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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来意:毛泽东厉声惊破汉奸胆

耿来意 · 2014-10-09 · 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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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并未远去,重温毛泽东对汉奸的穷追猛打,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国共两党终于走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征途。1937年的清节,在陕西黄陵县黄帝陵举行的祭陵仪式上,两党分别宣读了祭文,陕甘宁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宣读的祭文由毛泽东撰写,这篇祭文磅礴恢弘,文采飞扬,被人称为抗日“出师表”,其中写道: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汉奸何多!这一声怒斥,是毛泽东愤懑的表达,从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汉奸的深恶痛绝。在中华民族追求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中,有英雄的奋起,也有汉奸的阻扼,而汉奸之祸,上可使国道衰微,下可使民心沦丧,因此中国人历来对汉奸的态度是鄙夷和愤恨的,比如宋代的秦桧,直到现在都还长跪不起,前几年有人铸了个站立的秦桧像,差点被唾沫淹死。人们对汉奸的这种痛恨往往溢于言表,习惯称之为“狗汉奸”。而毛泽东无疑是中国汉奸的克星,他对汉奸揭露之深、批判之烈、惩治之厉,纵观历史,可谓无出其右者。

  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指出:“继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是华北半个中国的沦亡。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是要把全中国人民变为亡国奴,把整个中国变为殖民地。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在出卖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在出卖整个华北以至整个中国,以维持他自己对于全中国人民残暴的法西斯的统治。……只有全国海陆空军与全国人民总动员,开展神圣的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消灭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民族才能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在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没收一切卖国贼及汉奸的财产救济灾民及难民。”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中提出了“打倒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打中国人的汉奸卖国贼”、“ 打倒侵入抗日根据地的汉奸卖国贼”、“反对汉奸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做抗日军经费”等口号,指出1936年主力红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但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同时还应估计到,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第一方面军有可能和有必要同日本军队发生部分的战斗(晋绥察方面)。”他还指出:“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任务,是变中国为殖民地;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是很多的,并且是有力量的,他们必然想出各种法子来破坏这个统一战线,用他们威迫利诱、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挑拨离间,用兵力来强压,来各个击破那些比较他们小的、愿意离开卖国贼而同我们联合起来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军队中缺乏共产党和红军这个要素,这种情形是难于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

  1936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指出:“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1936年5月5日,毛泽东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指出:“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在给阎锡山的信中说:“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1936年7、9月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宋哲元的信中说:“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同一天,毛泽东在给宋子文的信中说:“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指出:“我们希望这些国民党员能够在国民党中迅速形成一种支配的势力,去压倒那些不顾民族利益实际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代理人,实际成为亲日汉奸的最坏与最可耻的国民党员——那些侮辱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精神,重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贯彻’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始终’,‘贯彻’孙中山先生革命遗嘱的‘始终’,坚决地担负起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爱国领袖与爱国人民一道,坚决地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挽救中国于危亡而斗争,为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为发展中国国民经济解除最大多数人民的痛苦而斗争,为实现中华民主共和国及其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而斗争。……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们,则一定会又一次地来破坏这种合作,因为他们明显地知道这种合作会要给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向贵党政府提出的以‘防共’作中心的所谓‘三大原则’,就是这种预防及准备破坏国共合作的企图。……假如你们同我们的统一战线,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统一战线,一旦宣告成功的话,那末,你们我们及全国人就有权利高呼:让那些汉奸卖国贼以及一切无气节的奴才们,在日本帝国主义暴力前面高喊‘中国无力抗日’吧!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子孙是誓不投降,誓不屈服的!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中国决不是阿比西尼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高举着民族革命最后胜利的旗帜,同全世界一切自由解放的民族携手,连那个帝国主义成分除外的日本民族也在内,统治着整个的地球,统治着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让我们的敌人在我们的联合战线面前发抖吧,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1936年夏,毛泽东在给国民党84师师长高桂滋的信中说:“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胃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1936年10月,毛泽东在《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中指出:“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1936年,毛泽东在给国民党67军军长王以哲的信中说:“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就《中日问题和西安事变》谈话时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中国汉奸、亲日派、托洛茨基派⒅,对于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和对日抗战的每一个步骤,都竭尽全力来破坏。当我们过去力争和平统一的时候,他们就竭力挑拨内战和分裂。当我们现在和最近将来力争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们无疑地又要来破坏。其总目标,就在使我们保卫祖国的抗战任务不能成功,而使他们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达到目的。今后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不但要向国民党顽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后成分努力做宣传鼓动和批评的工作,而且要针对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充任日本侵华走狗的亲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作尽量的揭破和坚决的斗争。……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指出:“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韦尔斯采访时指出:“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指出:“我们要求南京中央政府切实援助第二十九军。并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的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准备应战。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和一切日寇的侦探,巩固后方。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华北!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这就是方针问题。……近月以来,平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积极活动,企图包围平津当局,适应日本的要求,动摇坚决抗战的方针,主张妥协退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确定游击战争担负战略任务的一个方面,使游击战争和正规战争配合起来。肃清军队中的汉奸分子。动员一定数量的后备军,给以训练,准备上前线。……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各派和人民领袖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亲日派和汉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财政政策放在有钱出钱和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汉奸的财产的原则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写了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提纲提出十大救国纲领,其中在全国人民的总动员中要求:“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在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方面,要“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还有单独一条纲领为:“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提纲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寻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James Bertram)在延安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的议题是“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毛泽东在回题贝特兰关于政治上的必需条件时指出:“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在关于八路军的政治工作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在回答关于投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危险是在中国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在关于民主制度的问题时指出:“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1937年11月中上旬,上海、太原失陷。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片面抗战可能的三个方向:“第二个方向,结束抗战,代以投降。这是日汉奸和亲日派的要求,但是遭到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反对。第三个方向,抗战和投降并存于中国。这将是日寇、汉奸和亲日派无法达到第二个方向的目的,因而实行其破裂中国抗日阵线的阴谋诡计的结果。他们正在策动这一着,这个危险严重地存在着。”在分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时指出:“这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他们中间,许多人已经是汉奸,许多人已经是亲日派,许多人是准备作亲日派,许多人在动摇中,仅仅个别有特殊情况的分子是坚决的。”

  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外许多人只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上面,毛泽东于1938年5月写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游击战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其中多次涉及到汉奸问题。在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条件时讲:“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要从这种斗争中去肃清公开的或隐藏的汉奸势力,要做到这一步也只有依靠民众的力量。……这个政权是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它应该团结一切人民的力量,向唯一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反动派作斗争。……保护商业应表现于游击队的严格的纪律上面,除了有真凭实据的汉奸之外,决不准没收一家商店。”在论述战略防御问题时指出:“在反对敌人的工作中,地方戒严和可能程度的坚壁清野两事是重要的,前者是为了镇压汉奸,并使敌人得不到消息;后者是为了协助作战,并使敌人得不到粮食。”在论述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时指出:“敌人及其走狗汉奸的内部,则一方面发展着恐慌情绪和分化作用,一方面又增加着对于游击队和根据地的仇恨,加紧地准备着对付游击战争。”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指出“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在预测战略相持阶段的情势时,毛泽东认为“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1938年10月14日,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明确了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报告中要求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已经存在着起破坏作用的奸细分子,这就是那些汉奸、托派、亲日派分子。共产党员应该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用真凭实据揭发他们的罪恶,劝告人民不要上他们的当。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觉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只顾一方面,忘记另一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对于奸细混入的警觉性也决不可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时刻企图破坏我们的党,时刻企图利用暗藏的汉奸、托派、亲日派、腐化分子、投机分子,装扮积极面目,混入我们的党里来。对于这些分子的警惕和严防,一刻也不应该放松。不可因为奸细而把自己的党关起门来,大胆地发展党是我们已确定了的方针。但是在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乘机侵入的警戒。

  1939年5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青年群众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精彩演讲,关于革命的对象问题,他指出:“现在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要革命一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打倒汉奸。”在谈到革命的责任时指出:“大家知道,抗日战争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变旧中国为新中国,使全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解放出来。”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在湖南平江制造了“平江惨案”,屠杀了6名革命战士,8月1日,在延安追悼平江惨案烈士的集会上,毛泽东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悲愤地说:“现在应该杀死什么人?应该杀死汉奸,杀死日本帝国主义者。但是,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了两年仗,还没有分胜负。汉奸还是很活跃,杀死的也很少。革命的同志,抗日的战士,却被杀死了。”“照理说,什么人要杀抗日战士呢?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杀他们,第二是汪精卫等汉奸卖国贼要杀他们。但是现在杀的地方不是在上海、北平、天津、南京,不是在日寇汉奸占领的地方,而是在平江这个地方,在抗战的后方,被杀死的是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等。很明显,是那班中国反动派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来杀人的。……他们干什么呢?就是杀抗日分子,压制进步,勾结日寇汉奸,准备投降。……应该罚什么人呢?应该罚破坏抗日、团结、进步的汉奸和反动派。……同志们还要懂得,近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捣乱更加厉害了,国际帝国主义帮助日本也更加积极了,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什么是异党?日本帝国主义是异党,汪精卫是异党,汉奸是异党。”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签订。毛泽东就此于1939年9月1日对新华日报记者作了“关于国际新形势”的谈话,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指出:“第一,坚持抗战的立场,反对任何的妥协运动。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1939年9月16日,毛泽东接受了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记者的采访,在回答记者关于国民党的“限制异党”问题时,指出:“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处,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1939年12月冬,毛泽东与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了一本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指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所以,抗日的人民,也已经不得不把这些背叛民族利益的大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地主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了日寇,变成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但是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社会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也和社会主义的革命不相同,它只推翻帝国主义和汉奸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而不破坏任何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

  1940年1月,《中国文化》在延安创刊,发表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文章论述了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及经济文化等问题。就关于国体问题,他指出:“‘国民’这个名词是可用的,但是国民不包括反革命分子,不包括汉奸。一切革命的阶级对于反革命汉奸们的专政,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要的国家。”在驳左倾空谈主义一节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知道单用武力不能屈服中国,乃着手于政治进攻和经济引诱。……所谓经济引诱,就是所谓‘合作实业’。……这样一来,一些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就见利忘义,跃跃欲试。一部分资本家,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投降了。再一部分资本家,躲在抗日阵线内的,也想跑去。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怕共产党阻挡他们的去路,更怕老百姓骂汉奸。”在解读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时指出:“反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政策,你也要反共,那很好,他们就请你加入他们的反共公司。但这岂非有点当汉奸的嫌嫌疑么?我不跟日本走,单跟别国走。那也滑稽。不管你跟谁走,只要反共,你就是汉奸,因为你不能再抗日。我独立反共。那是梦话。岂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好汉们,能够不靠帝国主义之力,干得出如此反革命大事吗?……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除了汉奸和那班至死不变的反共分子外,我们是决不抛弃任何友人的。”1939年底,汪精卫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毛泽东于1940年1月28日向党内发出指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指出:“我们的方针,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一切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极力扩大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宣传。……我们应该在反汪运动中强调如下各项:(一)拥护抗战到底的国策,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的伪中央;(三)拥护国共合作,打倒汪精卫的反共政策;(四)反共就是汪精卫分裂抗日统一战线的阴谋,打倒暗藏的汪派汉奸;……(八)保证人民有抗日反汉奸的言论集会自由权;(九)巩固抗日根据地,反对汪派汉奸的阴谋破坏;……(十一)发展抗战文化,保护进步青年,取缔汉奸言论。以上这些口号,应公开发布之。……延安定二月一日召开反对汪精卫卖国协定的民众大会。各地应在二月上旬或中旬,联合各界和国民党抗日派,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1940年2月1日,延安民众举行了讨汪大会,毛泽东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演讲,一开始就指出:“我们延安的各界人民今天在这里开会,为了什么呢?为了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又是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在声讨那些制造磨擦的国民党顽固派时指出:“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实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裂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了通电“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其一曰:“全国讨汪。查汪逆收集党徒,附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然此乃公开之汪精卫,尚未语于暗藏之汪精卫也。若夫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磨擦专家,皆属其部下。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有不行者,罪其官吏。务绝汪党,投畀豺虎。此应请采纳实行者一。”在要求政府取缔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时指出:“为保存政府威信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实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1940年2月7日,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改版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中指出:“为了抗战就要反对投降,反对汪精卫的卖国协定,反对汪精卫的伪政府,反对一切暗藏在抗日阵线中的汉奸和投降派。”1940年2月20日,宪政促进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其中说:“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对于宪政的概念,毛泽东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对于政权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只有一步一步地发展进步势力,才能阻止时局的逆转,阻止投降和分裂,而为抗日胜利树立坚固不拔的基础。但是发展进步势力,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程,不但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作残酷的斗争,而且须同顽固派作残酷的斗争。”在关于建立政权问题中指出:“这种政权,即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即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只有汉奸和反共分子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政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施政方针,应该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论政策》,指出:“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的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两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在汉奸亲日派中间,“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石友三等,加以区别。”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为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指出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派的阶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1941年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还在继续侵略,它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共产党的这种主张,是始终一致的。……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除了勾结日寇汉奸以及破坏抗战和团结的反动的顽固派,这些人当然没有说话的资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说话的自由,即使说错了也是不要紧的。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谈到了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指出“象鲁讯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1943年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中指出:“我们的亲爱的国民党先生们,你们在第三国际解散之后所忙得不可开交的,单单就在于图谋‘解散’共产党,但是偏偏不肯多少用些力量去解散若干汉奸党和日本党,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你们指使张涤非写电文时,何以不于要求解散共产党之外,附带说一句还有汉奸党和日本党也值得解散呢?……这个主义,也只有在同一时期,经过孙中山的手加以改造,成为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即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被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所痛恨,所不敢爱好,所极力图谋打倒。除此而外,这个党,这个主义,在排除了共产党、排除了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条件下,就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和汉奸们的爱好,因此日本法西斯和汉奸汪精卫也爱好起来,如获至宝地加以养育,加以扶植。……老实说吧,我们很疑心你们同那些日本党、汉奸党互相勾结,所以如此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所以说出的一些话,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敌人汉奸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敌人汉奸要解散新四军,你们就解散新四军;敌人汉奸要解散共产党,你们也要解散共产党;敌人汉奸要取消边区,你们也要取消边区;敌人汉奸不希望你们保卫河防,你们就丢弃河防;敌人汉奸攻打边区(六年以来,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一线对岸的敌军,炮击八路军所守河防阵地没有断过),你们也想攻打边区;敌人汉奸反共,你们也反共;敌人汉奸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你们也痛骂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⑷;敌人汉奸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你们也是捉了共产党员强迫他们登报自首;敌人汉奸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你们也派遣反革命特务分子偷偷摸摸地钻入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内施行破坏工作。何其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至于此极呢?你们的这样许多言论行动,既然和敌人汉奸的所有这些言论行动一模一样,毫无二致,毫无区别,怎么能够不使人们疑心你们和敌人汉奸互相勾结,或订立了某种默契呢?……我们正式向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请你下令把胡宗南的军队撤回河防,请你取缔中央社,并惩办汉奸张涤非。我们向一切不愿撤离河防进攻边区和不愿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真正的爱国的国民党人呼吁:请你们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我们愿意和你们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于危亡。”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演讲,其中指出:“自武汉失守以来的五年半中,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担负了抗击日伪主力的重担,这在今后虽然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国民党在五年半以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下所养成的极端腐化状态,今后将遭到严重的挫败,到了那时,我党抗击敌伪的任务又将加重了。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苦战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种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1944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在双十节的演说》中指出:“对于国民党的寡头专政,抗战不力,腐败无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法西斯主义的政令和失败主义的军令,敌寇汉奸从来没有批评过,倒是十分欢迎的。引起人们一致不满的蒋介石所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日本帝国主义作过多次衷心的称赞。关于改组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一事,也没有听见什么敌寇汉奸说过半句话,因为保存现在这样天天压迫人民和天天打败仗的政府和统帅部,正是敌寇汉奸的希望。蒋介石及其一群历来是日本帝国主义诱降的对象,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原来提出的‘反共’‘灭党’两个口号,早已放弃了‘灭党’,剩下一个‘反共’,难道不是事实吗?日本帝国主义者至今还没有向国民党政府宣战,他们说,日本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没有战争状态存在呢!国民党的要人们在上海南京宁波一带的财产,至今被敌寇汉奸保存得好好的。敌酋畑俊六,派遣代表到奉化祭了蒋介石的祖坟。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特别是在日寇进攻紧急的时候,这种联系和谈判就来得越多。所有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七大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指出:“只要我们能吸取三个时期的经验,采取谦虚态度,防止骄傲态度,在党内,和全体同志更好地团结起来,在党外,和全国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可以保证,不但不会被敌人打散,相反地,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及其忠实走狗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并且在消灭他们之后,把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建设起来。……要求惩办汉奸,讨伐降敌军官,惩办日本间谍。……我们在纲领中提出了废止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取消镇压自由的法令,惩办汉奸、间谍、亲日分子、法西斯分子和贪官污吏,释放政治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撤退包围和进攻解放区的军队,承认解放区,废止保甲制度,以及其他许多经济的文化的和民众运动的要求,就是为着解开套在人民身上的绳索,使人民获得抗日、团结和民主的自由。……在日本侵略者被消灭以后,对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土地应当没收,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以后,日本侵略者和重要汉奸分子的企业和财产,应当没收,归政府处理。……应当向一切帮助敌人反对同胞的伪军伪警及其他人员提出警告:他们必须赶快认识自己的罪恶行为,及时回头,帮助同胞反对敌人,借以赎回自己的罪恶。否则,敌人崩溃之日,民族纪律是不会宽容他们的。……共产党人应当向一切有群众的伪组织进行争取说服工作,使被欺骗的群众站到反对民族敌人的战线上来。同时,对于那些罪大恶极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进行调查工作,以便在国土收复之后,依法惩治他们。……对于国民党内组织汉奸反对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背叛民族的反动分子,必须向他们提出警告,叫他们早日悔罪。否则,在国土收复之后,必然要将他们和汉奸一体治罪,决不宽饶。”1945年8月,毛泽东在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写的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中指出:“我们从重庆广播电台收到中央社两个消息,一个是你给我们的命令,一个是你给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在你给我们的命令上说:‘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请你立即废止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罢免贪官污吏和一切反动分子,惩办汉奸,废止特务机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党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认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自由的反动法令,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军队,释放政治犯,实行经济改革和其他各项民主改革。……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我向你声明:我是一个爱国军人,我不能不这样做。”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其中指出:“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八年来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了大部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由于我们的坚决抵抗,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才没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残,二万万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领。……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1945年8月16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指出:“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必须永远记得:蒋介石所进行的自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十年内战,并不是因为大城市在共产党手中而不在蒋介石手中,恰恰相反,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大城市都不在共产党手中,而是在蒋介石或蒋介石所让与的日本和汉奸手中,正是这样,内战就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十年,并局部地继续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这个主张,这就是‘联合政府’的主张。实现这个主张,就可制止内战。一个条件:要力量。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内战就可以制止。”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指示中指出:“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群众工作的内容,是发动人民进行清算汉奸的斗争,是减租和增加工资运动,是生产运动。应当在这些斗争中,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的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

  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中指出:“在进行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分子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对待汉奸、豪绅、恶霸要放严些,对待富农、中小地主要放宽些。在一切土地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除少数反动分子外,应对整个地主阶级改取缓和态度。对一切生活困难的地主给以帮助,对逃亡地主招引其回来,给以生活出路,借以减少敌对分子,使解放区得到巩固。”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指出:“解放区在坚决地毫不犹豫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条件下,‘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开明绅士等)参加工作。解放区内,除汉奸分子和反对人民利益而为人民所痛恨的反动分子外,一切公民不分阶级、男女、信仰,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彻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以后,解放区人民的私有财产权仍将受到保障。”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指出:“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⑺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948年5月24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电报《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中指出:“新解放区必须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的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如同抗日时期只逮捕汉奸分子和没收他们的财产一样,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指出:“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在这两年半的战争中,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违背民意,召集了伪国民大会,颁布了伪宪法,选举了伪总统,颁布了所谓‘动员戡乱’的伪令,出卖了大批的国家权利给美国政府,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勾引了美国政府的海军和空军占据中国的领土、领海、领空,和美国政府订立了大批的卖国条约,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参加中国的内战,从美国政府获得了大批的飞机、坦克、重炮、轻炮、机关枪、步枪、炮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以为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上述各项反动的卖国的内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础上,指挥它的数百万军队,向着中国人民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残酷的进攻。……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注意:在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1949年2月5日,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和日本侵略者一场大决斗刚刚完毕,一个对外战争刚刚完毕,你们就发动这次对内战争。你们打败了,要求谈判,忽然又宣告日本首要战犯冈村宁次无罪。我们刚刚向你们提出抗议,要求你们重新监禁冈村宁次并准备交给人民解放军,你们又慌忙将他和其他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一齐送往日本。国民党反动卖国政府的先生们,你们这件事做得太无道理了,太违反人民意志了。我们现在特地在你们的头衔上加上卖国二字,你们应当承认了。你们的政府很久以来就是卖国政府,仅仅为了节省文字起见,有时我们省写了这两个字,现在不能省了。你们除去历次的卖国罪以外,现在又犯了一次卖国罪,而且这一次犯得很严重,和平谈判会议上必得谈这个问题。无论你们叫节外生枝也好,不叫节外生枝也好,这件事必得谈,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一月十四日以后的,没有包括在我们原来所提的八个条件以内,因此我们认为必须在第一个条件中增加惩办日本战犯一个项目。这样,这一条就有两个项目,即是:(甲)惩办日本战争罪犯;(乙)惩办国内战争罪犯。”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1949年4月4日,毛泽东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中指出:“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在南京的李宗仁何应钦政府中,存在着三部分人。一部分人坚持地走第一条路。无论他们在口头上怎样说得好听,在行动上他们是继续备战,继续卖国,继续压迫和屠杀要求真和平的人民。他们是蒋介石的死党。一部分人愿意走第二条路,但是他们还不能作出有决定性的行动。第三部分是一些徘徊歧路、动向不明的人们。他们既不想得罪蒋介石和美国政府,又想得到人民民主阵营的谅解和容纳。但这是幻想,是不可能的。”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汉奸并不鲜见,尤其是近代以来,国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争先恐后地瓜分中国利益成为列强们百年来的头等大事,他们或强取豪夺,用战争方式抢夺财富;或以所谓亲善方式,在中国大量培植自己的代理人,用和平方式获取资源,这就为汉奸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甚至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汉奸文化。汉奸的泛滥,一方面导致中国利益源源不断地外流,一方面又引狼入室,导致国土沦丧,主权尽失。所以毛泽东才会愤怒地说:“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对汉奸这一丑恶的群体怀有一种天然的厌恶和痛恨,他对汉奸的声讨不绝于耳,他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对汉奸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打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权实行完全的独立自主,经济体制实行了公有制经济,国体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文化实行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文化,从根本上清除了汉奸产生的温床,汉奸这一中华民族的毒瘤在中华大地上销声匿迹。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对汉奸实施彻底手术的第一人,因此他也成了汉奸的死对头。后毛泽东时代,随着否定毛泽东的逆流愈演愈烈,曾在毛泽东时代一度消失的许多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汉奸也粉墨登场,汉奸文化大行其道,在许多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上,人们经常会看到对毛泽东进行疯狂诋毁的现象,其中的参与者之一便是新兴的汉奸群体。因为他们最害怕毛泽东,毛泽东对汉奸的那一个个厉声的斥责,象霹雳一样在他们的身后炸响,他们这么卖力的诋毁甚至是毫无理性的谩骂,只是为了掩饰他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

  汉奸并未远去,重温历史上汉奸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重温毛泽东对汉奸的穷追猛打,绝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而是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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