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占领华尔街”运动而突显的社会不平等话题，引起西方各界热议。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连续发文，阐释美国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克鲁格曼的“不平等论”延续了金融危机爆发前他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中系统提出的主张，并在新的语境下加入了一些新的思想元素，在当前西方形形色色的不平等批判中独树一帜。
传统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提高了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造成“知识工人阶级”收入激增，从而拉大了与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差距。克鲁格曼反对这种“教育决定论”，认为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原因在于70年代以来“鼓励或允许”高度不平等的政治规范和制度。
在他看来，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绝非偶然，正是二战期间政府采取的政策，比如战时工资管制带来的收入“大压缩”，以及其后长期奉行支持平等、强工会和累进税制的社会规范，促使美国社会实现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镀金年代”的不平等向战后相对平等的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主张自由市场的“华盛顿共识”取代推动底层阶级收入超过上层阶级收入的“底特律条约”，一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出现了：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因此，与把不平等仅仅视为经济技术进步的负效应，因而回避市场制度的结构性变革，并主张通过实行更多的收入再分配以及提高低收入工人工作技能的各种社会政策，以弥合收入差距的传统解决方案不同，克鲁格曼主张从造成不平等程度扩大的“经济倒退”中摆脱出来，恢复过去那些带来普遍分享式繁荣的经济制度和社会规范。
近来，在其理论范式基础上，克鲁格曼针对当前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行了一些新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美国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克鲁格曼同意存在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即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将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美国人相对于其他国家公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在精英制度之下，但克鲁格曼指出，这种自我想象完全是一种幻想。美国社会实际上更趋于阶级化，其突出特点是出身至关重要，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没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社会顶层。到2035年时，美国的代际流动甚至比现在还少，到那时，个人出生时的阶级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经济前景。无阶级社会的神话已经被揭穿：在富裕国家中,美国成为经济及社会地位最可能得到继承的引人注目的国家。
第二，寡头政治致收入不平等扩大。克鲁格曼认为，知识工人阶级的广泛兴起，是人们对美国社会的误读，即一个关于20%技术工人利用新技术和全球化机遇，逐渐与80%非技术工人拉开距离的“80/20”的谬论。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就业形势总体上好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工人，但同样也遭受着收入增长停滞并呈加剧趋势的经济安全风险。克鲁格曼主张，美国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不能归结于教育，而是寡头统治的崛起，表现为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特权精英手中。他援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新近公布的数据指出，美国中低阶层享有的社会总财富急剧下降，80%家庭的收入合计不到国家总收入的一半。而在上层人士中，将近2/3的收入又流向了只占0.1%的极少数人手中。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些最富裕的美国人实际收入年增长率达到400%，其中60%是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的高管。这种收入的极端集中与真正的民主相左，“美国社会已经身处险境”。
第三，社会不平等源于金钱而非道德。保守派认为，“占领”运动背后的原因是道德问题。查尔斯•默雷(Charles Murray)在其新著《分裂：美国白人的现状(1960—2010)》中尤其指出，美国产生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不是收入，而是受教育的上层部族(占全国人口的20%)和下层部族(占全国人口的30%)之间的行为差异非常大，是低学历美国白人结婚率、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以及非婚出生率上升等使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衰落，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分裂。克鲁格曼反对这种认知，坚持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源是金钱而非道德。他指出，尽管传统家庭的阵地一直在失守，但一些标志社会功能障碍的指标如少女怀孕率和暴力犯罪率已经大幅度降低。传统工人阶级家庭正在发生的变化恰恰是与“金钱”相关，比如教育程度不高人群的工作机会大幅度下降，这种变化是剧烈上升的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非其原因。
第四，收入不平等是种族不平等的新惯性轮(New Flywheel)。克鲁格曼认为，在当今美国，种族主义虽然没有完全从人们心中根除，但影响较之民权时代已经微乎其微。不断扩大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超越种族问题，成为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经济不平等不是一个固有的种族议题，但对美国而言，收入不平等具有种族意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种族歧视的终结极大地提高了少数族裔的经济和法律地位。其间大量黑人家庭迈入中产阶级甚至上层中产阶级的行列，黑人占上层家庭的比例增加了一倍。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黑人经济地位的相对改善停止了，这与同一时期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存在重要联系。克鲁格曼强调，人们不应该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保持沉默，而要像马丁•路德•金反对种族歧视那样，改变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以维护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梦想。
当前，美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社会不平等问题，正在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克鲁格曼提醒人们，不能漠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呼吁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和稳定方面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这不论是对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的西方发达社会，还是对面临贫富差距挑战的当代中国而言，都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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