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至24日，埃及总统大选正式启动，共有13名总统候选人参加角逐，因此本次大选竞争激烈。这次选举是穆巴拉克垮台后举行的首次总统选举，同时它也是自1952年“七月革命”以来，埃及由威权政体转向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由此本次选举受到各方广泛关注。
埃及这次总统选举是继去年“一二五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旧政权之后，建立新制度的重要尝试。其直接目标便是彻底终结延续了几十年“穆巴拉克时代”，使该国由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统治变成定期轮换制，同时，这种政治更替主要体现的是多数埃及民众的意愿，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当权者自己说了算。因此，不难理解，本次选举是埃及政治中的大事，也是好事。
不过话说回来，民主选举解决的只是国家领导人产生方式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了所谓“程序合法”的问题，至于领导人当选后应该推行何种政策路线，重点侧重服务哪个阶级，则不是民主选举本身所能解决的。
很显然，未来埃及领导人推行何种政治路线问题(它涉及到“实质合法性”问题)，远比领导人通过何种方式产生更为重要。当初穆巴拉克之所以被埃及民众赶下台，仅仅将其归咎为威权统治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当年纳赛尔在担任埃及总统期间，同样实行铁腕统治，但由于其推行的是一条有利于多数民众、有利于维护国家尊严的内外路线，所有其始终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信赖和支持。甚至当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遭受惨重失败、纳赛尔主动提出辞职后，会有几十万埃及民众涌到纳赛尔住所，对其竭力挽留。这种事例从侧面说明，领导人推行何种政策路线更为重要。
事实上，当初穆巴拉克被赶下台，除了其长期专权因素之外，更主要的是其在经济上推行新自由主义，大规模实行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私有化，并由此造成一大批靠裙带关系致富的权贵资本，使该国贫富分化加大，贫困率进一步增加到48%。同时，这种新自由主义还造成埃及民族工业进一步解体，日趋沦为西方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成为依靠石油、旅游、苏伊士运河等地租性收益过活的落后国家。而在外交领域，穆巴拉克则推行亲西方外交，充当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依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埃及还与阿拉伯世界的宿敌——以色列关系密切，甚至长期以低于成本价向以色列出售天然气，由此造成埃及在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地位和影响力日趋下降。
从这一意义上，埃及民众无论是当初起身抗议穆巴拉克统治，还是这次积极参与大选投票，与其说他们关心的政治参与本身，不如说是期待未来的埃及领导人能够推行一种不同于穆巴拉克时期的政策路线，真正帮助埃及民众和国家摆脱落后和依附状态，真正改善民生，增加就业机会，重振埃及地区大国雄风。因此，如果埃及真的要通过总统选举翻开新的历史一页，走上一条焕然一新的发展道路，仅仅总统换人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换思路，换路线，换政策。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要摒弃新自由主义发展思路，振兴民族工业;同时纠正过去过度亲近美国和以色列的对外政策。
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一则是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本身存在结构性矛盾。埃及在长期惯性作用下，已经成为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现在，要想真正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的是强人统治和高度集权;而现在埃及选择的民主政治道路，其前提恰恰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由此使当前的民主政治很难承载国家政策路线根本性转变的任务。二是候选人的阶级属性存在局限。在目前埃及的13名总统候选人中，呼声最高的4个人实际分属两个集团：前外长、前阿盟秘书长穆萨，以及前空军参谋长、前政府总理沙菲克，两人都与前政府渊源密切;而另外两个人都来自伊斯兰阵营：自由与正义党候选人穆尔西本身就来自穆兄会，另一位颇有竞争力的候选人福图赫，原本是穆兄会指导办公室(领导机构)成员，后因宣布参加总统选举才被穆兄会除名。就此而言，埃及总统大选实际是在世俗的官僚权贵与伊斯兰宗教人士之间的角逐，两派候选人的出身和背景决定了其政策纲领具有先天局限，其上台上能否在政策思路上脱胎换骨，真正推行新政，仍需拭目以待。
《大众日报》201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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