个以地区为单位，另一个以工作间为单位，用两条途径作决定...在委内瑞拉，直到目前为止，工人并未（在革命内）达成团结。在目前阶段，工会运动还未足够强大。
我曾向工会说：“你们为什么不以结合公社委员会去加强它们呢？你们作为工人，应该参与社区”。但直至现在他们还没有这样做。
我提出应把公社委员会视为工人的一种中央社区，（以及街坊）。对我来说，考虑及微观经济是十分重要的，有必要把经济组织带入，从而令它们民主化，走上团结而非企业化的方向。在工作组织和社区之间，应有紧密的联系。
问：你可否谈谈公社委员会的运作？
在六个月之内（自从今年开展这计划始），已成立了16,000个公社委员会。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主动。建立公社委员会的过程需几个月的时间，容许人们去成熟，选出真正的领导人。我们以先找出鼓动员开始。鼓动员的委员会逐家逐户去实行人口登记。最基本的工作是进行一次社会经济的人口的调查；它让委员会访问一个地区内的所有住户。
看来需要有认真而勤力的领导人来逐家逐户串门。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经历这过程就不可能选出公社委员会的发言人。会先召集会议，再进行选举。
需要有一支团队，一个宣传部，应进行这项社会和地理的社区故事的历史工作。（要做到这）需要至少八个月的时间。当它们召开全体会议后，就会选出发言人。然后这个进程就会得到（法律上的）认可。有些公社委员会做得好，一些则不然。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是公社委员会有机会选出一个新的领导层...领导层必须由一次让任何人都可作出提议的全体成员大会所选出。发言人并非会员大会，他们不是组织本身。全体成员大会必须审批所有建议，无论是由房屋委员会还是由卫生委员会作出的建议。如果有人当了发言人而得不到全体大会的信任，公社委员会就不能运作。
这是一种民主的办法以重建领导层，并且容许会员大会选出一个新领导。我认为法律会尊重委员会这些意愿。我是负责监察各公社委员会成立的小组的一份子。在法律上这是很清楚的–––权力属于谁？权力不在发言人手上，而在于全体成员大会。他们为什么被叫做“发言人”（voceros）呢？原因是他们是社区的代言。如果他们失掉发言人的地位，就停止拥有任何权力...
我认为这是组织人民权力的一种实验形式。但，对我来讲，这该是我们未来应采取的路向。基本的想法是：不能从上而下。
但还要看需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问题。有些问题涉及好几个公社委员会，因为它们是整个区的问题；例如自来水管就横跨整个区，就必须在区水平的委员会解决。楼梯、照明、垃圾等问题就可在公社委员会解决。这些公社委员会是基础，十分民主，是（让人民）参与的一种模式...
他们正为社区能解决的事务排列先后次序，但这不是去制造一种“乞求”的邻舍，以为一有问题就求告于国家去解决...
这办法就是容许社区去解决问题...我们对问题实行评估，排列优先：什么是社区能解决的，什么不能。不同社区的“声音”（发言人）必须在高一级水平讨论此等问题。
就是这样开始有团结，因为你开始看到你的问题较你的细小现实大，你必须帮助其他人。所以，公社委员会不仅是政治聚合的一所学校。我想，人民权力若是真正民主的，就是最好的学校，因为它产生这种过程。因为人们要为自已的房间、自己的土地而奋斗。而人们就开始认知到他们的房子是在一个社区内、一个社区在一个城市内...
问：古巴的经验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之间有什么不同，关于它的使命，以及其他？
我想，这场革命是以和平的道路进行的，但总统并未被解除武装。在智利的情况（指70年代时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左翼政府）是走过一条和平的路，但却没有武装。它未得到军队的支持。委内瑞拉是十分有力量的，因为它有武装，得到全国武装力量的支持。但是，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力量之间的关系令总统不能向国家强施一个计划。委内瑞拉的过程令政府必须达成和谐。
这计划（译按：这应是指“和平道路”）已取得社会大多数层份的共识。从而，这令到转化较缓慢很多。国家机器意味说政府里的百分八十的雇员是以主客服务的形式受雇用，他们对工作并无兴趣。它仅是一种公众服务，但却行不通。大部份的公务员不是公务员，他们的工作逆于民众...
委内瑞拉是一个“食利者”国家，它没有高度发展的工业。大部份工人受雇于非正式部门。在古巴，革命差不多立即便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但在（委内瑞拉）这里，一连串的战役基本上都是意识形态上的。
所以，人民权力的方向很重要，因为他们需要时间让计划成熟。采取和平的道路，较采取国家急剧变革的道路慢很多。
问：你可否评论一下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计划？
事实上很多人批评我们。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说过，当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时，西方就说社会主义死了，马克思主义也一样。加莱亚诺则说那个死掉了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因为我们所保卫的社会主义计划基本上是人道主义的、民主的，而且以（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为基础。那个死掉了的社会主义是人民不会保卫的官僚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参与这种社会主义。
我想查韦斯知道这。查韦斯知道衹有人民，那些最谦恭、最贫困、最被剥削的人民，能参与这个过程，才能建立一个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查韦斯的一大优点，就是他是一名鼓吹人民组织的领袖，他深信这个过程的力量就是组织。查韦斯常常号召更多的组织，并且发明更多的组织（形式），有时是太多组织了。正是这种创意让每一个人都享有组织起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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