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政府发债须高度警惕风险

政府发债须高度警惕风险

    经国务院批准，西历2011年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其中深圳单列）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总额共200多亿元。其中上海市为71亿元，并在11月15日率先启动，成为我国第一个首先发债的地方城市。对此，媒体的基本评价是肯定的，称其是地方政府融资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也是今后其他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表率等等。发行地方债券的技术细节不用多加讨论，那是专家关心的事情。在一片肯定的舆论环境中，我想对此说一点不中听的话。
    首先，地方政府发债有一定的政治风险，即地方政府离心力可能加大。一个家庭内部如果某个家庭成员单独向外借债，很可能意味着这个家庭的解体。当然，要防范这一离心力，地方政府借债的目的、数额、还债能力等，要在可控范围内。就目前来说，中国三个地方政府的地方公债试点尚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甚至中央政府还是最后的担保人，问题似乎不大。但是，未来如果试点结束，一旦全面铺开，其中的风险用什么机制来控制，现在必须开始有所警惕。
    其次，长期负债下的运营，不是必然选项。从个人来说，借债一定要适度，要量力而行，如果不是十分必要，尽量不要借债。对于企业、机构，乃至政府，道理都一样。长期负债是现代西方金融制度导致的金融资本控制社会的一种方式，是资本主义垄断的一种方式。当人人都是房奴、卡奴，当企业都在负债经营，等于金融资本已让全社会成为它的奴隶。目前来说，美国已有地方政府破产，欧洲有国家破产，本质上说，都是债权债务问题造成的。这种局面一旦在中国出现，后果比西方社会更严重，对此，我们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地方政府在一些临时性的特殊目的上，以地方债券的方式解决当地最重要的民生问题，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明确目的或用途，只把它当成一种长期、普遍的融资手段，我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在这次国务院批准的三个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券的报道中，我发现各个媒体对于地方债券的使用目的都忽略了，人们不禁要问：地方政府借债，究竟要干什么？或者说地方政府借来的钱，要花到什么地方？
    第三，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它的资金来源其实是有保障的。常规来说，一是税收，二是国有企业。因此，只要在发展经济和控制支出上做好协调，收支平衡应该问题不大。我们应该意识到，如果政府是独立公正的，政府上述两种资金主要来源也都是独立的，不易受到利益集团的控制。当金融私有化成为强大的趋势和现实，那么，政府负债就等于政府受少数私人金融资本的控制。政府向私人垄断金融资本的负债，是资本主义控制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资本主义使政府丧失独立性，变成私人金融资本的依附者的重要手段。我们在西方的历史上可以看到，当私人资本成为政府的债权人时，它常常要求政府以税收为抵押。这一现象等于私人向全社会收税，而不是一个独立公正的政府向社会收税。它是一种变相的独裁专制。
    第四，在一些紧急的、急迫的民生问题上，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未尝不可，但是，政府债券发给谁？这一点非常重要。从金融产品的收益和回报来说，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券是一个优秀的金融产品，尤其是因为政府的信用和实力，使得回报稳定而且较高，那么，把债券发给谁，就等于把优良的回报交给谁。从这一意义上说，我认为，如果地方政府一定发行债券，发行对象应该是广大的普通民众。换句话说，政府借助自己的权威，将经济回报直接给予普通民众，使得大多数民众能够受益。但是，在这次上海发行地方债券中，人们看到，普通民众、个人投资者无法直接参与购买。换句话说，如果只把政府债券卖给少数金融资本，等于少数人成为政府的债权人，政府要为少数人负责，政府债券的优良回报也只属于少数人。这将加大贫富差距。比较而言，政府债券较为平均、分散地直接发给普通民众，更符合“民主”的本意，即广大的民众成为政府的债权人，因而使得广大普通民众对于政府都拥有权益。如果政府债券只集中发给少数金融资本，等于政府被少数人控制。而现在所谓“国际惯例”、“国际规则”，在金融私有化的前提下，几乎都是少数人控制政府的局面，对此，当今中国政府不能不察。
    第五，就目前来说，中国中央政府允许地方发债还在可控范围之内，其中关键在于人民币的发行权还在国家手中，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货币发行权也在私人手中。此外，地方政府发债的数额也由中央政府控制。但我认为，这其中还有需要高度警惕的地方。除了地方政府发债的目的需高度明确外，还需防止外国资本对于地方债券的渗透。如果外国资本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地方政府的债权人，也是危险的。这一风险不仅在于经济领域，同样在于政治领域。
    简单说，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是要非常谨慎，二是要让普通中国民众受益。当我们说政府要“超越利益集团”，它不仅仅只是“天下为公”等道德口号，并不只是一些空洞的道德要求，而应该落到每一项经济政策的实处。经济就是政治，政治也就是经济。当广大的普通民众成为政府的债权人，政府就可以看成是为广大民众服务的，就可以看成是“超越利益集团”而独立的。当少数金融资本成为政府的债权人，就可以看成是政府受到利益集团的绑架，政府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这一现象在金融不发达的年代尚不是问题，但在金融高度发达，金融私有化的大背景下，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不该被一些漂亮的经济理论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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