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日记摘编——关于刚果革命

题：从古巴到刚果

——切•格瓦拉刚果日记摘编

　　连载     田斌 译

《参考消息》2000年8月25日

　　【英国《卫报》2000年8月12日文章】题：格瓦拉——从古巴到刚果，从梦想到幻灭

　　原编者按：

　　1965年，切•格瓦拉开始了他立志改变世界的雄伟计划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只被称为“塔图”（斯瓦希里语的数字“3”）的37岁的格瓦拉率领一批古巴游击队员秘密潜入刚果东部。那里已经拉起了几支叛乱部队，全都打着帕特里斯•卢蒙巴的名字和理想的旗号。卢蒙巴是刚果首任总理，1961年遇害。

　　关于格瓦拉这次以失败告终的冒险活动的报告被哈瓦那严格保密了30年，直到现在才全部公之于众。

　　70年代和80年代，冷战在非洲蔓延，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国家中，古巴的士兵、医生和教师身处彻底失败和相对成功之间，这份报告当时会成为送给古巴的敌人——尤其是美国的一份礼物。美国那时正在千方百计地搞垮这些左翼政权。

　　格瓦拉对这些事件的叙述带着一种早就不时兴的坦率。他的日记让人们对开展游击运动的那个世界的极端贫困有了详细的了解：事情的难以预料，对道德痛苦的怀疑，缺乏经费的沮丧以及内部勾心斗角。

　　今天刚果的情况与格瓦拉当时的所见所闻惊人地相似：反叛组织分成三派，不仅要与金沙萨软弱的中央政府军较量，还要随时准备相互残杀，并且要依靠外人来发挥作用。

　　格瓦拉当时并不欣赏的一位过去的叛乱领导人洛朗•卡比拉现在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总统。

　　以下是从格瓦拉日记中摘选的三个片断（包括日记中格瓦拉给卡斯特罗的一封信稿）：

　　反思与分析

　　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它沦落为人们闲谈的话题，但这里混杂着反思和重要的分析。在我看来，这段经历的重要性或许在于，人们可以从中吸取经验，用于其它革命运动。

　　胜利是积极经验的重要来源，失败也是如此，尤其是如果考虑到与事件有关的情况不同寻常的话：行动者与情报员拿自己的生命到一块陌生的土地上去冒险，那里的人民讲着不同的语言，与他们之间只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关系。

　　更正确一点说，这是一段分化瓦解的历史。当我们抵达刚果时，革命处于低潮期。接着发生的一些事件导致了革命的最终倒退，至少是在当时和当地，在刚果这片广阔的战场上。

　　在这里，最有意思的部分不是刚果革命分化瓦解的情况本身，而是我们自身丧失斗志的情况，因为首创的这段经历不应该被浪费，建立国际无产阶级军队的计划不应该因为第一次失败就让它寿终正寝。关键是要深入分析这些面临的问题，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一个出色的战场教员对革命的贡献要比在和平环境下教授一批新学院的教员的贡献更多。

　　我们的指导思想是确保有过解放斗争（后来又在与反革命里的斗争中）经验的人与没有经验的人并肩作战，从而形成我们所说的刚果人的“古巴化”。这一点会被认为事与愿违，因为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古巴人“刚果化”的问题。在讲刚果化时，我们思想中出现的是当时参加斗争的刚果战士对待革命的一些习惯和态度。这当中没有贬低刚果人民的看法，但这确实是对当时那些士兵的看法。

　　撤离刚果

　　（到1965年11月，格瓦拉的梦想在刚果军队的彻底无能和缺乏现实主义的事实面前毁灭了。他坚决要求哈瓦那帮助自己手下的人撤出刚果，尽管他一直在不停地考虑是否留下来，成为为履行革命义务而孤军奋战的榜样。）

　　部队几乎完全解体了。一些党员甚至建议召开会议，要求我撤离。我的回答提醒他们，我不会接受任何这样的要求，或者召开任何这样的会议，这件事要当作叛变行为处理。我还说，我会视允许这些建议传播的行为为懦弱。我还有一点能在古巴人中保持某种程度的凝聚力的权威，只剩这些人。但是刚果那边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

　　下面这一段让让你们对革命正在滑向地狱有个大致的印象。我将冒昧地向你们讲讲菲济地区人民的愿望、希望和建议。

　　一、人们要求，我们革命的军事权力应该交给前来帮助我们的友好军队，直到国家稳定。

　　二、人们要求友好国家提供大量援助，其中包括：

　　军事行动：人员、武器、设备、经费等等；

　　技术援助：工程师、各类技术人员、医生等等；

　　社会援助：教师、贸易人员、工业家。

　　下午2点30分，我们与基戈马（坦桑尼亚的港口）取得了联系。我们的电文是：

　　昌加（负责运输供给和信件的古巴船长）：

　　撤出人员的总数不到200人，随着一天天过去，撤离将越来越困难。我们现在在基班巴以南10或15公里的塞莱河畔。

　　我收到了期盼已久的答复。

塔图：

　　渡河定于今晚。昨天，政委没有让我们渡河。

　　人们兴高采烈。我与马桑古（东部前线的参谋长）谈话，建议晚上就从这里撤离。这位参谋长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由一名指挥官带着自己手下的人留在刚果，我们和其他领导人撤离。本地人组成的部队将留下来。他们不会被告知我们打算撤离，而且要以种种借口将他们派到附近的村里去。

　　我们仍然需要一些在湖中各个点之间来回穿行的船，其中一条小船来到这里，带上了许多刚果人，曾在我们部队中的那些刚果人觉得事情不妙，希望留下来。我下令从这些人中挑出那些表现最出色的人，与古巴人一同渡河。

　　对于我来说，这是个关键时刻。我们一离开，种种诽谤之词便会向我们压来。我的部队是一个混合体，我的调查表明，我可以从中最多抽出20人跟随我。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撤出，农民对我们表现出更严重的敌视情绪。但是一想到我们就要像来时那样走了，我的心就被深深地刺痛了，因为我们留下了无助的农民和屋子士兵，这些士兵没有战斗意识，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只能被击败，并且带着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对于我来说，留在刚果不是一种牺牲——不是只留一年，甚至不是我吓唬过我手下人的五年。这是我思想中已经成熟的斗争概念的一部分。我可以理智地预想到会有六个或八个人坚决地跟着我。但是，其他人这么做是出于一种义务，或是对我个人或对革命的道德义务；这样做，将会让那些毫无战斗热情的人去牺牲。

　　实际上，留在刚果的想法让我晚上迟迟不能入睡，或许我做决定并不是要成为一个逃避者。在我看来，刚果同志认为这次撤离似乎是可耻的。我们的撤离是一种逃跑，或者比这更糟，我们是蒙骗那些人留下来的人的同谋。

　　此外，我现在是什么人？我有这种感觉，在我给菲德尔写了告别信之后，同志们开始将我看作是来自远离古巴具体问题的其它地方的人，我不能要求留下来的人成为最后的牺牲品。我的最后几个小时是这么度过的，独自一人，不知所措，直到渡船在凌晨两点抵达这里，当晚便启程了。

　　我将3点钟定为可以离开那里的最后时刻，因为早晨5点半天就亮了，那时我们会在湖的中央。组织撤离的工作开始了。生病的人先上船，然后是马桑古的全体参谋人员，最后是所有古巴人。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不光彩的场面；我不得不将一直央求我们也把他们带走的人赶开。这次的撤退没有一丝的崇高感，没有违抗命令的表示。机枪架好了，我让手下人像平常一样准备随时战斗，以防那些人试图以陆上进攻威胁我们。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有唠唠叨叨的抱怨，而这些逃亡者的领导人则一边敲击散落的泊船工具，一边诅咒他们。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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