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对苏联历史的彻底颠覆

对苏联历史的彻底颠覆

苏杜

    今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发表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玉贞写的“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一文，值得人们严重注意，并唤起人们严重警惕。《炎黄春秋》发表这样的文章，究竟是为了什么？
    文章是对俄国人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的评价。今年6月间俄国另一个史学者潘佐夫到北京访问时和我国几个史学者一起就此书作了叙谈，文章就是叙谈的文字记录。据祖波夫介绍，参与这部俄国史写作的40余名专家称，写这部史书是出于“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心和责任”。
    这部史书彻底颠覆了苏联历史和列宁、斯大林两位杰出苏联领导人的形象。
    在史书作者笔下，列宁“实际上充当了德国威廉皇帝的秘密代理人”，“他接受了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活动”。但潘佐夫却又故意轻描淡写地说：“这件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不是说列宁是德国特务”。作者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一场社会主义“政变”，而这个政变计划是得到德皇和德国总参谋部“坚决支持的”。“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列宁从瑞士取道德国返回俄国，德国照准放行”。德国总参谋部的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
    在史书作者笔下，十月革命以及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被尽情地恶毒地诅咒。说什么俄国人主张孝敬父母，布尔什维克要彻底砸烂祖辈父辈创造的“旧世界”；人们热爱祖国，布尔什维克说“无产阶级没有祖国”，人们不要贪财，布尔什维克说要彻底消灭私有制；人们常说不要偷窃抢掠，布尔什维克说要让穷苦人把抢走的东西抢回来；人们认为通奸不道德，布尔什维克说要摧毁资产阶级道德、主张甚至“共妻”；对于“行善积德”、“和为贵”，布尔什维克主张“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些俄国史学者恣意攻击被剥削、被奴役得只剩下一条锁链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不屈斗争的最大正义性，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来歪曲、诬蔑无产阶级提出的革命口号，甚至用“共妻”这类谎言来蓄意向无产阶级栽赃。这些史学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们自己既无起码的史德，也丧失了对历史事实起码的尊重。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千百万俄罗斯农奴的最高农奴主沙皇尼古拉二世皇族人等被革命的俄国人民处以极刑，这是大快人心的正义之举。但在史书作者笔下，此举成为一场对“无辜人们”的迫害，叶利钦说什么是“我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安葬他们“是为了替我们的先辈赎罪”。这本史书还肆意渲染所谓“红色恐怖”，说布尔什维克遍设公堂，对“阶级敌人”就地正法，说列宁说过：“专政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直接依靠非暴力的政权。”本来，列宁这句话是在特定形势和特定条件下说的，是完全没有错的。一个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推翻一个剥削、压迫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手段，这是天经地义的。一切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手上沾满工人、农民鲜血的例证还少吗？史书作者这样写的目的就是一个：把列宁丑化为一个暴君。
    另外，史书作者恶意歪曲列宁倡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一共产主义创举是革命的“急性病”，说什么“劳动根本无‘自愿’和‘热情’而言，每天工作12—16小时，吃的是大锅饭”，说圣彼得堡一地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三—四倍，有的省份人口总数剧减。作者还恶毒地诬称农业集体化是“第二个农奴法”，说消灭了富农，其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其家产包括鸡鸭日常用品也全部充公。“农业集体化后，全俄出现了大饥饿，出生率明显下降”。史书作者还恶意攻击高尔基，称高尔基“对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淋漓尽致地表述了拥护和无限忠诚”，“为建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高尔基不遗余力”，还说在共苏高压和控制下，出现了严重歪曲历史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影片。
    当然，史书作者对于列宁的继承人斯大林是绝不会放过的。在作者笔下，斯大林被说成是和希特勒一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潘佐夫说：“实际上是斯大林需要战争”，说：“就其本质来说，作为两个社会思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有许多共同点。”由此，在作者笔下，“伟大的卫国战争”的用法被摒弃了，而代之以“苏联—纳粹战争与俄罗斯”，把苏联和纳粹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了。
    由于立场迥异，一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美好事物以及无产阶级领袖的伟大形象，都被彻底地颠覆光了。这是这些俄国史学者编写这本书的初衷。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要灭国必先去史，这几个俄国史学者实践了我国古代学者提出的警言。但是历史难道能被随心所欲地歪曲、篡改的吗？无论他们如何用尽心机，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部史作是一部绝佳的反面教材，只有极端反动的无良文人，从骨子里反苏反共，反对十月革命，反对伟大苏联成就，反对伟大卫国战争，以及对列宁、斯大林这样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爱戴的无产阶级领袖恨之入骨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史书来。而这就是他们的良心和责任心，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良心和责任心，难道还需要别人费口舌吗？
    这部史书是特地为俄罗斯11年级（相当于我国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的，向这些纯洁的刚刚涉世的年轻人灌输这些毒汁，是为了什么呢？人们也注意到，这部被称为颠覆了联共党史的史书出版的同时，联共党史在俄罗斯也获得了官方认可，重新出版问世。两部截然相反的史书在俄国社会流传，这是俄罗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个奇特现象。当然，俄国人自会做出自己的评论，毕竟这是俄国人自己的事情，别人毋须置喙。但是《炎黄春秋》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并且做出自己的评价，是为什么呢？文章说：“这本书的作者释放着爱国主义情愫”，“他们写下这部巨著，期望着俄罗斯的复兴，期望着人类的普世价值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实现。”这些评价的“含金量”是什么呢？《炎黄春秋》的先生们要用俄罗斯这块石头，攻我们自己的什么玉呢？他们朝思暮想的不正是要像与之“品茗叙谈”的俄国的同一个阶级的同行们一样，在中国如法炮制，也演出一出去史灭国的活剧来么？人们对于这些人的居心，已经引不起一丝一毫的怀疑了。（2010年10月1日）
    （《环球视野》第3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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