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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形康:世界历史的结构与再认识——评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绪形康 · 2012-01-13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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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2010年12月21日华东师范大学著名的“思勉人文讲座”举办的第53期讲座的主要内容,文章内容是评论中日两国学术界最近出版的两本新书: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和柄谷行人的《世界史的结构》。

最近中国和日本出了两本书,都在讨论如何看待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当中中国的位置。这两本书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我认为是有着开创性的、别开生面的内容的。同时,这两本书都关注、并且要再检讨过去500年来对于世界历史的看法,并都做了重要的尝试。最后,这两部书在日中两国的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柄谷行人先生的《世界史的结构》和韩毓海先生的《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

首先我介绍一下柄谷行人先生。柄谷行人先生出生于1941年,他可以说是当代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大家都知道:20世纪60年代,在日本“二战”后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中,东京周围聚集了一百多万市民与学生,反对日美安保条约。柄谷先生那时20岁,刚刚上东京大学,学习经济学,他自然也参加了这个运动。这一期间,他修习了宇野弘藏的经济学。现在很多人都忘记了宇野弘藏。那个时候日本权威的经济学教科书有两本,一本是《近代经济学》,一本是《马克思主义论经济学》。宇野弘藏就是当代日本、乃至世界上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传人。而柄谷先生就是在他的指导下,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柄谷行人后来专攻英国文学,上了东京大学人文学部研究生院,开始了对17、18世纪世界史的研究,然后在东京法政大学,还有关西地区的近畿大学任教,主要教授英国文学。同时他还是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中国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最近日本最有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出版了他的文集《柄谷行人文集》。我特别要提一下《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他的这一著作已经有了中译版,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柄谷先生的著作,还有《作为隐喻的建筑》、思考和探讨19世纪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跨越式批判——康德与马克思》。与今天的讨论关系较密切的则是《历史与反复》,这个著作是1995年出版的。此后,柄谷先生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等种种著作,并于2010年6月在岩波书店出版了《世界史的结构》一书,这部著作的核心,就是探索16世纪以降,世界帝国的命运,以及这种命运与不断增强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这本书影响非常大,许多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对他的这一作品都做了评论。

韩毓海先生我就不用作介绍了。我只是想说一句话: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文章是11年前的1999年,当时,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非常坚定地、大声地向美国抗议。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这种抗议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但这令我联想起20世纪60年代日本老百姓反抗日美安保条约的时刻。韩先生本来是研究文学的,但好像从那之后,他就转向了经济学和世界史的研究。他最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书时,探讨并思考了孙文、毛泽东思想的发生与中国的现代命运问题,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现在我们谈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还没写完,他说总共有三卷,现在出版的只是第一卷。

我首先想探讨两位先生所考察的“16世纪”的问题。首先介绍一下韩毓海先生说的“漫长的16世纪”。柄谷先生曾经这样评论19世纪的世界史: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原来的“中心”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尽管很多人讲中国的边缘化是从16世纪就开始的,但是柄谷先生说,不是的,实际上,16世纪的中国处在世界经济的绝对中心的地位,欧洲则是非常边缘的,中国从中心到边缘化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过程,那是19世纪以后才真正开始的事情。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韩毓海先生也有着与柄谷先生同样的看法,不过,他主要是受两位欧美著名历史学家的看法(的影响),一位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家沃勒斯坦先生。1987年沃勒斯坦发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货币》。在更早的1977年,他提出了著名的“漫长的16世纪”这个范畴,在我的印象中,是沃勒斯坦最早把世界经济体系时代,即公元1500年前后到1850年代,看作“漫长的16世纪”。

还有一位专家,就是现在加州大学的彭慕兰先生,最近他写了一本书:《近代的多元化》,他说:不应该把16世纪看作世界经济体系开始的时代,应该把更早的时代,1350年作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开始,即应该把1350年到1850年这500年作为一个“漫长的16世纪”。这个漫长的16世纪含义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大转变的“多元时代”。为什么叫“多元时代”?因为中华帝国、俄罗斯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这些“世界性帝国”对欧亚大陆的统治还处于颠峰,而同时,欧洲的英国、法国已经开始构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体系。所谓“漫长”,首先,如果关注世界货币的话,可以理解为金本位经济体系逐渐取代了银本位体系——这个过程很漫长。其次,到1850年,英国才正式开始向海外进军,力图成为一个称霸欧亚大陆和世界的帝国主义强权,只是在这个时间以后,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和帝国主义的军事殖民体系,才改变了世界帝国在欧亚大陆的秩序,但是,英国称霸欧亚大陆,还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事情,欧亚大陆上的世界帝国:奥斯曼、波斯、印度、俄罗斯和中国,虽说经历了衰落和复兴,但都没有被压倒,所以,在欧亚大陆上的争夺,此消彼长,一直持续,这个过程很漫长。韩先生比较、综合了沃勒斯坦和彭慕兰的论述,他的著作的第一部分就叫“漫长的16世纪”,他的言外之意是:沃勒斯坦和彭慕兰两位说的“世界经济体系”从什么时代开始呢?应该是从1350年开始,因为世界体系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利用了世界性帝国的秩序,是在与世界性帝国的博弈中、在世界帝国的框架里面生长、发展出来的。

关于漫长的16世纪的内涵,在我想来,有两个比较重大的问题需要再探讨:一个就是商业资本和商人资本。大家知道,我们过去看世界史,关于16世纪以后漫长的世界史的变化,教科书往往都会强调这样一个重点:那就是英国的特殊性、或者说英国特殊的先进性,即英国大概于16世纪前后,发生了家庭手工业奇迹,而这个家庭手工业奇迹是英国社会所特有的,是英国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经济奇迹,进一步说:在这个新的经济奇迹背后,更有一个新的经济伦理,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所考虑、指向的,乃是一个好的——“合理化”的经营问题,从而促使了商业资本的发展。他认为:过去的经济体系,其中固然有商人资本,但商人资本却不会考虑合理的经营性——如此就不能把商业资本引向产业资本。马克斯•韦伯说,中国过去也有商人,但是商人资本挣钱后马上就花了,没有合理地发展自己,结果是商人资本不能发展为产业资本,所以在中国不能滋生出资本主义。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看法。

但是,柄谷先生说:韦伯的看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16、17世纪的英国经济,那时候在欧洲是最落后的,最发达的产业经济是在现在的德国、法国。那个时代的产业发达,主要是指手工业发达,而韦伯关于英国手工业最发达的说法,首先便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最落后的英国经济怎么发展了产业资本呢?柄谷先生是这样看的:这是因为国家强力保护英国国内的工业资本,把它推向产业,变家庭手工业作坊为工厂生产,所以,最落后的国家英国的经济,是依靠国家的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事实上确实就是这样,这也是柄谷先生的看法。所以,据柄谷先生看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没有区别的,商业资本能否转变为产业资本,关键并不在于商人的经营理念,并不在新教伦理,而在于国家的规划和控制,如果国家想去控制,一个国家的商业资本就会转化为产业资本,反过来,国家的产业资本也可以表现为商人资本,但商人资本毕竟还是受国家控制,为国家的政策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就是这样,它的管理者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公司的经营者,既是国家的官员,也是商人,或者说,是国家的商人。所以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包括过去我们习惯的教科书里的说法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不符合事实的。韩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也说16世纪是英国农奴土地所有制极度残暴的时代,从欧洲经济的历史来看,最落后的英国经济反而走向先进,这就是由于国家的“圈地政策”所造成的土地资本化。相对来讲,中国在那个时代比较强调“永佃制”这种土地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导致了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不大,缺乏大量失地农民造成的无产阶级向产业化的城市集聚,缺乏人口和财富向城市和产业集聚的冲动。同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缺乏煤炭资源,难以发生向煤炭动力的转化。中国是通过利用水利这种动力,通过轻工业、手工业和市场效率的方式谋求发展。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占当时世界经济总量的32%左右,中国的发达,恰恰是商人资本和手工业的发达。但是商人资本发达和手工业发达,不能自动产生工业资本,实际上,恰恰是这种商业资本和手工业产业的先进,导致了工业化的落后。为什么落后?因为缺乏吸收大工业的土地和资金。大家知道恩格斯有一著名的著作《法德农民问题》,他说当时手工业作坊最发达的是德国和法国,而不是英国,法德两国农民的生活要比英国好得多。但是,没有国家政策的控制,手工业的发达不能导向工业产业资本,这也是韩先生的看法。随后产生的漫长的19世纪的内涵即产业资本、产权私有,这些都是民族国家政策的结果,而不是商人资本、手工业经营理念自动“合理化”的结果,——这就是两位先生指出的,关于从漫长的16世纪到19世纪转变的一个重要新观点。而说漫长的16世纪中国的商业资本不发达、以手工业为标志的产业资本不发达,这是不对的,因此一般地说中国经济一向不发达,也是不对的。

关于漫长的16世纪,还有一个内涵就是世界帝国。什么是世界帝国呢?柄谷先生把世界帝国的要点、要素概括为,世界帝国保持了世界货币、世界宗教、世界语言,对中国来讲,世界宗教就是儒教、佛教、道教,世界语言当然就是汉文,当然这个汉文的表意系统不仅仅是在中国大陆,还涵盖了韩国、日本、朝鲜等。还有,柄谷先生认为,世界帝国诉诸的法律应该说就是现在的“国际法”理想。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周边有许多不同的国家,它们来中国进行朝贡,朝贡的目的之一当然是贸易,但另外一个重要目的,却是通过到中国朝贡来确立自己“内部的秩序”,因为在当时,确立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周边的国家,此前并不承认世界上有普遍的秩序,也就是说,不承认有国际法,于是,内部的秩序也是靠武力来确立的,因此战争、混战和叛乱非常多。到中国朝贡,一方面可以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使得世界存在一个“普遍秩序”的意识,能够确立起来。日本虽然没有像朝鲜那样,引进文官官僚体制,并且顺便通过引进文官官僚体制确立自身秩序的合法性,但是,日本引进了朱子的世界普遍秩序的观念,正是由于产生了世界普遍秩序的意识,政治结构相同,法律相同,如此等等才能发生。作为中心的中国和中国周边的日本、韩国,它们的关系,正是建立在对世界普遍秩序这个意识的产生之上的,按照今天的说法,16世纪对世界普遍秩序的认同,是国际法的基础。

柄谷先生认为,在世界帝国中,俄罗斯帝国和中华帝国的命运有其特殊性,因为其他的一些帝国,进入近代以后,因为是多民族,都发生了分裂和崩溃,那么为什么俄罗斯和中国能够摆脱分裂的危机呢?特别是中国,近代所遭受的外部压迫,比俄罗斯要厉害得多,竟然也没有发生分裂式的崩溃。这是因为,在漫长的16世纪这个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中国采用怀柔的、分享的方式,来解决帝国内部的不平衡问题,这个传统到了19世纪还在起作用。韩先生在他的书中,分析了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的问题,他说:这个条约表达了中华帝国愿意与蒙古和俄罗斯分享发展成果的愿望,后来的恰克图贸易就体现了这种分享的发展模式,因为愿意与周边分享发展的成果。所以蒙古就比较倾向于中国,不会发生分离倾向,长城内外的经济不平衡,也正是因为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而改变了、改善了,这不用说就是晋商等商人的作用。反过来说,为了核心地区的发展,掠夺边缘,不肯分享发展的成果,放弃了互惠的政策,而且所谓的“开放”,其实就是要把发展的代价转移出去,这就是西方的做法。这是后来“漫长的19世纪”的做法。漫长的16世纪,世界帝国体现的作为互惠和分享这样一种模式,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不过,柄谷先生认为,如马克思主义者说的一样,当时的中华帝国是“不知不觉中”体现了这种“多元的现代性”的。这个问题我一会儿再讲。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即漫长的16世纪的内涵和“亚洲专制主义”的关系。柄谷先生非常扼要地概括了所谓“亚洲专制主义”形成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要求共同富裕的、共同体式的国家。他考察了与中华帝国相伴随的“亚洲专制主义”的问题,他主要是重新审视了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魏特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亲自观察过1927年的中国国民革命,非常详细地写到了革命内涵的几个问题,同时系统研究了现代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力图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革命和孙文主义。然后他到德国、欧洲,最后到美国,研究帝国主义时代亚洲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起源,那时候,他开始批判共产国际的斯大林专制,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魏特夫比较具有批判性。他1957年写了《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这本书在中国反响非常大。而通过重新审视这本书,柄谷先生说,以中华帝国为代表的“亚洲专制国家”这一范畴,乃是由19世纪的西洋历史学家带来的误解。我们都相信专制国家奴隶性比较发达,统治者只顾自己独裁而靠武力进行统治,但是柄谷先生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中华帝国固然不是靠资本和金钱支配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也不是单纯靠武力独裁支配的军阀国家,真正能够支配中国的,与其说是军阀或者财阀,还不如说是基层的乡里关系,它的代表是乡里长(保正)们,所以这样的国家,是个放大的乡里共同体,支配这个国家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就是这种从基层开始的共同体,皇帝可以说是个最大的乡里长(保正)。比如治水,不是由武力和金钱来支配的,而是一个共同体内部“人人参与、人人有份”的公益活动。柄谷先生说,中国建筑万里长城,这个万里长城绝对不是简单地剥削老百姓,在古代的中国,它是服役,它起初是完整的、没有报酬的公益事业。乡里长,也就是吏,是人人有份的共同体的基层联络者,它甚至也不是一个官员。它的产生,依据的是役法,即定期的公益性劳动。中华帝国实行中央管理,中央派人到县,县有稳定性,由中央管理,但是,县以下让它们自治。所以过去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地方自治比较发达的共同体,但这里的“自治”绝不是无人治理,而是乡里保正的治理,由他们组织共同体进行公益事业的建设,胥吏,它起初是共同体的代言人。这是柄谷先生的观点。韩先生的观点,接续了柄谷的论述,是一个更有特色的、不同历史期的共同体变化的描述,他提出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著名论断。他说,唐代之后,役法和吏治败坏了,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很大的事情;于是此后中国的问题,一方面是官员无为和无能,另一方面是胥吏胡作非为,结果是基层的共同体瓦解了,人人参与、人人有份的“共治”的共同体,被胥吏独占了,这样,公共事业也就从基层开始瓦解了,这样帝国的基础就瓦解了。

这个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俄罗斯建立的共同体也是这样。魏特夫说,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因为治水之类的国家工程,而韩先生和柄谷先生都认为: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诸如治水、医疗、教育乃至军事等大型的公共事业,是建立在“人人参与、人人有份”的基层的共同体“共治”之上的。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必须是从基层组织起来的,如果基层的共同体瓦解了,那么大型的公共事业、特别是基层的公共事业就失败了,这样,最终国家就失败了。所以,柄谷先生认为:恰恰是魏特夫所谓的“专制国家”、而绝对不是19世纪的“民主国家”创造了共同体。当然,这是柄谷先生的看法。对于他的看法,我也有疑问,希望经过以后的学习来解答这些问题。不过,最近俄罗斯和中国公共事业、特别是基层的公共事业遇到了很大危机,确实让我们非常重视韩先生的意见的合理性,这是无疑的。

下面我来介绍“漫长的19世纪”。在整个漫长的16世纪,世界地图和世界经济基本上都很稳定,但是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开始向海外进军,成为帝国主义以后,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言外之意,我们把这个新的时代叫作漫长的19世纪。漫长的19世纪的内涵是什么呢?韩先生的书,有个非常非常精彩的说法。他说这个时代,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最重要的内涵是金融资本,它们背后有一个军事力量和金融力量,它们之所以把自己描绘为文明的,是因为在野蛮的侵略背后,确实有一种“文明”,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和虚拟经济的“文明”。所以,这种侵略,既有武力的,但更有金融秩序的确立。它们通过世界货币危机、金融危机,来侵略周边的国家,它们的文明说法背后,有一个大的资本和金融的逻辑。韩先生的论述当中,他把现代世界体系形成这个问题,与中国的问题比较起来。美国学者彭慕兰指出16世纪以后,南方——长江下游的江南的经济增长比较快,英国经济发展比较慢,但是,后来中国江南经济遇到高度平衡的陷阱。高度平衡的陷阱是指:农民投入很大的劳动力到土地上,而边际效果不好,苏州、松江就碰到高度平衡的陷阱,所以落伍了。但是,加州学派考察这一问题时,没有充分考虑世界市场而只是独立考察中国一个国家得出结论。韩先生说,这种高度平衡的陷阱同样存在于欧美,但是,欧美国家之所以能解决、摆脱高度平衡的陷阱,因为它们通过掌握世界货币体系,来掠夺世界的经济,从而积累了自己发展的利润。简单地说,这种发展当然不是分享式的、共享式的,恰恰相反,而是通过经营货币获取利润,把别人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非洲、美洲和印度的衰落和贫困,是西欧发展的条件,它们把发展的代价转移到别人那里了。而西洋之所以能够做到如此,除了武力的优势之外,金融秩序的确立是很关键的,因为正是通过确立金融秩序,从而才确立了“资本”对于全世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绝对优势。这样,“贫困”与“富饶”的关系,可以说被彻底颠倒了,于是就会出现:一个处在人口和资源都很贫乏的孤岛上、但却拥有货币资本的国家,可以通过债务的逻辑,来支配全世界的劳动力、支配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广大地区的现象(如同现在塞舌尔群岛上的“洗钱中心”那样)。马克思所谓“形而上学的颠倒”,今天大家所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颠倒,其实都是同样的问题。西欧的“崛起”,或者干脆说就是“颠倒”,即在经济活动中“货币”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关系的颠倒,韩先生关于这一方面的分析,我觉得相当重要,值得重视。

漫长的19世纪的内涵,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世界资本市场的产生,而这就涉及武力与金融结合的问题。韩先生谈到了中国的山西商人和山西票号(人们经常把它当作银行的起源)。他比较了中国银行和英国银行,发现山西票号从来没有投资过战争,但是欧洲私人银行主要投资国家战争,然后获取战争红利。这是个非常大的差别。通过比较山西票号和西方私人银行,我们可以描述漫长的19世纪的兴起。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可以说是通过债权体制为战争融资产生的。我们知道,尼采也曾经把资本体制的核心,说成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而在中国,不必说漫长的16世纪,就是1850年以来,也从来没有发展过这种以战争来发展的金融体系,这也是东方各个国家被压迫、盘剥的重要原因。这是非常精彩的分析。

最后,韩先生书中还分析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近代买办商人的作用。陶希圣——很重要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曾经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他说中国的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不能结合,原因是,中国商人往往从事长途贸易,这种贸易赚钱比较多、比较容易,所以,商人们就没有投资产业的兴趣,于是中国的产业就不能发展,这是很著名的观点。韩先生的观点不同,他不是把问题简单地归因于一般的商人和商业资本,而是从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中,考察一种特殊的商人和商业资本,这就是他所谓买办商人和买办资本。买办商人不是一般的商人,而是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产物,主要就是货币投机、或者我们通俗地说“洗钱”活动的产物;中国买办资本和买办商人产生的时间,他写的是1567年,也就是明朝中期对海外开放,通过白银贸易,南美和日本的白银货币大规模地运到中国。买办商人的工作,主要是拿南美和日本的白银货币来换中国最好的白银(中国明代有最好的白银——纹银),但因为中国的纹银质软,不能造币,所以就要用羼杂了合金的西班牙后来是日本的银币。这样,用纯银换取合金银币,这之间就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利差,于是,差额和利润一部分流失到国外,一部分则到了买办商人的手里。在明朝向海外开放以后,外国合金银元越来越快地流到中国,这是西方金融家和中国买办积极推动的结果。康有为在《钱币疏》中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货币,“于今四百年有余矣”,中国纹银与合金的兑换利差流失,也有四百年了,因此,所谓的“白银外流”,绝不是鸦片贸易后才开始的事情;康有为的这个说法,在时间上与韩先生说的也差不多,魏源也说中国的银币,“十分有七自外洋来”,到1830年欧洲实行金本位制度的时候,大量的劣质银元到了中国,中国的纹银又被大量投机到欧洲(经过印度),这样,导致中国的货币体系被破坏了,经济崩溃了。鸦片战争以后,情况越来越坏,而中国国家几乎没有什么能力,变成了债务国,最后被欧美国家打败。这个是韩先生的说法。这个说法也得到了滨下武志的研究的支持。

最后强调一下柄谷先生关于漫长的19世纪的想法。就柄谷先生来看,世界帝国和现在的帝国主义是不一样的。世界帝国实际上有中央政府治下的内地和广阔边疆,如新疆、西藏等等。但是,从长时段来看,世界帝国中并没有频繁地爆发分离主义叛乱,相反,我们经常看到的却是“怀柔远人”、“四方来贺”、朝贡的同心圆结构,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一种分享式的发展模式,核心地区积极地将发展的成果与边缘地区分享。但是,到了漫长的19世纪,1850年以后,由于一个国家侵略别的国家,一个国家内部,核心地区把周边当作自己发展的肥料,现代国家、包括帝国主义式的国家内部,便越来越多地发生边疆、公民的叛乱、分离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内部在资本积累逻辑支配下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在世界帝国时代,却很少发生这种分离主义,因为那个时候的边缘和边疆是援助的对象,而不是投放发展代价的垃圾带。而19世纪以后的所谓“开放”,其实往往就是向边缘地区转移发展的代价。我们要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开放”,这种区别我认为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我们关注的问题是,柄谷先生把亚洲专制国家不是简单地看作是落后的专制结构。柄谷先生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现代西欧国家的基础是“私有制”的观点,同时也参考了魏特夫关于亚洲专制国家的论述,而更进一步认为:应该把亚洲专制国家看成是更完整的、更整体的、有更大范围意义的国家,这是因为,所谓的亚洲专制主义国家的真正基础,是救灾、治水等等这些大规模的公共事业,因此它的治理基础是人人参与、人人有份的基层的共同体。韩先生也认为:中华帝国政治“大一统”的核心,与其说是战争,还不如说是“救灾”,一统三世,讲的均是大一统内部如何消除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因此,世界帝国中内涵着公共事业这个基础,它不是以绝对私有制为基础的。以这样的视野去考察未来的、以公共事业为基础的政治形式,去思考人人参与、大家有份的经济活动(无论是否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它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未来理想社会不是一般地(抽象地)从西洋的绝对私有制国家的“辨证发展”而来,那么,所谓的“世界帝国”中,恰恰就包含着未来社会的萌芽。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问题,这也是他们共同的看法,就是要把过去的亚洲国家的问题放在当代中国的问题中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共同去探讨。

上面介绍了两位先生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最后谈谈我的看法。为什么19世纪以后一百多年以来,不仅是中国,还有日本等所有亚洲国家越来越成为由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支配的国家呢?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认识过程来看,这些认识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我想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以前,大概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还有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历史中的抽象的文明概念,如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符号、理念,关注太多。这样的抽象的关注方式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不具体考察社会、经济的问题。还有,相信概念优越,那么资本主义或欧美的经济就优越,概念优越的世界,就是比亚洲国家更高的世界。但是两位先生都谈到,那时候的英国资本主义在欧洲经济中恰恰是最落后的。我们却把它的落后误解成了经济的优越性,这是因为不了解西洋的概念与他们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不一样的,不但不一样,而且总是矛盾的(像马克思所揭示的),他们“所说的”与真正“做的”总是不同的,而我们却以为他们“说的”与“做的”是完全一致的、是无矛盾的,或者只是完全相信他们所说的概念,——而这恰恰是20世纪20年代以前我们对世界经济史的认识。

在马克思传入以后,社会学论述盛行,这主要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专家的推动。彼时他们又用“封建”的抽象概念来处理中国的历史。封建,原本是指中国古代(秦代以前的西周)、春秋战国时代对地方的一些分封,但是马克思主义专家使用的封建概念,却是和西方历史学家的概念一致的,即主要不是在原来中国的意义上使用,这样,封建中国就相当于、或者等于西方历史上的“中世纪”。同时,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封建被理解为地方分离主义的根源,秦制与汉制的区别,当然就是中央领导的郡县与皇室分封之间的区别,封建导致分裂,这是自古就有的观点,比如柳宗元的《封建论》,近代的章太炎都是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专家想把中国改造成中央政府有权力的近代型、现代型的政府,这是有历史合理性的,因为那时候中国内部非常混乱、国家分裂,日本侵略,他们希望、愿意把中国中央集权化,需要增加国家的能力。那时候,为了批评中国古代,用西方的“封建”概念去套中国确实比较好,不过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共产党实现的国家能力和政权能力,却并不是简单地从上面控制,而是重建了基层共同体,特别是,对村社组织的重建,即是“自下而上”地建立国家能力,强调“人人参与、大家有份”——这在毛泽东那里是很突出的,也就是说,共产党支持基层共同体的实践,于是才造成了“从农村包围城市”。但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我们回过头来看发现,中央集权越来越强,基层的组织性下降了,用柄谷先生的看法,甚至就是基层共同体瓦解了。韩先生很关心或者担心的,也是基层共同体瓦解的问题,他说基层政权的组织能力问题,是今天中国的大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6世纪世界历史的论述的不足。韩先生的书中最佩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大家都知道,他的代表作是《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是非常有名的。他到美国后,是《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那时西方普遍对大陆有看法,但是,他却肯定了毛泽东推动的革命改造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他的角度非常特殊,他说,毛泽东建立了比较健康的财政,这就是当代中国越来越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没有一个健康的国家财政体系,中国就缺乏进行工业化的投资、不能补贴基层、发展公共事业、更不能独立进行军事建设,那样,中国就会一直挨打、被侵略,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赞同毛泽东的革命。我也非常关注财政体系方面的问题,同样关注柄谷先生、韩先生都提到的金融体系的问题,这就是:漫长的19世纪以后欧洲的金融资本体系,主要是通过战争债务来发展自己。如果我们从金融资本的角度,来回顾近现代历史研究的话,过去历代的中国专家所做的都是不够的,可见历史研究,倘不重视金融和财政问题是不行的,所以,以后我们要再检讨这方面的认识。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金融?什么是现代国家?在中国改革和革命的过程中,金融改革和财政改革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析、看法,把鸦片战争以前划为古代,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为“近代”,这是值得质疑的。当然,“近代”这样的提法,起初是为了强调1840年帝国主义侵略影响了中国历史。19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这一世界帝国的经济崩溃了,殖民化正式发生,然后亚洲地区被压榨。所以,你们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50年代、把鸦片战争作为“近代”的标记,这大概是最初的设想。

但是,我认为:只有结合“漫长的16世纪”的视野,“近代”这个分析历史的看法,才会显得真正有创意。因为“近代”并不是“现代”,它只是古代和现代的过渡,如果把它计入古代的话,鸦片战争也可以计入古代,反过来,如果计入现代的话,鸦片战争乃至更早的时期,也可以看作现代。为什么这样说呢?沃勒斯坦说:1500年开始世界经济体系,彭慕兰则说现代世界体系自1350年开始,日本的专家也说,如今年7月仙逝的我的老师之一——沟口雄三先生,他讲明末清初——16世纪前后中国开始进入近代。他的许多论述都在挖掘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他的许多作品关注最多的是:没有西方的入侵,中国肯定会发展出自己具有独特性的现代经济——因为这种现代经济在明末清初就发生了,所以鸦片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是“两种现代规划”之间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或者没有条件走西洋的道路,而是走了通过革命来重建的道路,即中国式的现代规划,或这两种现代规划的斗争,通过孙文和毛泽东的革命,一直在延续。还有一位更重要的日本中国历史学家——內藤湖南先生,他的说法更有意思,他说中国的近代由宋代开始。宋代无论在科学技术、普适价值、海外贸易和市民社会诸方面,都与现代世界最为接近,起码比西洋要更接近。这样,中国的“近代”就很长了,从宋代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不过这个“近代”也太长了。

所以,我的问题是:说“近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或者如沟口老师说过的是从明末清初开始,或者如韩先生认为的是从明朝向海外开放时开始,或者如内藤湖南说的从宋代开始——这并不重要,因为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那里,始终都有“近代”这样一个范畴,这个近代不是现代、不是古代,甚至也不仅仅是从古代到现代的一种过渡,我认为这是说:近代是一种可能性,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的可能性,因此,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近代”这样的提法,才真正是非常重要的,保有“近代”这样的视点方才更为重要,它关系着中国能不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洋的现代道路的大问题,比如说:不进行军事侵略和殖民,不把农民残酷地消灭掉,不能大规模地破坏自然资源,最终就是不受资本积累逻辑的绝对支配、控制——也包括分享的、共享的发展模式。毕竟,有一个既不是古代、也不是现代(“现代”这个范畴已经被西洋控制,好像是说:现代的也就是西洋的)的历史分期概念——“近代”,把它放在我们以后的讨论当中,慢慢地、我们才能更明确的、更客观地描述亚洲的、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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