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创办《中国经济季刊》(CEQ)的史塔威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90年代，他替《经济学人》的商情部门(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简称EIU)写过大约十本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小册子，算是“中国通”。2002年他的《中国热》(ChinaDream的台湾译名)一年“三刷”，在研究中国市场信息书刊多如牛毛的书市，足见该书言之有物，大受市场欢迎。史塔威尔2007年出版的《亚洲教父》，亦颇有可观，书的原名令人以为集中“揭发”香港“教父”的种种，其实不然，因为对新马泰印(尼)菲的着墨不少甚至更多。
未及正题之前，必须指出作者强调读者不可视“教父”为“有组织犯罪组织领袖”，他不过借用这个带有“罗曼蒂克迷思”的名词，以形容“家长式统治、大男人主义和冷漠高傲”的搭通政坛天地线之巨贾，对于“教父”的称谓，史塔威尔要读者不可当真。本书提及的大部分“教父”，充其量只能归类为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事实上这种种商界诟病，亦可视为善于钻营、长袖善舞、全心全意为股东牟取最大利益的正常商业行为，与做非法勾当的教父大异其趣，因此必须加上引号，以示指的是对权势炙手可热的商业大亨，与黑社会教父完全不同。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MarioPuzo笔下(也是后来的同名电影)《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此中最臭名昭彰的是苏哈托的次子汤米(Tommy，原名HutomoMandalaPutra，1962-)，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2000年(乃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汤米其后“上诉得直”，已于2006年10月“有条件”获释……把其他纯商业大亨和这类借父荫强取豪夺的流氓型人物并列，不加引号是不合理的。
大体而言，史塔威尔细说中国香港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大亨发迹史，此中不少——尤其是港澳地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本来并无什么可写处，然而，史塔威尔的功力在从中梳理出他们发迹的脉络及发迹后的“生活规律”，丝丝入扣、合情合理，这便非等闲之辈所能办，因而必须特为介绍。史塔威尔指出，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卡特尔，进而财源广进。这种发展模式，和战后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进行经济改革、保持商业竞争，进而形成社会财富分配较公平，同时鼓励了科研及人文发展，大为不同。非常明显，从经济成长及社会发展观点看，日、韩及中国台湾地区走的才是正途。
因为这种缘故，亚洲地区的经济离全面自由甚远。香港多年来被“选”为世界最自由地区，特别是经济学自由学派大旗手、已故的弗里德曼一再作此强调，令香港与自由画上等号，对此不少熟悉港情者感到迷惘和迷惑，因为在实际商业运作上，许多重要行业都受管制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独家生意”，一般商人甚难加入，市场基本上不自由，而这正是推动市场自由化的“亚洲共同市场”在亚盟多年努力后仍未“成孕”的底因!
史塔威尔书中对亚洲“教父”的剖析，新发现的事实不多，却有不少新看法，值得读者注意。其中比较突出亦令笔者有点意外的是，他指出“教父”们最热衷标榜的“出身草根，童年过非人穷困日子”，说法太夸张、失实;他就此访问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王氏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王教授为研究华侨社会权威，这句话揭穿了众多豪富为彰显自我奋斗，成功编造“感人故事”故意贬低出身不尽不实的说法。
史塔威尔还曾以此事质疑“对世界局势了如指掌”的东亚银行主席李国宝，李爵士冲口而出，说白手兴家的豪富多得是，比如邵逸夫、李兆基和霍英东，便是从无到有的典型巨贾。史塔威尔不以为然，他指出邵爵士为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霍英东确是无产阶级出身，但他获英国政府奖学金入名校(皇仁书院，因“二战”而辍学)就读——在殖民时代，入读名校学得英语，等于跳出草根阶层、迈出事(职)业成功第一步!显而易见，在政权易手之际，南来的富家子弟大都身无长物，唯他们除了有富裕阶级的基因、童年受良好教育外，还有耳濡目染的“身教”以至广泛的人脉关系，这些都是草根阶层人民所完全欠缺的优势。
至于那些有赚钱禀赋之士，即使出身清寒或中产，只要娶个有钱有势的妻子，便等于获得向上爬的社会梯阶、奠下良好的“商业基础”;这类富翁数之不尽，史塔威尔顺手举出的便有李嘉诚、郑裕彤、董浩云、吴光正和苏海文……泰国的逃亡总理他信在位时常说他生于穷乡僻壤，少年过得甚苦，其实是“大话西游”，他出身清迈大户，乃父为政府委任的地方税款“包收入”(taxfarmer)，累积相当财富后从事泰丝、财务、建筑及地产发展生意，他信因此能够进名校接受最佳教育，后入军校，与将军的女儿结婚，自此平步青云、事业遂顺，商而优则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新加坡大亨李光前亦因娶大富之女而飞黄腾达……有个有钱父亲，当然财星入库、妙不可言，但和千金小组结婚，亦是致富快捷方式。
几乎毫无例外，“教父”们在家庭及公司都有绝对权威地位，这种“社会地位”当然是因他们的能干与精明及有“叱咤风云”个性而获致，唯不可忽略的是，这与他们在生时紧紧拥抱财权不放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去年取消遗产税，香港豪富再无后顾之忧，因此会做得更彻底。摊开上市公司年报，巨贾的第二、第三代名下的股权真是“无足轻重”;史塔威尔以新加坡最大地主(约占该国四分之一的物业市场)黄廷方为例，今年77岁的黄氏至今仍持有过半数名下上市公司的股份，其长子黄志祥(罗拔仔)五十开外、白发苍苍，是官地拍卖场的常客，为信和置业及尖沙咀置业的名义“话事人”，然而只分别持有这两家上市公司0.06%和0.03%的股权;虽然在“父传子”的传统根深蒂固的华人社会，儿子——特别是大儿子是财产合法甚至唯一继承人，然而，老人家谢世后冒出若干庶出子女争产的事，时有所闻，那意味着遗产会被分散分薄——这种风险，是华人巨贾身后无可避免的风险。
《亚洲教父》指出，坐镇新加坡的黄老先生每天打电话查询公司业务，这也许是黄志祥不敢怠惰，每天早上八时前便到公司办公的“原动力”;罗拔的弟弟菲立主持新加坡业务，据说黄老亦不因近在眼前而稍有松懈。史塔威尔又指出，不少巨富特别是新马泰的，其中年子孙，买汽车或其他“奢侈品”，都要征询老人家的意见，老人面有不悦之色，提议便自动取消;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不过，这样做的后辈的确大有人在，但那也许是摸准了老人家悭俭性格故意讨其欢心之举——后辈必需讨老人的欢心，以彰显老人手握财权的“效应”。掌握财产控制权的另一“效应”是有老人家在场，不管是开会或饮宴闲聊，后辈大都噤若寒蝉，不敢随便发表意见;老人家对后辈“相敬如宾”的大有人在，而在家庭聚会、职员面前甚至董事会进行中大发雷霆申斥后辈的事例，更不鲜见，已故金融业大亨冯景禧是代表者，《南华早报》在2003年2月的董事会中便出现了一次令众董事十分尴尬的场面……
我国外交老前辈顾维钧的太太黄蕙兰的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提及乃父印度尼西亚巨富黄仲涵(OeiTiongHam，1866-1924，当年的世界“华人首富”)“终生迷恋女人和性，有十八名正式过门的妾侍，她们为他生了四十二名子女……”。东南亚“教父”手握财权，有无上权威和随之而来的特权，包括随心所欲与女性“上床”的特权。
东南亚“教父”的性生活和婚外“性”活动，“消息来源”大概是他们的“不肖”子孙和“怨偶”，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投资银行家，亦提供不少可信性高的“内幕消息”。据史塔威尔的描述，“教父”们之所以多有此种性癖，很大部分原因是被他们的太太纵容而“性对象”供应源源不绝，得之全不费工夫;其次是这些“教父”大都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社交生活乏味枯燥，因此寻求年轻女性的性慰藉，几乎是唯一的“解闷”方法。
东南亚“教父”令其西方“同行”难以理解的还有“好名”之心甚切，而且假戏真做;他们对名誉学位及皇室、土皇帝或政府的赏赐，不惜多方钻营、千方百计争取，一旦到手便到处炫耀、沾沾自喜。为了投其所好，各地政府都巧设勋衔，各大专院校每年颁授名誉学位必以“工商巨子”为主要对象，荣誉纷至沓来，附于大亨名字之前之后的头衔多多、蔚为奇观，Dr.Sir有之，TanSriDatoDr.有之，总之非常显赫、十分热闹;而一些略识之无的巨贾训示下属必尊称之为“博士”，当其秘书在电话中说“这是某某(如刘天就，20世纪80年代鞋业大亨)博士办公室”时，不识时务不懂港情的洋记者笑破肚皮，外国记者俱乐部以此传为笑谈。
对各位的执著，皆因“身份危机”而生，近年另类“身份认同”的潮流是信耶稣，他们不惜高价将办公大厦辟室改装成教堂，出钱出力，办“主日崇拜”及种种“属灵”活动，此中以印度尼西亚“过江龙”香港力宝集团李氏家族和马来西亚大财阀邱继炳(KhooKayPeng，有不成文规定，下属友人见之必尊称为Dr.Khoo)以至新鸿基地产郭氏昆仲及恒隆地产陈启宗(在美国读神学并曾当传道人)最热心。基督教与华人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儒家精神大不相同，然而，华人乐此不疲，马来西亚YTL集团杨氏家族一位大佬指华人是“变形虫”，当他们精神缺乏寄托并感前路多变而政府又不能信赖时，“信教”便是不错的安定情绪尤其是平衡他们“极富”带来内心不安的精神食粮。
“教父”们的“选择性节俭”亦令洋人大开眼界，他们中不少仍住在数十年前购下的古旧豪宅(其目的多半是以节俭的身教示之儿孙，洋记者忽略的还有不愿舍弃“发财宝地”的风水问题);有人买下大屋后拆建为数间较小的物业，然后把它们卖出或分租，保留一间“赚回来的”自住。他们中很多人支取比扫地杂工还低的工资，以示不计较收入“无偿为股东服务”。为此，史塔威尔指出香港有薪俸税而无股息税，揭穿了“低薪之谜”。在收股息方面，恒基的李兆基名列榜首，李氏(1996年香港首富、世界排名第四)近年在世界富豪排名榜的名次虽从高位略为回落，然而，其“香港首富”地位应该保持，这二十年来，他仅从恒基地产收取的免税股息便可能高达三亿美元，唯数十亿港元在千多亿的身家中，小数目而已;李兆基在美国拥有超过三万个物业单位，这些年来美国楼价翻数番，加上私人投资基金，他的个人财富真的不可估量!
本书不少内容，有待“教父”们自行澄清，笔者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如此，后之学者才能为他们撰写与事实相近(即非隐恶扬善拍马阿谀之作)因而有价值的传记;一个人创造了以百亿计的财富，肯定有过人的能耐，因此“益后人”的，不应仅限于金钱，而要把克服困难创业致富的经验一并传诸后世，才不枉此生。事实上，“教父”虽然富可敌国，然而，史塔威尔认为他们无论在企业管理和发掘及利用人才上，并无垂范后世的建树(他们的CEO是“奴隶头目”、“洋人”是鬼佬。这是《亚洲教父》第四章的题目)，那等于发大财却在社会层面无法“立品”(不少巨贾捐款做善事，然而，在大多数例子中，那只是他们为身后名的投资)，令人引以为憾。据史塔威尔的分析，“教父”只知道设法获得专利，然后削减成本，提高边际利润率和绞尽脑汁交纳最少的税款，与西方社会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下竞争因此必须培养、聘请一流人才拓展市场进而对商业社会作出贡献，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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