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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叛乱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达赖喇嘛秘密通信探析

郭永虎 · 2014-10-09 ·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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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叛乱失败后,达赖喇嘛出逃印度,从此走上了分裂祖国的道路。为了争取美国对其活动的支持,达赖集团与美国政府保持着秘密联络。1959年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达赖喇嘛进行了频繁的书信联系。随着相关外交文件的陆续解密,达赖喇嘛与艾森豪威尔的部分通信内容逐渐浮出水面。本文以美国官方解密的外交文件为依据,拟对艾森豪威尔与达赖喇嘛之间的秘密书信联络活动进行解读分析。

  一

  由于工作需要,美国总统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各方面的信件。总统自然没有时间和精力逐一进行回复,主要由白宫的工作人员进行分类处理然后交由相关部门回复。其中涉及政治、外交事务的信件,通常由美国国务院及使馆相关人员草拟,重要的信件一般经总统审阅后,再由国务院以总统的名义予以回复。

  1959年西藏叛乱失败,达赖喇嘛在叛逃印度前后一直通过美国驻印度使馆和中情局保持密切联系。1959年4月18日,达赖喇嘛在印度提斯普尔散布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公开声称要搞“西藏独立”。为寻求外部政治支持,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进行了秘密联络。

  达赖喇嘛与艾森豪威尔首次通信发生在1959年4月23日。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达赖喇嘛先是感谢美国政府对他的帮助,同时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请求美国承认所谓“自由西藏政府”,进而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达赖喇嘛在信中着重强调,西藏“自治是不够的,他决心争取完全独立,而无论需要多久也要消除印度的反对”。二是要求美国政府为其活动提供援助。[1]

  美国国务院对达赖喇嘛来信的意图进行了分析,“达赖喇嘛并未公开向国际社会呼吁承认‘西藏流亡政府’,因而他要求美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很可能是要试探美国的态度,以决定其未来采取的行动”。因此,美国国务院认为,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一种政治行为,当达赖喇嘛公开要求美国这样做时,只有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才可以采取这一行动。在尚未清楚了解达赖喇嘛寻求国际承认的决心以及其他友好国家对此的态度之前,美国不应鼓励达赖喇嘛迈出这一步,原因如下:首先,美国并未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如果现在达赖喇嘛向国际社会公开呼吁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而且得到了众多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响应,这将对“自由世界”最为有利。但另一方面,如果这一呼吁没有得到世界的正面反应,那又将是一个极大的挫折。其次,印度的态度很关键,印度反对“西藏独立”。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当时达赖喇嘛正在印度避难。但美国国务院同时也强调,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为了解决目前的危机,美国一直保持在幕后,虽然美国不会让未来局势的发展掌握在印度手中,但美国也必须考虑世界特别是亚洲其他国家的舆论和态度。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国务院建议如此回复达赖喇嘛:一是重申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并同情达赖喇嘛进行的斗争;二是向达赖喇嘛保证,总统、国务卿和美国政府其他高级官员,都在关注着西藏局势的发展;三是告知达赖喇嘛,美国一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展开了研究,并正在考虑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四是告诉达赖喇嘛,美国需要了解他对今后行动的想法,并再次向达赖喇嘛保证美国想帮助他的愿望。以上述建议为基础,相关部门起草了回复呈交美国总统批准。艾森豪威尔采纳了两点建议:一是如果不征求包括亚洲在内的国家的积极回应就寻求国际承认,这将是失策的;二是建议达赖喇嘛提出该要求之前尽可能使亚洲国家在承认“独立”问题上最终下定决心。为保密起见,艾森豪威尔对达赖喇嘛的回复没有采取书面的方式,而是在5月2日由美国驻印度大使以口头方式秘密传达给达赖喇嘛等人。在回复过程中,美国政府避重就轻,没有提及承认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问题。美国国务院之所以拒绝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因为鲜有国家响应,而且还会使国际社会产生这样一种认识:“美国正在支持以达赖为首的流亡政府,这将损害美国作为亚洲令人尊敬的领袖声望与影响”。[1](pp.763~764)因此,美国国务院认为,应避免鼓励达赖喇嘛无视其他友好国家的意见而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但与此同时,美国也做好了应对达赖喇嘛单独向国际社会寻求“独立”的准备,“如果西藏人寻求国际社会承认西藏是一个由达赖喇嘛领导的独立国家”,美国将会:一是迅速向西藏人保证,美国将对他们的呼吁表示同情,并鼓励他们寻求其他自由国家的支持。二是将就紧急事务与自由国家磋商,敦促他们积极响应。三是只要美国能获得一定数量包括亚洲在内的国家的合作,美国将予以承认,如果合作不成功,美国将依据形势的发展采取适当措施,会考虑印度和其他未承诺国家的态度,但他们的意见不起决定作用。四是对于达赖喇嘛因寻求“独立”而离开印度,美国应帮助达赖喇嘛在其他自由国家寻求避难所。如果合适的话,美国也可以提供避难所。五是“如果我们予以承认,我们应劝说台湾加入我们,如果国民党不承认西藏独立,我们将劝说其不要对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的承认合法性提出挑战”。[2]

  二

  在收到美国总统的回复后,1959年5月26日,达赖喇嘛再次致信艾森豪威尔,指出:“我们认为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和平的国家中,美国是我们最强大的同盟。美国对西藏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给予我们私人的和官方的帮助。在此过程中美国还给我们建议和信息。对此,我们表示十分感谢。我们认为,全部西藏(中、北、南、东、西部、康区和安多)人民具有共同的语言、信仰、宗教和意愿,他们真正渴望西藏独立。从世界来看,特别是东南亚,和平是十分重要的。美国的支持比以前更重要了。请美国就西藏独立问题同我们协商并为我们设计必要的策略。请把该计划在将来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承认共产党中国时提出来,我们届时将告知美国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请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总统、国务卿赫脱就我们的想法提出建议。”[3]

  达赖喇嘛的这封信验证了美国国务院此前的预测,即试探美国的立场。当发现美国并未明确表达支持的态度后,达赖喇嘛转而开始寻求印度的支持(1959年5月7日,达赖喇嘛致信尼赫鲁,提出如下要求:第一,中共应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或强制劳动的西藏人;第二,全部中共军队应立即撤出西藏;第三,邻近佛教国家派出代表,组成以印度为首的委员会,前往西藏以保证上述要求得到实现,并调查西藏佛教是否遭到破坏;第四,应同意国际红十字会在西藏设立分支机构,对西藏进行医疗援助和伤员救助,防止出现瘟疫和饥荒。达赖喇嘛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以上四点要求。参见FRUS,1958~1960,Vol.XIX,p.771。)。但尼赫鲁坚决反对“西藏独立”,只支持“恢复并重建西藏的自治”。尼赫鲁还发出警告,如果达赖喇嘛公开了其要求,印度将不再继续支持他,也不再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承担义务。达赖喇嘛虽不敢冒与印度关系破裂的风险,但又心有不甘,希望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因此,达赖喇嘛在5月26日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表达了两个基本意图:一是以所谓“西藏人民的名义”继续寻求“西藏独立”;二是将联合国承认新中国合法席位问题与“西藏问题”挂钩。

  美国国务院开始认真讨论如何回复达赖喇嘛,经过研究确定了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尽管美国现在还不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独立西藏国家”的首脑,但仍保证,如果达赖喇嘛被迫离开印度,美国将向其提供经济资助并帮助其安身。二是支持达赖喇嘛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美国国务院认为藏人应该像匈牙利人一样,得到在联合国申诉的机会。在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在涉藏问题上应采取何种方式虽然还没有明确结论,但美国认为,达赖喇嘛以个人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方式将很有裨益。

  基于上述两个基本原则,美国国务院对艾森豪威尔如何答复达赖喇嘛提出了八点建议:第一,说明美国总统和国务卿都注意到达赖喇嘛的来信,并都一直在关心西藏局势的发展;第二,再次向达赖喇嘛表示,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其“抗争”表示钦佩;第三,明确表示,美国政府认为达赖喇嘛是反抗“压迫”斗争的真正领袖;第四,说明美国继续坚决反对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第五,说明美国政府关心的一点是,达赖喇嘛完全有机会向世界舆论说明自身处境,建议他本人为此应仔细考虑来联合国的可能性;第六,提醒达赖喇嘛注意,这一行动应当经过充分准备,并充分征求美国的意见;第七,同意达赖喇嘛前些时候提出的请求,有选择性地访问一些国家的首都,以争取这些国家支持,最终使他可以向联合国提出诉求;第八,告诉达赖喇嘛,如果他因为听从了美国的上述建议而被迫离开印度,美国保证支持他,并将帮助他在其他地区找到栖身之地。在采纳了上述建议的同时,艾森豪威尔又对答复做了三点修改:第一,要达赖喇嘛尽量避免或尽可能减少同尼赫鲁公开冲突的可能性;第二,只能间接建议达赖喇嘛访问联合国;第三,承诺支持但应有一定条件限制。[1](pp.771~773)

  1959年6月18日,上述八点建议以口头方式秘密传达给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但是,他对美国的口头传达方式十分不满,表示拒绝接受美国的口头回复,希望得到书面答复。这令美国国务院十分为难,但考虑到达赖喇嘛的不满,美国国务院采取了折中方案,即对达赖喇嘛的信件进行简要的书面回复。具体做法是:第一,对收到达赖喇嘛的来信表示热诚感谢;第二,向达赖喇嘛解释6月18日的口头回复先于书面答复到达;第三,告知6月18日的口头回复反映了总统的观点。同时向达赖喇嘛解释,八点建议不适合书面传达,只能口头传达,叮嘱双方通讯严格保密和绝对安全,并告知嘉乐顿珠以后除非事态紧急,双方应当避免直接通讯;第四,再次口头传达,并严禁泄密。[4]7月6日,以上述建议为蓝本,美国总统首次正式书面致信达赖喇嘛:“接到您6月18日的信件,我表示很大的兴趣和同情,鉴于信的实质内容已经通过口头转达的非正式渠道提前传达阁下。您提出的问题已经引起我的关注,我知道这些观点已经成功的传达给您,我乐于将其作为我深思熟虑后的建议以确认。”[5]

  从上述简短的书面回复可见,美国方面隐去了对达赖喇嘛帮助和建议的八点具体内容,没有实质内容。显然,美国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信件内容泄露而带来的风险。

  三

  达赖喇嘛接受了美国的建议,积极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在美国的支持下,1959年9月4日,达赖喇嘛向联合国提交呼吁书,声称“在解放军入侵西藏的同时,中国在西藏违反人权,压制基本自由等行动”,并“要求联合国支持西藏独立”。[1](p.777)美国对达赖喇嘛的呼吁鼎力支持,在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国际组织事务局、法律顾问委员会等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美国决定帮助达赖喇嘛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1](p.765)9月9日,美国国务院还通过驻印度大使馆向达赖喇嘛表示声援:第一,美国政府继续深切关注西藏人民的福祉,认为他们有权在联合国大会陈述中共给他们造成的“苦难”。第二,美国政府目前正征求友好国家的支持,以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第三,现在达赖喇嘛可能要紧急电传一个书面吁请,要求把他最近公开诉求的内容传达给联合国成员。第四,美国政府仍然坚信,如果从中共“压制人权”角度而不是从“侵略”角度出发阐述其呼吁,将会在联合国大会中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第五,在决定可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问题上,达赖喇嘛最好获得印度政府的同意,尤其是在有关返回印度的问题上。美国相信,以个人身份出席联合国大会对达赖喇嘛更为有利。第六,美国政府向达赖喇嘛再次保证,坚决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同时也坚信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所有让新中国加入的企图都将失败。[1](pp.782~784)

  为向美国的支持表示感谢,9月11日,达赖喇嘛第三次致信艾森豪威尔,内容如下:“我很荣幸收到阁下7月6日的回信,阁下的宝贵建议十分有益,我表示衷心感谢。以处在暴政和折磨下的西藏人民的名义,以贵国政府提倡的基本政策——自由和正义的名义,我冒昧与您接触,真诚希望伟大的美国人民营救处在艰难抗争和生存中的西藏人民。我谨向您呈上向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副本。阁下深知在1950年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侵略西藏问题被提了出来,当时为了使双方达成和解,将该问题搁置起来。在接受决议之前,美国政府代表申明:美国的传统政策是支持‘联合国关于解决国际争端和侵略问题的倡议应在国际听证的基础上被知悉、考虑和解决’。鉴于西藏问题没有和平和真正解决,和平和公正的呼吁被完全忽视,我真诚希望贵国政府尽最大努力在联合国支持该呼吁。”[6]

  收到信件后,美国政府开始研究回复问题,1959年10月2日,美国国务卿赫脱向艾森豪威尔建议,不必给予达赖喇嘛私人回复,因为总统已经向他保证美国将竭尽所能帮助在联合国发起呼吁。美国国务院建议在信中着重突出以下几点:第一,建议授权美国驻印度大使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告知已经收到达赖喇嘛关于向联合国呼吁的信件,以表达总统一如既往的同情,强烈表达对爱尔兰和马来亚联邦在第14届联合国大会发起的提案的欢迎,并再次向达赖喇嘛保证美国将设法在联合国大会上考虑批评中国西藏人权状况。第二,由于达赖喇嘛向联合国呼呼强调西藏法律地位问题,鉴于某些国家反应冷淡,因而美国乐于支持从人权方面讨论“西藏问题”,应继续建议达赖喇嘛从这方面入手。第三,美国要求驻印度大使起草一份回复达赖喇嘛的草稿信,然后请总统批准。关于达赖喇嘛的呼吁,美国认为达赖喇嘛亲自到联合国大会表达呼吁将更为有利。美国计划与其他联合国会员国磋商发起西藏提案。[7]

  1959年10月6日,由驻印度大使代表美国总统签署的信件通过秘密渠道交给达赖喇嘛:“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我感谢您于1959年9月11日送到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转交给他的信。他让我向您保证,在您向联合国秘书长诉求的问题上,美国欢迎爱尔兰和马来亚联邦的提案,即要求在第14届大会议程中列入名为‘西藏问题’的议题。美国将支持这一提案,支持大会讨论中共在西藏令人震惊的行为记录”。“可以提前通知您,我们认为,从强调践踏人权的角度而不是从主权的角度出发,将更有利于在西藏问题听证会上争取到更为广泛的支持,与联合国其他成员在此问题上的磋商可以强化我们的立场”。“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我向您和西藏人民转达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你们英勇反抗残暴镇压的斗争事业的同情和敬意。”[1](pp.790~791)

  在美国的幕后操纵下,1959年10月,爱尔兰和马来亚联邦在第14届联合国大会期间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把“西藏问题”列入联大日程。10月21日,联合国大会对这两国提出的草案进行表决,结果大会以45票赞成、9票反对、26票弃权通过了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第1353号决议。这一决议以达赖喇嘛及流亡集团向联合国提供的所谓“正式声明”及其他新闻报道为依据,污蔑“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与自由已被强行剥夺;认为中国政府平息西藏叛乱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1](p.796)这一决议对后来“西藏问题”的发展产生了恶劣影响。西藏分裂势力以及国外反华势力经常引用这一决议来攻击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为了再次向美国表示感谢,12月6日,达赖喇嘛第四次致信艾森豪威尔:“请允许我代表西藏人民和政府,向阁下和美国人民和政府表达诚挚的感激,不仅因为你们积极的支持,而且唤起了世界上热爱和平的国家对西藏人民面临悲惨局势的注意。我对马来亚和爱尔兰在联合国发起的西藏提案的成功充满信心。但是同时,我坚信如果没有贵国政府幕后的援助和影响力,这绝无可能。在当前局势下,是美国政府真诚努力赢得了联合国的支持和同情,我向阁下保证,我的人民将永远铭记美国的这些帮助和支持……我还要感谢阁下通过新德里大使发给我的信件信息。我真诚感激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我对美国政府关于西藏人民自决权的声明表示欢迎。我充分赞同这份公开声明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我希望美国政府以此为契机立即行动。我还对阁下值得信赖的付出表示私人的感谢,美国人民与政府的支持和同情对我是极大的鼓舞,我真诚希望美国将持之以恒。我进一步希望阁下给予西藏人民关于和平与自由的诉求以有价值的建议和指导,以阁下的努力使西藏问题最大限度的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8]

  通过梳理和解读1959年西藏叛乱后艾森豪威尔与达赖喇嘛的秘密往来信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达赖喇嘛与美国总统的秘密通信见证了两个基本史实,首先,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的真正意图。在达赖喇嘛与艾森豪威尔的前两封信中达赖喇嘛彻底透露了其寻求“西藏独立”的图谋。其次,这些往来信件见证了美国政府支持并帮助达赖喇嘛谋求“西藏独立”活动的历史过程。第二,美国总统对达赖喇嘛来信的回复方式体现了美国支持达赖喇嘛活动的高度机密性。为规避风险,美国开始只采取口头传达的方式回复,在达赖喇嘛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不得不书面回复,但在信中刻意不提支持此前口头转述的内容。为了将风险降至最低程度,艾森豪威尔对达赖喇嘛第三封信的回复则是间接地通过美国驻印度使馆操刀完成的。美国最为担心的是,一旦信件内容泄露势必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担心带有实质内容的信件落入达赖喇嘛手中,成为美国支持“西藏独立”活动的证据,授人以柄。第三,艾森豪威尔和达赖喇嘛的往来信件还反映了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的主张与美国涉藏政策立场的冲突。冷战背景下,美国从遏制中国的政策出发,一方面对达赖喇嘛的活动积极予以支持,这是其既定目标;另一方面,美国的支持是有所保留和有限度的,而达赖喇嘛想最大限度地获得美国的支持。在该问题上,美国既拒绝承认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也不同意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提及西藏地位问题,而是建议达赖喇嘛从人权角度在联合国进行呼吁。美国此举的目的:一是掩饰美国的冷战动机,“美国应避免给他国以利用西藏事务为冷战服务的印象”;二是印度反对“西藏独立”;三是美国还要考虑到台湾当局的态度;四是美国对此信心不足,考虑到一旦美国的提议未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得不偿失。因此,美国国务院认为,只有征得他国尤其是亚洲国家的响应才能把承认“西藏独立”作为一个现实的政策。[1](pp.763~765)第四,艾森豪威尔与达赖喇嘛的往来信件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对美方来说,达赖喇嘛的来信引起了美国最高决策者的高度重视。美国政府为回复达赖喇嘛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决策,先是由美国国务院和驻印度使馆对信件进行分析和评估,制定预案和对策,然后再起草回复提纲,最后征得总统同意进行回复。从达赖喇嘛方面来看,达赖喇嘛基本采纳了美国的建议,并且得到了美国的帮助。从对中国的影响来看,美国总统给达赖喇嘛的回复是对中国西藏事务的干涉,助长了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气焰。

  【参引文献】

  [1]FRUS,1958~1960,Vol.XIX,p.763.

  [2]FRUS,1958~1960,Vol.XIX,Draft memorandum From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Roberson)to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May 5,1959,p.766.

  [3]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统,以下缩写为DDRS),Gale Group,Inc.,Letter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and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ian Herter from Tibetan religious leader the Dalai Lama requesting U.S. assistance in Tibet’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from China. May 26,1959,Document Number: CK3100470329.

  [4]DDRS,Suggested letter from the President to the Dalai Lama following U.S. oral message of support that met with an unfavorable reaction. Miscellaneous,Document Number: CK3100054758.

  [5]DDRS,Cable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Christian A. Herter to Ambassador Lodge on a verbal message to the Dalai Lama in Tibet assuring the Dalai Lama that the U.S. admires the Tibetan people for their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t tyranny. Oct.8,1959,Document Number: CK3100105324.

  [6]DDRS,Tibet’s spiritual leader,the Dalai Lama,appeals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or the U.S. to help the people of Tibet in their struggle for freedom against Chinese aggression. Sep. 11,1959. Document Number:CK3100494204.

  [7]DDRS,Christian A.Herter’s memo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regarding the Dalai Lama’s letter asking for U.S. support for Tibet’s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Armies violations. Oct. 2,1959,Document Number:CK3100494205.

  [8]DDRS,Tibetan spiritual and political leader,the Dalai Lama,expresses his appreciation to President Dwight D. Eisenhower for U.S.support of the fight for Tibet’s independence. Letter. White House. Dec.6,1959,Document Number:CK310048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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