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11月11日文章，谢默斯·米尔恩
广泛和平繁荣的预言并未实现
从西方自负的角度看，1989年是特别棒的一年:个人自由取得胜利，意识形态的竞争对手被打败，欧洲中心地带一个受到痛斥的敌对象征被摧毁。所以，政治家在柏林举行庆祝活动以纪念（柏林墙倒塌）这一事件，这完全正常。
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欧洲意识形态领域缺乏信心和激情。在东欧其他地区，几乎没有举行任何高调的活动来庆祝旧政权的广泛崩溃。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战争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
1989年的问题不是旧制度是否必须改变，而是该怎么放。使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使一半欧洲地区工业化并将人类首次送入太空的政治力量已经耗尽。然而，还可以选择其他道路走出危机。先是格但斯克、后来是莱比锡的大多数示威者所要求的当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即便恢复资本王义，也可以实行软着陆。
相反， 1989年，这个地区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实行了自由市场休克疗法，私有化过程导致大规模抢劫，不平等明显加剧，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和失业。德国的统一实际上意味着吞并，东德大部分工业被接管和关闭，100多万名教师和其他白领受到政治清洗，妇女丧失权益，免费的托儿所被关闭，失业率居高不下——20年过去了，东部的失业率仍是西部的两倍。
德国东部的情况要好于东欧其他地区。在东欧其他地区出现的危机可以与美国的大萧条相提并论，国民收入在10多年以后才得以恢复。在俄罗斯，共产党统治结束后的大灾难导致了现代史上和平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崩溃。上世纪90年代，该地区的死亡率明显上升——90年代，俄罗斯的市场试验导致的孤儿数量比这个国家在战争中死亡的2000多万人还要多。
东欧为有限自由付出高昂代价
如今，在极度不均衡的经济复苏持续了10年以后，由于西方自己的灾难，东欧又一次陷入了严重危机，种族暴力蔓延，公共部门雇员最多减薪40%。
西方未能认识到许多东欧人为非常有限的自由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他们同样拒绝承认社会主义制度除了有明显的代价，也有好的一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国家安全部和柏林墙，但也是一个充分就业、社会平等的国家，有便宣的住房、全世界最好的儿童保有体系，雇员在工作场所享有的自由要多于今天德国的大多数雇员。
再加上被接管的耻辱，这就是德国《明镜》周刊今年发现， 57%的东部人认为民主德国“好的方面要多于坏的方面”的原因。甚至较年轻的人也否认东德曾是独裁国家。只有五分之一的匈牙利人认为， 1989年以后国家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11%的保加利亚人认为变革使得普通人受益，大多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
1989年的这种两面性也体现在它对全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上。它揭开了导致冷战结束的过程。但是由于使另一个超级大国走下全球舞台，它也使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不受制约，为从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到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铺平了道路。
失去对手的资本主义引发灾难
与此同时，由于摧毁了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1989年还使资本主义模式解除了管制， 20年来给整个世界造成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严重破坏。这又导致了如今的经济危机。
人们常说，欧洲共产党垮台和苏联解体摧毁了可取代资本主义的惟一制度，但是要求另一种社会选择的压力总是来自资本主义本身及其失败。在本周英国广播公司对27个国家迸行的民意调查中，只有11%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行之有效的，近四分之一认为它有致命的缺陷，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公有成分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
20年前崩溃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那就是会出现新的运动和模式，来挑战一种受生态和经济危机困扰的全球秩序。正如共产党人在1989年认识到的和资本主义宣扬者现在开始发现的那样，什么都没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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