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福建莆田人李庆霖在莆田县某中学担任校长期间被划为右派，并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1969年，李庆霖的大儿子初中毕业下乡到农村，没有口粮，没有分红，生病请假也没人管。身为父亲的他，倍感无奈，冒险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御状”信。他在信中说“我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四个月之后，李庆霖意想不到地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信的内容只有如下两行字：“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由、幸福。毛泽东。”
正是这一封信，彻底改变了李庆霖的生活，也成为中央高层领导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的一个契机。不久，李庆霖被誉为反潮流英雄，福建省委在县、地、省各级知青办或教育部门都安排了其领导职务。1973年7月，李庆霖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李庆霖被安排为全国四届人大代表。
1976年，因“四人帮”倒台，李庆霖被隔离审查。自此，其妻张秀珍也被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李庆霖的家被翻箱倒柜，所有文件、材料、笔记本都被搜走。1979年，李庆霖被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4年，当李庆霖回到福建老家时，只能和老伴靠县民政局210元的生活救济费勉强度日。2004年冬天，73岁的李庆霖在福建莆田老屋中默默地去世。直到生命的最后，李庆霖依旧以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感情，理解着伟人毛泽东，并至死不渝地热爱着”。
从一个通天右派与毛泽东的情结，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本无派别之见。在他心目中，只有立场观点之分，而无个人成见之别。不论是右派、左派，只要不是反人民派，他都会以一颗同情之心，倾情关怀。
只要是弱者，不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毛泽东都会视为至上，亲自安抚，照顾备至。
只要是民情，不论你是告状，还是诉苦，毛泽东都会细微体察，亲笔回信。决不会视上访为疯癫，置之不理，或送进精神病院。
发生于文革期间的李庆霖告状，为什么没有像现在的上访者遭受地方各级政府的歧视和另待，更不用担心被集中管制或送上精神病院，反而受到当时各级政府的善待和提携呢?原因何在?
因为在人们心中，始终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太阳高悬在天空，人们相信：毛主席是平民百姓的贴心人，不会为难百姓，更不会弃百姓而去。
毛泽东能收到一个右派的来信，说明毛泽东的受信渠道畅通，没有设置过严的手续。他的主观愿望和出发点就是想，更多地了解民意，听取民声，让人民有直接向他申冤诉苦的机会。
那些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也没有自作主张，对毛泽东封锁民意。要是那些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的人视“御状”为危害社会稳定、恶意诋毁现政的洪水猛兽，那么，他们一定会擅自将“御状”打入另册，并逐级下令封嘴，将告状人打入冷宫。
毛泽东收到民间“御状”后，不但没有任何责备和反感，反而从善如流，以近80岁的高龄亲笔回信，并自此在全国范围内调整知识青年政策。假如毛泽东视百姓“御状”为对现政不满和挑战的敌对行为或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那么，李庆霖就不会有后来的青云直上，更不用说成为反现政潮流的英雄，也许等待他的就是灰飞烟灭。
为什么毛泽东收到李庆霖明显反现政的“御状”后，没有疑神疑鬼，先要下面各级查清李庆霖来信的动因和政治身份后，再作处理呢?因为毛泽东视民情为天，没有什么比民情还大的。
李庆霖是实实在在的右派，以他的政治属性，放在今天，给他一万个胆，也不敢写信给上峰。如果写了，也许没等信进入北京，等待他的将是“被精神病”。
一个右派，不仅敢给毛泽东写信，而且石破天惊地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亲笔回信，足见毛泽东的平民情结和神广胸怀。试问，以这样的情结和胸怀，能不让李庆霖这个通天右派感怀一生吗?
从李庆霖对毛泽东终生不变的情结，可以看出：真正有良知的右派，与57年反右斗争是殊途同归的。那些所谓毛泽东仇视知识份子、迫害右派的谣诼，便不攻自破。
请记住，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从古自今，还没有一个人的心胸宽过毛泽东的。有谁能将反自己的右派树立为反自己潮流的典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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