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7日，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示威者高举标语，谴责大企业利用金钱影响政治，要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保障民生的项目中去，而不是补贴大企业或在海外发动战争。美国学者大卫·哈维认为，这场矛头指向当代金融巨头和他们手中纯粹的货币权力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城市根源。哈维在其新书《叛逆的城市》中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在哈维看来，城市作为资本积累和政治革命的中心，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要根源，同时也可能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核心堡垒。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的追逐。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生产剩余产品，因此资本主义也需要城市化来吸收它生产出来的这些剩余产品。因此，资本主义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相关性。城市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在1852年的巴黎旧城改造和1942年的纽约城市改造当中表现地相当明显。
1852年，路易·波拿巴通过镇压工人革命而取得政权。为了解决引起革命的资本过剩问题，他公布了一个庞大的海内外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其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就是重建巴黎的城市基础设施。1853年，豪斯曼正式接手负责巴黎的市政工程改造项目。奥斯曼的工作目标是通过城市化来解决资本过剩和失业问题，同时配合当局镇压工人运动的愿望。因此，奥斯曼通过类似凯恩斯的体制，通过债务融资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而一举解决了当时的剩余资本出路的问题。在随后的十五年当中，巴黎成了集消费、旅游和休闲为一体的“不夜城”。各种咖啡店、百货公司和博览会等将城市变成了以低俗消费来吸收庞大剩余的吸金机器。同时，这一转变也将巴黎变成了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城市，完全将工人等低收入群体排斥在了城市主流生活之外。
1942年罗伯特·摩西在整个纽约都市区复现了奥斯曼的巴黎。也就是说，摩西通过债务融资推动了美国的郊区化建设，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改变了美国城市的生活方式。从住宅到冰箱、空调移机家庭汽车，直到大规模的石油消费在吸收剩余资本、刺激消费、拉动经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上述过程在整个美国推行开来，对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稳定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也是美国能够通过贸易赤字向全球非共产主义经济提供动力的一个时期。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城市化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开始结盟反抗这一过程。造成了所谓的“城市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吸收了大量的因高技术崩盘而产生的剩余资本，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消费品市场和服务市场。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美国的城市扩张和住宅市场投机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但是，这种通过金融借贷催生的城市化繁荣同时也造成了次贷危机和住宅资产危机。
更加危险的事情是，由于城市建设承担着吸收剩余资本的任务，因此不断出现的资本过剩总是会引发反反复复的城市重建。在这些一次又一次的“建设性摧毁”当中，穷人、弱势群体和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人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最为严重的影响。在印度，为了将孟买建成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国家背景下的各种金融力量推动了对贫民窟的强制拆除。由于贫民窟的居民多数是非法的土地占有者，故而基本上不可能获得任何赔偿。
作为吸收剩余资本手段的城市化的代价是不断地建设性摧毁，同时也意味着对城市大众的城市权利的剥夺。它使得城市变成了资本家、开发商和富人们的城市，而工人阶级、贫民和各种弱势群体将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边缘化，以至于无立锥之地。这种掠夺性的城市实践已经构成了一个依靠剥夺而实现积累的巨大的金融利益集团。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的穷人一般都在劣质的基本商品上支付了比例更大的开支，而且低收入社区公共服务的不足还会加重他们的经济和实际负担。
通过分析城市和城市化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哈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控制城市资源的应该是金融家还是人民？城市如何以更符合社会公正和经济健康的方式重组？城市如何从资本积累的中心变成反资本主义的堡垒？哈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城市根源，同时也指出了城市革命的目标和方式：通过占领公共空间，把公共空间变成可以公开讨论城市生活方式和资源分配的共享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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