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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革命》(连载三)

探史 · 2015-01-05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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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史先生(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第二分局书记洪楚庭)将其文稿《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与北加里曼丹革命》一书电子版赐予乌有之乡,本网站将予以连载。

  第三节 砂盟领导机关的建立与健全

  (一)砂盟领导核心的建立与演变

  最初盟的主要领导是张荣任和文铭权。张是古晋潮洲人,父母都是开杂货店,他受过华文初中和英文教育。文铭权是客家人,父亲先务农后当小贩。大概是1954年9月间,张荣任感到难于胜任领导砂拉越的革命而离开到印尼去。

  张荣任离开砂拉越后,文铭权一方面责无旁贷地负起“砂拉越解放同盟”的一切领导工作,一方面仍想方设法争取与“抗英同盟”恢复联系。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革命信心,他没有告诉其他盟员有关张荣任的离开和砂盟已失去和“抗英同盟”联系的实情。随着砂盟的工作范围不断扩大,文觉得不能再继续这样唱“独角戏”了。他决定在和上级“抗英同盟”恢复联系之前,自己先做主加强砂盟的领导力量。他首先把砂盟领导层的实际情况坦白告诉与他同组的王馥英。王虽觉得很意外,但她没因此而失去革命信心,并表示愿意和他一起负起领导砂盟的艰巨任务。所以从1955年初到1956年中,砂盟中央只由文铭权和王馥英两人组成。这期间,他们大胆地领导了古晋中华中学第二次罢课斗争,即“3.30罢课”和古晋华社反对殖民地当局限制华文教育发展的“教育白皮书”的斗争。这两次斗争都取得很好的效果。特别是“3.30罢课”的胜利结束大大提高了所有砂盟盟员和进步群众的革命斗志。(详情请见附件《“3.30罢课”》)。罢课斗争也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砂盟干部,黄纪作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1956年中,文铭权决定提拔黄纪作参加到砂盟的最高领导层以加强领导力量。自此,砂盟中央便由文铭权、王馥英和黄纪作三人组成。根据当时砂盟盟员的质量和数量,他们决定逐步建立起砂盟的各级组织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工作。他们三人的分工如下:文除了继续负责领导砂盟的全面工作之外还负责成立一个搞统战工作的领导小组。王负责组织和领导第一省的学运委员会和第三、四省省委的工作,此外还参与第一省公开的华校教师方面的工作。黄开始负责领导第一省农运,后来砂盟决定开展土著民族工作后则由他负责领导。他们三人虽都负着很重的革命任务,但为了在社会上有个合法的身份,不能没有公开职业作掩护。文当时是在古晋左翼报刊《新闻报》编辑部工作,王在古晋华校当教员,黄当时还是古晋一所英文学校的学生,后来他考取高级剑桥文凭后便在杨国斯律师楼当职员。

  随着砂盟的工作迅速发展,为了加强领导,砂盟中央又进一步扩大,大概在1957-1958年,郭伟忠、林永伦和林和贵三人先后被提拔到砂盟中央领导层工作。之后,砂盟中央成立了以文铭权为核心的常务小组,成员包括黄纪作和郭伟忠。他们三人的分工如下:文铭权仍负责领导盟的全局工作,此外还兼负领导公开合法的舆论阵地《新闻报》和开展同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黄纪作负责开创土著民族工作;郭伟忠负责内部宣传出版和领导古晋学运与第二省全盘工作。砂盟中央另外三位成员林和贵、林永伦和王馥英则另组成一个小组,负责领导砂盟的秘密组织和地下工作。林和贵分管领导第一省工运和第三省的全盘工作;林永伦分管领导第一省农运和第五省的全盘工作;王馥英分管领导第一省华校教师工作、第四省全盘工作和南洋大学砂盟支部。引自《北加里曼丹革命史片段》

  考虑到民族工作的特别重要性,1958年盟还成立以文铭权为首,成员有黄纪作、叶存厚和雷皓莹的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1959年后,随着文、黄、叶去搞公开统战工作,中央民族工作委员会改为郭伟忠领导,成员有张本仁、雷皓莹、刘子金和陈金美。

  (二)各省省委会及其他领导机关的成立

  随着盟中央级的领导机关得到相对健全之后,1958之后,各省、县区和部门(工、农、学委会)也都相继成立,成为有机的整体,对革命发挥领导和推动作用。

  第一省,最初没有成立省委会,是以郭伟忠为首包括林永伦和林和贵三人小组兼负,当1962年郭伟忠离开砂拉越后,林和贵才正式成立第一省省委会。省委会以林和贵为首,其他的省委是:谢嫣素、陈金美、陈传淦、杨丽菁、许丽卿、杨传兴、赖锦玉、曾繁浩、陈禄贵、曾佩雄和贝文对等人。

  第二省委会大概於1959年成立,以郭伟忠为首,成员包括陈宗明、卢映月、李玉兰、范子香和蔡明娇等。

  第三省省委会,1957年底洪楚廷到三省时还没条件成立省委会,但随着工作的全面展开,在1961年之前已形成了洪楚廷为首,包括黄冠俊和张公洪三人核心领导。1961年初林和贵到三省时才正式成立省委会。省委会主席林和贵,副主席陈金美,委员洪楚廷、黄冠俊、张公洪和赖锦玉等。

  第四省省委会,1958年盟从古晋派陈李生到四省加强工作的领导和推动时,只有陈李生和温南振为四省直接的最高领导。1959年之前,第四省由王馥英负责联系,后改为林和贵负责。

  1959年盟从古晋又增派刘子金和田云端去参加第四省的领导工作。这时以林和贵为首,以刘子金为省委会会议召集人,并以陈李生、田云端和温南振为委员的省委会才正式成立,并在它的领导下开展了秘密和公开、非法和合法相结合的学运、工运、农运、民族、政党和统战工作。

  第五省的地下工作,在1962年才开展。首先由第一省的沈钦炎,后改为王慧英领导。1962年2月,盟才派出彭庚长和张燕辉去搞工、农、学民族和政党工作,所以省委员会还没有成立。

  盟是个地下的非法组织,它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少而精,以几个为好,以免或减少被渗透和破坏。没有条件成立领导机关的,绝不勉强成立。被提拔者,立场和能力必须兼备;被提拔者,应让他先工作,然后再提拔,才能避免占了粪坑不拉便的怪现象出现。

  从以上在上个世纪年代被提拔的干部看来,当时这些人都是刚20出头又都受过华文教育的年青人,他们多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少数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村贫农出身的。当时干部所受的最高教育是高中,并以他们为主要领导。

  (三)领导机关与秘密活动中心

  当革命工作全面开展之后,各领导机关更多的建立,领导与属下的联系和领导机关的开会都更频繁,联系与开会地点都更难找。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地都设立了许多不同规模的秘密集会地点或活动中心。有的集会地点设得不好或用得太频繁而暴露,致使整组开会时被突击与被捕。

  上世纪50年末,林和贵在古晋西连路十二哩老人院门口对面所设的活动中心,第一省各个重要的领导机关都到那里开会,有的外省领导机关也到那里开会,汶莱武装起义之后,林和贵还隐藏在这里,直至1963年初他才越界去印尼。之后,陈金美还有继续活动。这个活动中心,始终虽没有被侦破而遭受损失,但来往的人实在太多,如有人暗中泄密,恐会酿成大损失。可是第三省省委张公洪,在诗巫甘榜南甲也设了一个活动中心,活动太频繁,1961年中林和贵更在这里主持开了省委会,会后还没有更好的节制活动,同年9月18日终於在开会中被突击,张公洪、刘增勤、黄祥忠当场被捕,随后张的妻子何瑞英也被捕,并都被判罚而入狱。

  第四节 砂盟的革命总路线和总方针

  我们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总路线是什么呢?我们的总路

  线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工农特别是和广大土著各族农民的联盟为基础,率领和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联盟,以合法和非法,公开和秘密,和平和武装相结合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方式,向共同的敌人即英帝和马来亚傀儡集团继续坚决的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各民族各阶级的联合政府,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国家。

  在这个总路线之下,我们明确的提出了关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工农联盟(特别是与土著民族的联盟)和统战关系上的问题,斗争形式(武装还是和平)的问题,革命敌人的问题,政体的问题等。

  这个总路线(除了关于革命敌人这点有所不同之外)是我们组织一贯坚持的路线。这个路线指出了革命发展的方向,保证了革命的顺利发展,使革命能在接受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革命组织领导下,团结广泛的人民群众共同对敌。

  在这个总路线指引下的整个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内,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又有较小的阶段之分。我们的革命组织又适时地根据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逐个提出了下列工作方针。

  第一:从搞学运着手,培养干部,逐步扩展到社会活动(工农运)方面去,从而推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这个方针是在革命组织活动初期,成员少,干部少的情况下,解决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在非常落后的殖民地的我国开展革命活动的问题,也就是首先应该从那里着手来搞革命的问题。结果实践经验证明,凡是遵循这个方针,从学运着手开展革命工作的省份和地区,革命组织就迅速发展壮大。在几年时间相当数量的成员和干部就被派往农村和工会开展工作。这样我们的革命组织已经具备了在工、农、学各方面迅速发展的条件。但是我们面对着英殖民地统治当局禁止人民群众谈政治的反动宣传。这个低沉的政治气氛不打破,显然的我们的革命组织就不可能很快的发展起来,就没有可能领导我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反帝反殖斗争。为了解决当时面对的这个最突出的难题,革命组织提出了第二个方针,其内容如下:

  第二:突破公开工作一环,带动全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从而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壮大和巩固革命组织的力量,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

  在这项方针指引下,我们积极推动我国公开政党的成立。英殖民统治当局不准人民群众谈政治的反动宣传遭到了可耻的破产,轰轰烈烈的反帝反殖群众运动开展了。左派的政党和右派政党斗争激化了。在一片大好的革命形势下,革命组织成长壮大了。由于革命组织活动的初期内部领导成员就曾经批判了否认武装斗争的可能性的修正主义的思潮,因此虽然公开政党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统一战线的工作相当顺利,革命组织的领导层对议会斗争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搞公开活动的同志们也做好了随时被反动政府逮捕的思想准备。果如所料,在反帝、反殖、反伪马的群众运动异常高涨危及殖民地政府的统治寿命时,反动派就撕下了假民主的面具进行逮捕镇压了。

  盟后来还把多年的组织建设经验归纳起来,制订组织的方针。这个方针即以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养,加强组织纪律修养,巩固民主集中制,健全各级领导机构,大力培养干部。

  从1953年至1962年,盟就在革命总路线、革命总方针和组织方针的指引下,把革命广泛的开展和把组织建设起来,这是革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导作用的最好显示。

  第五节 砂盟的路线斗争与宗派斗争

  (一)砂盟的路线斗争

  盟在不断地和错误的主张和路线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盟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革命群众也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

  10.29罢课斗争结束之后,革命运动暂时进入了低潮。就在这样的时后,组织上一部分领导人,他们借口组织还幼稚,负担不起革命的重担,要求马上解散组织,实际上他们是在困难面前低头,对革命没有信心,开始动摇了。在遭到坚决反对之后,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开始破坏坚持革命的同志,散播谣言,说某某同志贪污,指责某某同志独裁,又绘声绘形描摹某某同志如何阴险等等,不一而足。在一片混乱的情况下,组织被强行解散了。但是革命并没有停止,坚持革命的同志依靠同志和大多数革命群众在一起又组织起来了,他们吸取过去的经验,从较低的组织形式把广泛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大量展开有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并以这样的学习作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来完成。这样,革命又得以继续前进,破坏继续革命的企图没有得逞。

  革命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学习为主的任务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群众活动和发展组织工作,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就在这样的时后,过去那些向困难低头,对革命没有信心的领导同志错误地提出了“学习第一”的口号,要求组织继续以学习为主要任务,反对扩大工作和发展组织。实际上这样的口号反映了要求放弃革命的情绪,另一部分过去的破坏者利用这口号反对坚持革命的同志,说什么坚持要学习也要工作的同志,不尊重其他同志的意见,独裁、阴险、卑鄙等等,还在群众大会上对这些同志进行公开的袭击,兴风作浪进行分裂活动,在革命同志和群众中又升起了一片乌云。但是坚持革命的同志还是依靠了大多数革命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并且把工作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去。

  革命运动在继续发展,一股潜在的歪风也继续肆虐。新血不断加进革命队伍中来,一片朝气勃勃的景象在革命运动中出现;与此同时,一片暮气沉沉的影响也在组织队伍中笼罩着,为数不少的领导同志,他们在过去“左”的面前,在另一部分同志的破坏面前看不到革命组织的力量,看不到群众的力量,要求“止步前进”,害怕展开斗争,组织上坚持斗争的同志反对这种右倾的思想,在大力展开了反对“害怕斗争”的思想同时,出色地领导了3.30斗争。

  紧接著反对“害怕斗争”的思想和1955年3.30斗争之后的同年,在沙巴的某些进步分子中产生了十分奇怪的“理论”。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可以成立革命组织,认为在革命组织内实行纪律是对革命者个性发展的束缚,认为在现在的世界形势下,革命只有通过和平的途径,才能取得胜利。我们中有些同志也竟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他们既然看不到压迫和被剥削,看不到其他民族工农的贫困生活,诸如此类的物质基础,他们竟不懂铁的纪律对纯洁革命组织、统一革命行动所发挥的作用;他们看不到通过战争或和平的途径取得政权并不决定于我们。对于这些,领导上在组织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使组织得免以解除这些思想武装的危险。

  上世纪50年代末,关於民族工作方针(工作重点)的争论和关於进行政治整风还是思想整风的辩论。

  任何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总要面临各种矛盾,只有善於解决矛盾,组织才能发展壮大。

  (二)反对郭、张的宗派主义活动

  1960年初,盟出现一次的严重斗争,是坚决反对宗派主义活动的斗争。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长期地从事树立个人威信的工作,培植亲信拉拢关系,破坏组织纪律,发生横的关系,制造谣言攻击领导,埋怨组织等等不一而足。后来竟发展到组织秘密小集团,扬言“维护马列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必要的时后“纠正中央的错误”,实际上则利用组织上的职权和组织给予的方便,制造所谓“不正确”的意见,加以“批评”,要在领导机关内“全面讨论”,为树立新的领导系统铺路。背着组织的时后,他们提出一套关于政治形势发展的理论,强调组织赶不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要求进行整顿。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和纲领”,正是组织自成立以来所制定和遵循的路线和纲领。而阻碍工作前进,正是由于他们中一小撮胡作非为分子的严重地阻碍了组织对许多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使得工作停滞不前。在组织决定采取坚决步骤对付他们时,他们又再度“批评”组织没有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私下展开了“扩大民主”的要求,要求听取“大多数”的意见,以便迫使组织接受他们的政治主张。

  这次的宗派斗争,斗争激烈时,郭伟忠向领导透露自己有另立中央的活思想,但另立的事,从来都没有成为事实。这次的宗派事件,始终只有郭、张两人,没有再发现其他人参与这个事件。

  当事情发展到严重时,盟免去郭中常委职务,并於1962年2月派他去沙巴开展新的革命工作。张本仁也随后自己离开去中国。这次的宗派斗争就这样的收场。

  盟在处理这次历史事件,对情况的了解还不够准确和深入,对事态估计得过於严重,对郭的处理太过严厉和缺乏做到治病救人;例如把郭放逐到政治荒凉的沙巴去,让他自生自灭,更快的断送他的政治生命。盟在处理这个历史事件,对主要当事人郭不但过於严厉,也涉及和打击了无辜。

  由于洪楚廷、陈李森和丘亚陶同郭张有过上下级或亲密关系,也受到牵连和打压,尤其是丘亚陶受到排挤和打击更是无辜。

  对郭张事件的处理,从后来的了解,不论是文铭权,林和贵或黄纪作都表示有不妥的地方,可是至今只有林和贵能够公开表态。这个宗派斗争,不可免的削弱了盟的威信、破坏了工作发展,削弱了盟中央的领导力;幸好有关的人,还较能从革命出发,不然将会造成更坏的影响与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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