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为何重建中产阶级
杨鹏飞
近几十年来，世界收入分配形势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不断偏向资本利润，劳动者的收入状况不断恶化。以美国为例，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份额，从1970年占国民总收入的5.5％降到了2003年的4.1％。而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收入份额则从40.9％，上升到了2003年的47.6％。有舆论抨击认为，当今的美国是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甚至是自19世纪90年代号称是强盗式资本家时代以来，收入不平等状况最为严重和不公的时代。
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拉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工会——这个美国工人获得劳动保障的主要途径受到了严重的阻塞。根据1935年的《美国劳动关系法》，要想在企业建立一个工会组织，必须先经过由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主持的企业所有普通员工的无记名投票，获得超过半数以上支持，这一工会组织才能得到雇主的承认，才能行使法律规定的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等权利。然而，历史事实表明，由于受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新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影响，《美国劳动关系法》的这一缺陷不断放大，已经使美国工人的结社权形同虚设。根据这一制度，资方很容易通过威逼利诱、设法拖延等方式，分化瓦解和打击员工。
近些年来，由于工会组建困难，传统的捍卫中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的工会组织和集体谈判制度，已经逐渐式微。2006年，美国工人的工会化率仅为12%，如果排除公务员因素，美国私营部门的工会化率仅为7.4%。
缺失了工会制度的有效制约，劳资关系不平衡、分配状况恶化也就成为必然。虽然美国经济一直增长良好，公司利润上升，高级经理们拿着八位数的高收入，但是，美国社会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薪水多年来没有增加，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实际上是处在1999年以前的水平。与此同时，能源、健康、购置住宅和子女大学学费等家庭的必要花费都在猛涨，个人和家庭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有媒体甚至高呼：作为美国社会的支撑和美国梦的具体形式的中产阶级，已经处在悬崖，亟待拯救。
其实，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西方世界曾经有一个近30年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劳资双方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和谐稳定的黄金时代。但在70年代初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时期，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的西方领导人，对社会政策体系进行了大手笔的改革。为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充分就业，政府减少了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强化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抑制了工会的作用。
这一轮的改革的确已经产生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但是，与此相关的是，近些年来，改革的负面作用越来越明显。与二十世纪中期相比，各国劳动保护状况有严重的倒退现象。以工人的入会率为例，近30年来，除了瑞典、挪威等少数国家，工人的工会化率维持在50％乃至70％以上以外，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基本都是处在很低的水平。即便是在传统劳动保护力量强大的“老欧洲”国家，比如法国，这种现象也相当严重。利益受损群体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对抗与冲突成为自然的结果。法国近年来的一系列的危机，包括前年的否决欧盟宪法草案、移民青年骚乱和去年的就业合同法引发的民众抗议，等等，正是富有公平传统的法国人长期怀有的这种强烈不满情绪的集中喷发。
本月初，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部对《美国劳动关系法》进行修正的法案，根据该法案，今后，工会组织者只需要收集到普通雇员超过半数的签名授权书即可组建工会，企业必须承认这一工会，与其进行合作和谈判。在众议院投票结果出来以后，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主席约翰·斯威尼兴奋不已，他说，“这是美国近70年来最重要的劳动法改革，它标志着美国不断兴起的重建中产阶级运动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
不仅是在美国，去年年底，欧盟委员会也拿出欧洲劳动法令修订草案绿皮书，在全欧洲范围内进行公开讨论和征求意见。草案提出的一个核心的新概念，叫做：“灵活安全性”。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加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时，呼应广大劳动者的诉求，加大劳动者基础权利保护，为所有劳动者，包括各种灵活就业劳动者，设置权利保障的底线。“保护劳动者权益，重建中产阶级”已经逐渐在西方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风潮。
（作者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2007-03-13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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