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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捷:斯大林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张捷 发布时间:2014-06-18 来源:红色文化网 字体:   |    |  
斯大林建设苏联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资本主义。

  首发红色文化网,转载请注明http://www.hswh.org.cn/wzzx/llyd/ls/2014-02-10/24760.html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出的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长期担任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建树。不过比较起来,有两大贡献最为突出,一是领导苏联各族人民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二是领导全国军民取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捍卫了本国的独立,而且使其他一些国家免遭奴役。这是斯大林一生所做的两件主要的事。就凭这两件事,就足以使他名留青史。本文先讲他做的第一件事,即他如何领导人民把苏联建成伟大社会主义强国。

  一

  进入二十世纪后,沙皇俄国虽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是比较落后,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十月革命后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内战结束后,苏维埃国家在列宁的倡导下实行新经济政策,致力于恢复经济。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后,头几年就这样做,经过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24~1925年度,工农业的总产值已达到战前1913年的百分之七十一。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开始考虑往后经济建设如何进行的问题。

  1925年12月18日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会上做政治报告时提出了有关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具体来说,讲了两个“一般原理”。

  第一个原理是: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工作和建设的,即经济建设“不仅要在它同外部资本主义经济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并且要在我国内部的各种不同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即在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当这样来建设我们的经济: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附属品,使我国不致被卷入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系中去成为它的辅助企业,使我国经济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辅助企业发展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经济单位发展起来,这种独立的经济单位主要是依靠国内市场,依靠我国工业和我国农民经济的结合”。[①]

  斯大林提出在经济建设中有两条总路线,一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苏联还应在长期内保留为一个农业国,应该输出农产品而输入设备,并且应该坚持这条路线,今后也应当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他明确指出:“这不是我们的路线。”他说:“还有另一条总路线,它的出发点是,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这条路线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展我国工业,但是这种扩展要估计到并且要适应我国拥有的资源。这条路线坚决摒弃把我国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附属品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建设路线,就是党现在遵循的并且今后还要遵循的路线。只要资本主义包围还存在,这条路线就是必需的。”[②]

  斯大林提出的第二个原理是在建设中“随时都要估计到我们对国民经济的领导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的特点”。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各个资本家集团所犯的错误是由市场上的自发势力来纠正的,那里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苏联则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危机,都可成为打击全国的总危机。因此“在按计划领导经济方面,必须做到使失算情况减少,使我们领导经济的工作极为明智,极为谨慎小心,极其正确无误”。[③]这里斯大林指出,在苏联经济不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市场的支配,而是按计划领导经济,因而在领导时必须做到极其明智、谨慎小心和正确无误。

  斯大林在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中在批判各种错误论点的同时,明确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④]这次代表大会宣布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

  1926年4月,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体会议。4月9日斯大林在会上就《关于经济状况和经济政策》的报告发表了讲话。同月13日,他又给列宁格勒党组织积极分子做了关于这次全会的报告,题为《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具体谈了经济政策的变化。他说,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发展经济是从农业开始的,现在进入第二个时期,重心已转移到工业方面。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的口号和方针。接着他强调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不仅要增加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而且要在这种发展中保证受资本主义包围的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使我国不致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他进一步解释道:“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自己国内不能出产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如果停留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即不得不使国民经济受制于那些生产并输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阶段,就不可能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停留在这个阶段等于让自己隶属于世界资本。”他还说,“我国的工业化不能只了解为发展任何一种工业,比如说,发展轻工业,虽然轻工业及其发展是我们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工业化应当首先了解为发展我国的重工业,特别是发展我国自己的机器制造业这一个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⑤]

  在这次讲话中,斯大林还谈到社会主义积累的问题。他列举了历史上有过的各种不同的工业化方法,例如依靠掠夺殖民地、利用战争赔款、出让经营权而获得贷款等方式。他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不能走这些道路,要走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他指出苏联拥有足以保证工业化的积累的来源。

  1927年3月1日,斯大林在十月铁路局斯大林铁路工厂工人大会上发表的演说中在谈到工业化时说:“使我国工业化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我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这就是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工业。”他再一次谈到苏联不能像英国、德国、美国那样通过掠夺其他国家或从外国取得大量借款和长期信用贷款变成工业化国家,只能靠“自己积累资金的道路,节约的道路,精打细算地经营以为我国工业化积累必需的资金的道路”。[⑥]

  就这样,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联共(布)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以及不同意见的争论,确定了工业化的方向和道路,并制订了具体的方针政策,工业化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1926~1927年度,工业产值已等于战前的一百点九。斯大林于1927年12月3日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苏联正在变成工业国”,“党的任务:用一切办法继续推进我国的工业化。”斯大林还特别指出一点:“我国正满怀信心地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正把资本主义成分排挤到次要地位并逐步把它从国民经济中排挤出去。”他说:“党的任务: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⑦]这在经济政策上是一个转折。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特点是按计划领导。开头国家对年度的经济计划提出控制数字,接着开始制订和实施比较长远的经济计划。1929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9~1933)。此计划得到了于同年5月召开的苏联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批准,从而具有法律效力。于是工业化建设在苏联全国范围内按照统一的计划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工业化的方针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群众劳动热情很高,他们积极响应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提出的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号召,投入到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之中,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与此同时,人们对劳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如同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劳动变成了“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⑧]这为五年计划的完成和提前完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后,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地开始了许多大规模的建设工程,其中包括第聂伯水电站、乌拉尔机器制造厂、马格尼托戈尔斯克钢铁厂、莫斯科和高尔基的两个大型汽车厂、罗斯托夫大型农业机械制造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土库曼-西伯利亚大铁道等等。

  苏联的工业化不是随便一种工业化,是保证工业中的公营部分战胜私营部分、小商品经济部分和资本主义部分的工业化。到1930年召开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时,斯大林在政治报告中肯定地说:“很明显,‘谁战胜谁’的问题,即在工业方面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成分还是资本主义成分战胜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由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取得胜利而解决了,彻底而确定不移地解决了。”[⑨]

  苏联的工业建设虽然发展迅速,但在发展水平方面还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这一点,强调指出:“只有进一步加快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我们才有可能在经济方面和技术方面赶上并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他对那些提出要求减低发展速度的人进行了谴责,称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代理人”,[⑩]语气极为严厉。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演说,着重谈到发展的速度问题,这样说道:“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他进一步解释道:“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接着他列举旧俄挨打的历史,说“大家都打过它,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他还说:“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过去我们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祖国。但是现在,当我们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而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人民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祖国,而且我们要保卫它的独立。你们愿意让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被人打垮而丧失独立吗?如果你们不愿意,那么你们就应当在最短期间内消灭它的落后状况,并且在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展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别的办法是没有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夜说:‘或是灭亡,或是赶上并超过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1]

  这里斯大林引用的列宁的话出自列宁于1917年9月23~24日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灭亡,要么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超过先进国家。”接着列宁又再一次强调说:“要么是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2]

  最后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3]

  由于群众劳动热情高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度计划顺利完成和超额完成了,于是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不过有的人对这个口号抱怀疑态度。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并列举具体事实,说明如保持目前的“飞快的发展速度”,不仅能在四年内完成五年计划,而且许多工业部门还能在三年甚至在两年半内完成。[14]同时十六大委托党中央保证今后仍然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五年计划四年完成。

  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努力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要求顺利实现了。1933年1月7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做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的报告。他在讲了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后,讲了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及其实现的途径,首先对五年计划在工业方面四年完成的情况作了总结,指出,在这方面不仅取得了胜利,而且超过了预期的程度。具体地说,建立了作为国家工业化的钢铁工业,还有拖拉机工业、汽车工业、机床制造业、现代化学工业、现代农业制造业、航空工业等等。他接着指出:“这一切就使资本主义分子最终地和永远地被排挤出工业范围以外,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了苏联唯一的工业形式。

  “这一切就使我国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因为工业产值的比重和农业产值的比重相比,已经由五年计划初(1928年)的百分之四十八提高到五年计划第四年度(1932)末的百分之七十。

  “这一切就使我们能够在五年计划第四年度末把原订在五年内完成的总的工业生产大纲完成百分之九十三点七,使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水平两倍以上,超过1928年水平一倍以上。至于重工业生产大纲,那么我们已经完成了五年计划的百分之一百零八。”[15]

  大家知道,三十年代初,正是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严重危机的时候。斯大林在报告里列举统计数字,把苏联与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了对比。他说:“苏联工业总产值在1932年末增加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百三十四,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内降低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八十四,英国降低到百分之七十五,德国降低到百分之六十二。

  “苏联工业总产值在1932年末增加到1928年水平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九,而美国工业总产值在同一时期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六,英国降低到百分之八十,德国降低到百分之五十五,波兰降低到百分之五十四。”斯大林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统计正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在和苏联体系竞赛时经不起考验,苏联工业体系在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优越。”[16]

  斯大林在报告中再一次解释了为什么要着重发展重工业、扩大生产资料生产的方针,肯定实行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他说,落后了一百年并因落后而有灭亡危险的国家是不能不加以督促的。其次,不能知道帝国主义者究竟在哪一天进攻苏联,因此党不得不鞭策国家前进,以免错过时机,尽量利用喘息时机,赶快建立工业化基础,迅速加强国防力量,加强国家独立的基础。不过他认为随着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基本上完成了为工业、运输业、农业建立现代新技术基础的任务,已经把国防力量提到应有的高度,因而已经不需要“鞭策和督促国家”了。他提出,由于上述原因,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他还提出,现在光凭进行新建设的热情和热潮已经不够了。“现在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还要有掌握新工厂新技术的热情和热潮,还要认真提高劳动生产率,认真降低成本。”他认为主要点就在这里,“因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大约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半期无论在建设方面或者在工业产值的增长方面都开始新的迅速的跑步”。[17]这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斯大林打算对工业建设的方针做一些改变和调整。

  一年后召开了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斯大林在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里在谈到国民经济的状况时指出,在它的一切部门中发展最快的是工业。他说:“我国工业化是开足马力进行的”,“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值中占了首要的地位”,“我国已经稳固地最终成为工业国了”,“工业中的资本主义已经消灭,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工业中唯一的垄断的体系”。[18]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斯大林也指出了缺点和问题。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在大会上做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的报告,提出到这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产值比战前大概增加七倍的任务。

  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某些方面作了调整,加强了薄弱环节,重视改进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特别重视掌握新技术和培养新的科技干部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出现了掌握新技术的热潮,涌现出了大批新的技术干部。如果说以前的劳动竞赛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凭劳动积极性和热情的话,那么现在则表现出一股掌握新技术的热情,著名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就与以往的劳动竞赛大不一样,这个运动的参加者都是新的人才。斯大林在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的阶段”。他说:“在过去,在三年以前,在社会主义竞赛第一阶段的时期内,社会主义竞赛并不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而且在当时,我们本来也就几乎没有什么新技术。相反,社会主义竞赛的现阶段,即斯达汉诺夫运动,却一定要和新技术相联系。没有新的更高的技术,就不会有斯达汉诺夫运动。”他还说:“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就在于:这一运动打破了不高的旧的技术定额,而且往往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就使我国在实际上有可能更加巩固社会主义,有可能把我国变成最富裕的国家。”他认为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意义还不止这一点,“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并作了说明。[19]

  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新的经济危机时,苏联的工业又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到1937年4月1日,第二个五年计划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到1937年年底,工业的水平达到1929年的百分之四百二十八,比战前增长了六倍以上。在这之前不久,在1936年11月,召开了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已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进入了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期。

  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批准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虽因战争爆发而中断,但是在战争爆发前的三年半里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包括新建了三千多个大型企业。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这时的十余年中,苏联像斯大林所要求的那样,跑完了落后于先进国家的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完整的体系的、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强大的工业化国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预见到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以加强国防。到战争前夕,苏联已能生产大批先进的飞机、大炮和坦克,这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战备,为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争结束后,1946年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第四个(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1946~1950),其主要任务是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这个五年计划的目标顺利完成了。接着又实行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在执行这个计划的中途,斯大林逝世了。

  综上所述,苏联的工业化建设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由于建设是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下进行的,为了保证经济的独立性,使之不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因此应最大限度地发展工业,把国家建设成为独立自主的工业国。

  第二,由于进行的不是一般的工业化,而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因此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企业。在初期虽然允许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存在,但是逐步进行排除,最后加以消灭,使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唯一的工业形式。

  第三,在工业发展方面,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把生产资料的生产放在首位,始终重视机器制造业、冶金工业、电力工业、煤炭石油工业、汽车拖拉机制造业、化学工业、航空工业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建立了不依靠外国的独立的工业体系。

  第四,采取由国家集中统一的领导经济的方针,由国家制订总的经济计划,由各部门具体实施,因而有别于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而具有计划经济的特点。初期使用由国家计划部门制定各年度控制数字的办法,后来改为实施比较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五年计划)。在组织经济生活和发展经济方面,国家发挥着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作用。

  第五,在资金积累方面,走自力更生,依靠本国节约发展工业的道路,不采取借外债和出让经营权等办法。

  第六,坚持工业发展的高速度。在将近十年内跑完了落后于先进国家五十年至一百年的距离,成为拥有强大的工业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强国。

  总之,斯大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时度势,制订出了工业化的方针路线,贯彻实行的结果,很快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二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旧俄是落后的农业国家,小农经济占有主要地位,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不高。十月革命消灭了地主阶级,但富农还存在并保留着一定的实力。国内战争结束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用粮食税取代了余粮收集制。粮食税征收额要比余粮收集制征收额低些,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完全归农民所有,可以自由出卖。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团结了中农,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整个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恢复。到1927年底,工业和整个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就其总产值来说,不仅达到战前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不过相比而言,工业增长要比农业增长迅速。整个农业虽已超过战前水平,但是它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如果听任这种情况存在和发展,城市居民和军队就可能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召开)上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时指出,不能认为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十分令人满意的。他分析了农业的发展速度比工业缓慢的原因时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农业技术过分落后和农村文化水平太低,另一方面特别是因为我们的分散的农业生产没有我们国有化的联合经营的大工业所具有的那种优越性。首先,农业生产不是国有化的,不是联合经营的,而是分散的,分成许多零星小块的。它不按照计划经营,大部分暂时还受着小生产自发势力的支配。它还没有按照集体化路线联合起来和合并起来,所以它还是一个便于富农分子进行剥削的场所。这些情况就使分散的农业不可能具有我们国有化工业所具有的那种联合起来的按计划经营的大生产的巨大优越性。”[20]

  接着他问道:农业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坚决反对为了发展农业而放慢工业发展速度,认为加速发展工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保证,是最后使农业本身工业化的保证。

  他指出:“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作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作制度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21]

  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党的任务:通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在供销方面扩大对农民经济的掌握,规定我们在农村建设中当前的实际的任务,即逐渐使分散的农户转上联合的大农庄的轨道,转上以集约耕作和农业机械化为基础的公共集体耕作制的轨道,因为这条发展道路是加快农业发展速度和克服农村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最重要的手段。”[22]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大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同时指示继续向富农发动进攻,采取措施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1927年至1928年冬天,爆发了粮食收购的危机。斯大林亲自前往西伯利亚帮助完成粮食收购计划,与当地干部讨论关于农业发展的前途以及在当地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计划问题。他发表了讲话,这样说道:“你们大家都知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是能够采用拖拉机和机器的大农场。这种农场比地主和富农的农场能生产更多的商品。应当注意,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工业正在发展,并且将一年比一年发展。这对于国家的工业化是必要的。因此,粮食的需求将一年比一年增加,也就是说,粮食收购计划将扩大。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工业任凭富农摆布,因此,必须在最近三四年内做到使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粮食缴纳者至少能够供给国家所需粮食的三分之一。这样做就能把富农排挤到后面去,就能给比较正常地供应工人和红军粮食的工作打下基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不惜人力和物力,大力开展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且是我们必须做到的。”[23]

  粮食收购危机经过全党的努力,很快就克服了。在制造这次危机中,富农的反抗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于是便开始按照十五大的决定,向富农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紧紧地依靠贫农,巩固和加强与中农的联盟,对富农的反抗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收到了成效。富农被孤立了,富农的反抗被击败了。到1928年底,国家已有了充足的粮食储备。

  如上所说,1929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广大工人群众投入了劳动,气氛热烈。这对农民不能不起感染作用。工业开始生产大批农业机械,用来装备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这成为向农民进行教育和引导的直观教具。农民群众开始转向集体农庄,纷纷加入。同年,联共(布)十一月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总结和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国内开始了农村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建设,指示在某些地区转向全盘集体化。全会还决定派遣二万五千名工人参加领导集体化运动。于是集体化运动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

  同年11月,斯大林为纪念十月革命十二周年,发表了《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他肯定过去的一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发生大转变的一年”。文章讲了三个主要方面,即劳动生产率方面、工业建设方面和农业建设方面的成就。在讲到农业建设方面的成就时,指出农业建设发生了“根本转变”,即“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共耕制,进到机器拖拉机站,进到以新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组合即集体农庄,进到用数百台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装备起来的巨大的国营农场”。他认为党的成就“在于我们已经使许多地区的基本农民群众从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转到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4]

  斯大林还指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这是农业发展中的根本转变的基础,而这个根本转变是苏维埃政权过去一年最重要的成就。”[25]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会议上发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时指出:“目前集体农庄的特点是: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只有个别贫农集团加入集体农庄,现在中农也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了。这就是说,集体农庄运动已经由劳动农民个别集团和个别阶层的运动变成几百万几千万基本农民群众的运动了。这一点也应该用来说明下面这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具有强大的日益增长的反富农的巨浪性质的集体农庄运动,正在自己的道路上扫除富农的反抗,击破富农,为农村中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道路。”[26]他说,直到最近党都是主张限制富农的剥削的倾向的。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在五年或三年以前,还不能向富农发动进攻并指望取得胜利。现在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来打击富农,击破富农的反抗,消灭富农阶级,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生产代替富农的生产。这就是从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渡到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的原因。[27]

  1930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全盘集体化地区消灭富农户的措施》的决定。废除了土地租佃法和劳动雇佣法,从而使富农失去了土地和雇工。取消了禁止剥夺富农财产的命令,允许农民没收富农的耕畜、机器和其它农具转交集体农庄,也就是说,富农的生产资料不是转归国家,而是转归集体农庄。富农被分为三类:一是积极反对成立集体农庄的人,二是最富裕和最有威望的、构成反苏积极分子的支柱的人,三是其余的富农分子。除没收他们的财产外,对其中一二类人采取迁送出境到边远地区的惩罚手段。根据保存下来的统计材料,1930~1931年被强制迁送出境的有三十八万多户共一百八十多万人。

  消灭富农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后经过反复考虑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可以说是农村的一场革命。它的实现不仅有助于推进集体农庄运动的发展,而且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消灭国内的一个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摧毁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柱。

  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铺开后,集体化的速度加快了,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与此同时,许多干部开始头脑发热,他们不顾当地的条件,不顾农民思想的准备程度,违背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用剥夺财产、剥夺选举权等威胁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另一方面,有地方不顾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的劳动组合的指示,直接组织公社,把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等统统实行公有,引起农民群众的不满和反对。有的地方领导人违背中央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期限的明确指示,盲目追求集体化速度和集体农庄数字。这些错误的做法和过火的行为为富农所利用,用来激起中农和贫农的不满和反对。某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公开反对集体化和攻击苏维埃的严重事件。联共(布)中央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纠偏。

  1930年3月2日,根据中央决定,发表了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文章指出,在集体化运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人们也就开始被胜利冲昏头脑,丧失权衡轻重的知觉,丧失了了解现实的能力,出现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而过低估计敌人力量的趋向,出现想‘一下子’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问题的冒险企图”,“党的任务是:和这种对事业有害的危险情绪作坚决的斗争,把它从党内清除出去”。文章强调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要求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决不能用强力去建设集体农庄”。文章批判了“官僚式的命令手段”以及用武力威胁的办法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办法,认为这样做只能破坏集体化的思想而对敌人有利。文章重申,在目前时期集体农庄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农业劳动组合”,其中实行公有化的是基本生产资料,其中包括劳动、土地使用、机器和其它农具、耕畜以及经营用的建筑物,而宅旁园地、住宅、一部分奶牛、小牲畜、家禽等不实行公有。文章最后指出:“领导的艺术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不能落在运动后面,因为落在运动后面就是脱离群众。但是也不能跑得太远,因为跑得太远就是失掉群众而使自己孤立。谁想领导运动而同时又保持和千百万群众的联系,谁就应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落后的人,又反对跑得太远的人。”[28]

  1930年4月3日,斯大林在《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中又一次指出,集体农庄运动中主要错误至少有三个。一、违背了列宁的建立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党关于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的基本指示和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关于自愿原则的规定。二、违背了列宁的在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三、违背了列宁的进行集体农庄建设时不容许跳过运动尚未完结的形式的原则,违背了不要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不要命令群众运动,不要脱离群众,而要和群众一起前进并推动他们前进。[29]文章还详细讲述了怎么会产生这些结果,应当怎样纠正这些错误。

  联共(布)中央于3月15日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化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决议详细分析了所犯的错误,并决定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改组了一些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撤换了一些不善于或不愿意同歪曲党的路线作坚决斗争的干部。由于纠偏工作及时得力,集体农庄运动巩固了成就,并在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上面在讲工业化建设时提到过发展包括农业在内的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于1932年提前完成。斯大林在1933年1月所作的总结报告中着重指出,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出发点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工业化外,还必须由个体经济过渡到有拖拉机和现代农业机器的大规模的集体农业作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中唯一的稳固基础。不实行集体化,就不能把国家引上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康庄大道,就不能使千百万劳动农民摆脱贫困和愚昧。报告说到五年计划期间在农业集体化方面取得的成绩时指出,“在短短三年的时间内组织了二十多万个集体农庄和大约五千处国营谷物农场和国营畜场,同时在四年内把播种面积扩大了二千一百万公顷”,“集体农庄现在已经把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联合起来,并拥有农民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30]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集体化有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在1936年11月召开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关于新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这样描述农业发展的变化:“在农业方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处于无数技术落后的个体小农户形成的、富农到处横行的汪洋大海中,而是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机械化的、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生产,即无所不包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体系。大家知道,在农业中,富农已被消灭,而中世纪落后技术经营的个体小农经济成分只占很小的地位,它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从播种面积来看,至多不过百分之二至三。不能不指出一件事实,就是集体农庄已经有了三十一万六千台拖拉机,共五百七十万马力,而同国营农场合起来计算,已有四十多万台拖拉机,共七百五十八万马力。”[31]

  在1939年3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做总结报告时这样说到农业发展的情况:“在报告所涉及的时期内,农业和工业一样沿着高涨的路线发展。这种高涨不仅表现在农产品的增长上而且首先表现在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增长和巩固,另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灭亡上。集体农庄的谷物播种面积从1933年的七千五百万公顷增长到1938年的九千二百万公顷;而个体农户的谷物播种面积在这个期间则从一千五百七十万公顷缩减到六十万公顷,即缩减到全部谷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六。至于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我就不去谈了,在这方面,个体经济的作用已经缩小到零。此外,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有一千八百八十万农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五,而从事渔业和其他经营的集体经济组织还没有计算在内。”他总结说:“集体农庄已经最终地巩固和确立起来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现在是我国农业的唯一形式。”[32]同时报告还引用了1933年和1938年苏联农业中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脱粒机、载重汽车等农业机械增长的具体数字,说明苏联农业与其他国家的农业相比,已成为规模最大和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农业。这说明,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苏联已改变了农业的落后状态。

  上面讲了农业集体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与社会主义工业化相比较,有它的特点,而且要复杂得多。这主要是工业部门的资本主义势力比较薄弱,经过排挤和打击,在极短时间内比较顺利地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社会主义工业取得了胜利。此后工业化的任务主要不是改造生产关系,而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是说,生产斗争被提到了第一位,已不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农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仅生产力落后,而且生产关系复杂。在经济恢复时期,富农还有较大力量,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有进一步活跃的趋势;中农处于中间的动摇不定的状态。因此要改造落后的小农经济,使之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首先需要有一场革命,消灭作为剥削阶级的富农,破除农村的旧制度,改造作为私有者的中农和贫农,把他们引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可见,农村集体化包含着阶级斗争的内容,而不主要只是生产斗争。

  斯大林一方面抓农村的阶级斗争。他密切注意农村阶级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根据具体情况,对富农逐步采取限制排挤打击和最后消灭的政策。同时实行团结中农和依靠贫农的方针,积极引导他们走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全盘集体化,建立集体经济。同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重视发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其他农业机械的制造业,以便用来装备农业,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的面貌。这样就把落后的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大农业。

  应该说,这场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也发生过一些偏差,有过严重的失误。在消灭富农的运动中发生过扩大化的错误,有的中农被错划为富农而被“扫地出门”,造成了不应有的悲剧。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有的农村干部头脑发热,不管主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速度,在具体做法上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加入;有的地方违背中央规定的政策,在集体化过程中除把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外,也把农民的宅房园地、住宅、家禽家畜等也没收归公。这些做法引起了部分农民的强烈不满,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抗议和反抗的行动。但是由于纠偏及时,措施得力,使得集体化运动得以进一步健康发展,并最后取得成功。回顾集体化运动的整个过程,是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的。

  三

  上面讲了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除了工业和农业国民经济的这两大主要部门外,交通运输业、林业、渔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斯大林在抓工农业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曾经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样就使得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是与斯大林的领导分不开的。

  回顾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可以看到贯彻实行他制订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并不是毫无阻力的。在一段时间内,党内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为代表的反对派曾表示异议和反对。在一些主要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例如,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项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政策;他们宣扬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反对消灭富农的决策;他们反对高速发展工业的方针,要求放慢速度等等。在批驳了他们的观点,统一了思想后,建设才得以顺利进行。反对派在党内斗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后,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后半期的肃反后,斯大林的方针路线才得到一致的赞扬,而且随着个人崇拜的形成,开始赞扬得比较过分。

  至于说到斯大林本人,看来他头脑比较清醒。三十年代末,当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时,他似乎感觉到存在着问题,对某些做法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表示怀疑。当时他曾要求加强对干部群众的理论教育,为此提出编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供学习之用。不久因战争爆发,这件事就搁置了。战后他重新亲自抓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1951年他要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谢皮洛夫牵头重新编写教科书,这样说道:“我们现在打算采取重大的经济措施。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上改造我们的经济。要做好这件事,需要让人们,我们的干部、青年懂得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而为了让他们懂得政治经济学,需要有一本教科书。”[33]教科书的初稿完成后,组织了讨论。斯大林没有亲自参加讨论,但是他看了讨论会的发言纪录,询问了一些参加讨论的人,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文,并且给几位经济学家写信,回答他们的问题和指出他们的错误。紧接着把这篇文章和这几封信汇编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斯大林在他的文章里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仍具有客观性质,不能“制定”、“改造”和“创造”。他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存在全民和集体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作为国民经济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仍然存在着,而“在有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不过它主要在消费领域内等等。[34]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作了如下表述:“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5]斯大林说这些话,说明他意识到过去在从事经济建设时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不够,今后需要改变这种状况。可是当这本教科书经过修改后出版时,斯大林已经逝世了。他所说的组织干部青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事被搁置了,更没有能根据新的认识采取重大的经济措施。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局发生了大的变动。斯大林受到了批判,他在各领域实行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始遭到怀疑和反对。新上台的赫鲁晓夫以批判“个人崇拜”为名否定斯大林。他在经济领域搞所谓的“大改组”,结果搞乱了经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改变了赫鲁晓夫的做法,对改革采取慎重态度。在保持斯大林时代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根据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的弊端,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改进工业的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引进经济刺激等等,这就使得整个国民经济重新平稳地向前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最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说明斯大林创造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策划旨在彻底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建工程”。他提出“民主化”、“公开性”和消除“历史空白点”等蛊惑人心的口号,鼓动人们起来批判苏联的现行制度,否定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为复辟资本主义制度铺平道路。自由派和其他敌视社会主义的分子群起响应,于是作为苏联社会主义的创建人之一和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斯大林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出现了一股非斯大林化的逆流。斯大林遭到了诬蔑和谩骂,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整个活动被全部否定。有人认为斯大林搞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什么极权主义,甚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制度相提并论;有人虽然承认他搞的是社会主义,但是认为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是官僚体制的和行政命令体制的社会主义等等。自然,他制订和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随着被全部否定。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被看作僵死的模式而受到批判和嘲弄。自由派和其他敌对分子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从他们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目的是改变它,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

  今天,当我们回顾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这段历史时,首先应该指出,这是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目的在于建设美好的新生活的一次伟大实践,具有开创性。社会主义是新事物,是人类的美好理想。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但是由于早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只提出了一些设想,没有描绘出具体的蓝图。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设计了和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把苏联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这是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伟大创举,具有深远意义,应该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和承认,正是由于它是创举,是新的探索,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无先例可循,无经验可借鉴,这就使得它更加艰难,更加容易出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某些具体的做法,不能不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带有某些缺点和局限性。当这一切已成为历史,几十年后再来审视当时的具体做法时,还有可能会发现别的更佳的选择。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挑剔、贬低、甚至否定当年苏联人民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这场伟大的探索和创造的理由。对它的大方向和取得的主要成果应该充分肯定,对它的某种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和偏差应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以科学的说明,以便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在分析和评价斯大林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时,应该分清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二是具体方针政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斯大林要建立和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他在领导经济建设中一直坚持这个方向。他采取的许多具体措施,尤其是限制和消灭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做法,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这些做法,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说具有普遍意义,背离了这个原则,那么建设的就可能不是社会主义而可能是资本主义了。

  至于说到具体的方针政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那么斯大林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和采取不同的形式的,应当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然后作出评价。先说一说关于由国家高度集中地管理经济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对经济实施领导,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如何实施领导。在建设初期,由于缺少启动经济的各种杠杆,国家机关直接抓经济,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样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不应成为不尊重和忽视经济本身的规律的理由,应重视经济本身的特点,不失时机地改进管理经济的机制,在还存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苏联在这方面是重视不够的。如上所说,斯大林晚年已发现了这个问题,但未来得及进行改革就逝世了。

  苏联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样,由市场来进行调节,而需要实行计划经济,由国家制定统一的计划加以实施。也就是说,它实行计划经济是由经济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斯大林对此作过论述,并强调要高度重视计划工作,把发展经济的计划制订好。苏联从二十年代末起,一直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这一点应当肯定。当然,计划工作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计划可能会有不符合实际之处,而执行计划的过程有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借口这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而一笔否定。

  在评价斯大林采取的某些方针政策时,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例如他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而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而采取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他也承认轻工业的重要,认为它对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是不可少的,但是他权衡轻重,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选择,在较短的时间建立了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重视国防工业的发展则是基于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他预见到有可能发生侵略战争,决定加强国防,大力发展国防工业,结果赶在战争爆发前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如果当时不这样做,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有何种结局。又如斯大林曾根据“落后者是要挨打的”这个道理提出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提出争取用十年的时间跑完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距离。当时曾有人反对,斯大林坚持这个方针,事实证明他这样做是对的,使得苏联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赢得了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由此可见斯大林的英明和高瞻远瞩。

  总而言之,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前人从未从事过的伟大事业。取得的成就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正确的,并具有普遍意义,别的国家可以借鉴。他实行的具体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方针政策需作具体分析。有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而随着条件的变化需要作相应的改变。有的只适合苏联的国情,别的国家不能照搬。同时也有错误的东西,其中某些错误在当时已经发现并作了纠正;有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才逐步认识到。因此在进行评价时,必须从事实出发,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理直气壮地肯定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不回避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曾在讨论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的稿子时多次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他说:“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36]他又说:“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他还说:“我们现在要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37]

  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在出现第一次“非斯大林化”的浪潮时说的。在这之后,敌对势力一次又一次地批判和反对斯大林,最后搞垮了苏联。尽管如此,今天仍然需要遵循毛主席的遗训,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作为我们的一项义务,批驳敌对势力的种种造谣、诬蔑和中伤,说明事实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样做不仅可以给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遗产,而且对我们来说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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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页。

  [②]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6~247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8页。

  [④]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94页。

  [⑤]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113页。

  [⑥]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57~158页。

  [⑦]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5~256页。

  [⑧]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5页。

  [⑨]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236页。

  [⑩]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0页。

  [1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38页。

  [12]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1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页。

  [1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238页。

  [15]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165页。

  [1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5~166页。

  [17]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1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74、278页。

  [19]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63页。

  [20]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21]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1页。

  [22]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64~265页。

  [23]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页。

  [24]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2页。

  [25]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

  [26]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6页。

  [27]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7~149页。

  [28]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页。

  [29] 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9、182、184页。

  [30] 《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31]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2页。

  [32]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33] 《我们的同时代人》1998年第5期,第200页。

  [34]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02、609、611页。

  [35] 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8页。

  [36][36] 转引自《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37]转引自《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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