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1968年的一段教育改革经历

                河南信阳  重望

   1965年初，当时我是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大一下的学生。我们曾经听过我系工业企业电气化及自动化专业教研室李浚源老师一次激动人心的讲座。李老师讲的是他率领我专业师哥姐们在湖北黄石的大冶钢厂（当时又称湖北钢厂）实习的经历。

   当时大冶钢厂是一座生产特殊钢的军工企业，曾能轧制飞机大梁。记得我们在厂时，空军的曹里怀副司令员曾来厂视察。历史上清朝“洋务运动”张之洞创办的汉冶萍公司所属大冶铁矿就在湖北黄石市，而大冶钢厂的前身大冶铁厂是汉冶萍公司盛宣怀1934年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商办钢铁厂，是中国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素有“中国钢铁工业摇篮”之美称。我出身在湖北鄂州市，刚解放，随着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我父母1951年就来黄石打工，我的童年时代伴着钢厂的汽笛声和铁矿开山的炮声，就是在黄石度过的。

   钢厂的初轧机是钢厂的咽喉设备。因为没有初轧机运行，钢厂无法对钢锭开胚，后续的精轧工序（中型，无缝钢管等）无法展开，而钢锭大量积存，也影响炼铁，炼钢等前序工艺的生产。五十年代钢厂建设有东德专家援助，我在黄石市民主街小学读书时，就见过东德专家携妻儿到和平街列娜门市部购物，我清晰地记得，洋娃娃颈上系的是蓝领巾。大概在56年时，我当时在民主街小学任少先队大队长，也曾和同学们一起将我们捡的废钢铁，送到大冶钢厂，在钢厂一门内的马路旁围观过专家楼阳台上的洋人。

   当时钢厂初轧机的动力是大功率直流电动机，其电力控制设备是东德解放初东德援建的汞弧整流系统。大功率的汞弧整流器是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圆密封玻璃泡，上端生出三个（三相）像手指一般的突起，整流器的阳极藏在突起内。圆密封玻璃泡的底部充有汞，即水银，作为整流器的阴极。当时我国还不能制造这类整流器。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革前东德已停止了供货，钢厂仓库里的备品已不多，一旦备品用完，初轧机不能生产，整个钢厂将面临无限期的停产。情况十分危急！钢厂不得不来华中工学院，请求技术支援。而在当时，电子技术的发展，已有小容量的可控硅整流器在工厂应用，它能否替代汞弧整流器，对初轧机的电力控制设备进行改造，急如星火的李老师率领实习队，带着调查研究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厂的。

   师哥姐们在李老师的带领下，与钢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起，日夜奋战，翻阅了大量外文资料，详细地编写了初轧机电动机的电力控制系统的说明书，在该厂工人师傅中广泛地普及了电力拖动，整流器等理论知识。受到钢厂工人的交口称赞。这符合毛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和大搞技术革新的精神。但由于实习时间有限和当时可控硅技术在我国制造和应用水平的局限，他们还来不及将理论付诸实施。李老师深情地寄希望于我们。但是师哥姐们在李老师的带领下的行动，体现了我华中工学院的校风和当时师生们的精神：党和人民有困难，我们就要有担当。难怪多年来武汉人民亲切地称赞：“学在华工”，他们的精神感动了我们。

     我们华中工学院是我们党在解放初院校调整的基础上创建的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是共产党亲手创办的大学，它更多地承接着党的关切，更多地背负了人民的希望。

   解放前曾是抗日军政大学教员，晋察冀军区干部，群众日报总编辑的老革命知识分子朱九思是华中工学院的老院长，老党委书记，我们在校时老人家才五十出头，一身正气，呕心沥血，雷厉风行，鞠躬尽瘁，1965年为落实毛主席的“七三指示”，减轻学生负担，老人家每天下午课外活动的号声一响，就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来到学院西边大操场旁，察看同学们体育锻炼的情况。晚自习时，又骑着自行车来到图书馆自习室，察看同学们的学习情况。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在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指引下，意气风发。“做红色工程师”，“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激励我们不知疲倦地学习，锻炼。星期六的晚上就有同学到图书馆用书包佔座位，准备星期天的学习。课外活动时操场上只见人头攒动，皮球上下飞滚。我在系田径队中长跑组训练，不时地要跑步登上喻家山。当年华工的文体队在西七舍集中居住，历次武汉市大专院校田径运动会是稳占鳌头。我记得，1965年我院总分第一，而第二名的院校总分还没有我院的一半，当然我院规模大，学生人数多，还招收过参加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健将。

   朱老院长的工作实践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对学生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一次在全院大会上，他老人家就说我们学生年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用带有扬州口音的普通话说：“早上吃二两的馒头不够，要吃三两！”。又有一次，他看到我们南方雨多，天雨同学们去上课时，因为没有雨具而淋得像个落汤鸡，他就给我们每两个人发了一把伞。。。。。。他老人家的这些关怀，我们都铭记在心，文化革命期间在他老人家遭受冲击时，我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他老人家。

   在当时的武汉，我们华中工学院是反击资本主义复辟最敏感的神经，我们最先响应毛主席号召，打出了“新华工”的声威。师生们是与群众结合的先锋，我们最早到工农群众之中去，接地气滚了一身泥巴。那时荆楚大地上，白云黄鹤，九头鸟湖北佬，有人不知“华中工学院”，但无人不知“新华工”！连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在我院电影场说过：我很早就知道你们新华工的干劲。

   我们华中工学院是中南地区第一个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万人大学城，是文革最乱的时候，教室的玻璃也没有打破一块的单位。

   对于错误的思想，我们眼里容不下沙子，但对于同志的问题，我们善于应对。“七二零”事件后，武汉的兄弟组织在原湖北大学大门的一边，贴出大幅宣传画，标题是“三x是江城的骄傲！”而我们则在另一边也贴出大幅宣传画，标题是“三新是江城的谦虚！”鲜明的对照，善意的嘲讽，使骄者夹紧了他翘起的尾巴，使傲者低下了他昂起的头。以柔克刚，三新（原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的睿智厚积薄发，一时成为江城街头巷尾的美谈。

   武汉1967年的“八一渡江”现场次序混乱，但我院渡江队却表现了与众不同的严明组织纪律性，不抢镜头，红旗不倒，队伍不乱，没有陷入踩踏拥挤的漩涡，无一人伤亡。群众交口称赞：新华工既有钢铁般的意志，又有钢铁般的纪律。

在1967年“715”事件中，我院欢迎中央代表团来武汉。举行千人步行横贯武汉三镇的大游行，自年初反二月逆流起，我们已经进行过多次。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可想象，如此长途跋涉，几千人带着干粮，步行一整天而始终步调整齐，，红旗飘舞，战歌嘹亮。

这一天，我们从武昌关山口我院步行经过武汉长江大桥，汉水桥，到汉口江汉大道转头，经解放大道向西，再在航空路口向南，然而当时武汉某臭名昭彰的保守组织蓄谋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挑起一场血战，我校七名师生被长矛刺中受伤后，被拖去活埋，壮烈牺牲。但人心所向，虽然该组织动用大量汽车和武斗队伍有组织地围剿，其他千名同学还是在当地居民的保护下，都化整为零，撤出包围，得到妥善安置：有的被接到群众家中躲藏，有的群众主动端水送饭，有的群众主动带路，保护同学脱离困境。。。。。这说明我们为人民做了一点小事，人民群众都看在眼里，铭记在心头，而当我们遇到困难时，就会有人两肋插刀，仗义相助；当我们遇到危险时，他们还会不避矛戈，箪食壶浆。我同学吃苦在前，讲道理，讲政策，团结人的作风得到群众的鼎力支持。当晚，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东湖宾馆闻之我校所遭劫难，就派以谢富治副总理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到我院慰问全院师生，随后周恩来总理又陪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问我院，周恩来总理深情地指挥我院全体师生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1968年年底，我们迎来了工人宣传队的进驻。钢厂又来求援。院工宣队派唐富诚师傅率领我们《抗大支队》教育革命小分队的同学和我们的老师共二十多人开赴来大冶钢厂。

   当时文化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学校里老师们都下到学生中搞运动。涂建，罗宗虔，白汉宸等教授也与我们一起来到大冶钢厂，他们与我们打成一片，同在工人食堂吃饭，同在工人宿舍住宿，同在车间劳动。罗宗虔老师领着一批同学在初轧车间，配合钢厂熊忠炳技术员搞可控硅替代汞弧整流器的技术攻关，涂建老师领着一批同学在中型车间，进行中型热锯进给系统可控硅控制和炼钢车间可控硅--电磁离合器式电弧炉电极升降系统的技术攻关，白汉宸老师领着一批同学在电装车间参加无缝钢管车间降压站的安装和三轧轧机控制室的改造安装。我记得我与秦忆，宋吉生同学等分在白汉宸老师所在的电装车间。（秦忆后来留校，曾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宋吉生同学分到昆明水泥厂，曾任设备动力处处长）。

   我们的领队是原武汉客车制配厂的工人，华中工学院工宣队的唐富诚师傅。当时唐师傅正当年，还没完婚，他豁达大度，热情奔放，待人诚恳，雷厉风行，有大将风度。与我们和老师们都很融洽，我记得，我们还吃过唐师傅结婚的喜糖。平时他在哪里，哪里就一片笑声。

   与我们同时在钢厂搞教改的还有武汉大学由军宣队领队的教改队，军宣队领导的指导思想与我们工宣队唐师傅的不太一样，武汉大学着重于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据劳动休息间隙来初轧车间与我们闲聊的武大同学说，他们主要是劳动，过劳动关，因此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培养劳动人民的感情。比如搬运钢材上火车等，这与我们毕业分配后还要到部队农场锻炼的想法一致。真是千锤百炼，脱胎换骨。当然对当时的学生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磨练，但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我们受益一生。我们在以后的工厂工作中从未脱离过劳动，从未疏离过工人师傅，经得起艰苦的考验，也享受过与工人一起劳动后的欢乐。此时武大的同学不由得羡慕我们，都盛赞我们唐师傅的敢作敢为，既在劳动中培育了我们师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充分发挥了师生们的积极性，并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理论知识，培养了创新精神。

   当时在技术攻关中，老师们现场抓紧对我们进行理论教育。我记得，罗宗虔老师给我们和师傅们讲过汞弧整流器原理的课。罗老师在我们现场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用理论知识来说明，层层深入，引人入胜。这是我在大学听到的最精彩的一次讲课。记得我还将罗老师讲课时我的笔记用蜡版刻成资料，油印后在同学中传阅。

   我们和老师在与工人一起劳动中也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老师教理论，工人传授实践经验。而且在一些紧要关头互相关照。记得在无缝钢管车间变电所调试时，一位老师不慎触电，当时电装车间一位师傅心急眼快，一个箭步上去就将电源闸刀拉开，使老师转危为安。

   经过我们与钢厂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几个项目都试车成功了。我记得，初轧机电动机可控硅控制系统的投入运行的那天，整个车间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轧机操作工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操作工反映：新系统操作起来更灵敏。这不仅为钢厂解决了燃眉之急，而且也让我们师生在实践中学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记得我们几个项目试车后，老师们还陪我们在武汉体育馆参观了武汉电子技术展览会，那时武汉市的电子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最先进的技术是可控硅控制的小功率单相半波整流系统，这与我们的系统比较，我们已经领先了许多。

   我们在厂期间还举办了几期电子技术培训班，老师讲课，同学们助教辅导，帮助文化程度稍低的工人师傅，学习理论，掌握控制设备的性能。并编写了一本《半导体技术基础.》的教材。

   我已于2007年退休，“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多年也没有回过母校。世间广传学校风气大变，骄奢淫逸横行，弄虚作假成风。难道真如毛主席所预言的，第三代，第四代要和平演变了！

   我认为师生们不能乎失去了我们当年那一股干劲，那一股热情，那一股拼搏精神，那一股为国为民的担当。当年帝国主义封锁，修正主义卡脖，我们还刻苦学习，主动承担像大冶钢厂初轧机汞弧整流器的替代，长江三峡升船机控制系统设计的国家任务。今天，民族的复兴有更多的实际任务等待着我们。不要自娱于在杂志上发表了多少抄来抄去的论文，要关注在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我认为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但不能失去了当年我们那种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当年我们要是有人浪费了粮食，倾倒了饭菜，团支部就要开会批评帮助，不改正就要处罚。当年农忙时节，团支部总要组织我们在附近农村插秧，割麦。学校电机厂创办时，我年级电机电器专业的同学实习半工半读，半天学习，半天在工厂劳动。试想，学生如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将来如何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难道到处都是花香鸟语的工作环境等着你？

       我认为：学生时代不宜过早地恋爱。因为学业未就，根基未稳，既耽误青春，也留下后患。当年我们考进华中工学院，首先进行了“两不准”的教育，即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为此学校开除了一批违反“两不准”的学生。现在有人批评说这样做不人性化，我不以为然。考虑学生一生的事业和幸福，应积极提倡不过早地结婚恋爱，不能让结婚恋爱蔚然成风。因为很多少男少女沉浸在花前月下，既荒废了学业，分了心，又将恋爱婚姻的矛盾冲突引入了校园。

     我认为，学生为应付各种考试，老师为应付科研项目申报，职称评定，发表论文等，不能弄虚作假，搞学术腐败。        

   我曾于1989年初考回学校进修。那时我们已在工厂工人岗位上劳动了十年，积累了一定的实际经验。听说一般老师都不敢上我们的课，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实际问题使老师难堪。当时只好请著名教授出山，比如数学马继芳教授，电子技术基础汤之璋教授，电路分析基础招颐誉教授，电机学李湘生教授等都披挂上阵。其实我们是尊师重道的，倒是老师的确应该更紧密地实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

    记得第一次考试时，考场不但要一人一座，而且当时我系的蒙万荣老师还带来一大批监考老师，蒙老师认识我，看见我时，蒙老师和我一起大笑了起来。原来我们离校的十年里，考试的风气也变了，我们那时，如果谁考试作弊，代价是极高的，要叫你声败名裂，信誉扫地，在同学门前抬不起头来。因此对于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老师监考，不需要一人一座，同学们也能自觉遵守考场纪律。听说去年来河南高考作弊，今年到江西高考作弊，都有母校的人参与。我感到无比的愤怒和羞耻！这些家伙真丢人！

我怀念多年不见有的已经逝去的老师们！怀念当年一起并肩奋斗的同学们！怀念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师傅们！原武汉客车制配厂的唐师傅带领我们去大冶钢厂时，是个曾推迟婚期的青年人，现在也应到了古稀之年。感谢他们为我们的成长所付出的辛劳！

现在深受教育市场化毒害的教育，改革难道不需要遵循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吗？难道不能从我们这段经历中吸取某种“正能量”吗？ 

                            201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