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藏有关（20）：高原性疾病
2015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有徐隽的一篇关于四川省甘孜藏区的采访手记，首次公开谈及（恕我孤陋寡闻）高原性疾病的威胁，令人感慨，虽然它所谈不是针对西藏，虽然只是侧面涉及这个问题。
文章中写道：
甘孜环境艰苦，海拔相对高差2879米，驻地海拔超过4000米的乡镇有15个，乡镇干部饱受高寒缺氧、风沙日晒侵扰，深受脑水肿、肺水肿、包虫病、心脏病等高原性疾病威胁。在四川省海拔最高的县——石渠县，当地干部开玩笑说：“如果退休年龄再延长，我们县恐怕就没有多少退休干部了，大多都倒在工作岗位上了。”
文章中涉及的、在高海拔地区（超过4000米）工作的人员受高原形疾病威胁而“英年早逝”的问题，在西藏早就存在，一直存在：“倒在工作岗位上，倒在退休之前”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说这个问题没有反映过，肯定是不确的，内部反映肯定是有的（是否到达中央决策层不好说）；也没有见到媒体上正面讨论。
随便找一本地图册就可以看出，在西藏，超过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面积之广，是甘孜州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地区出生、成长的当地农牧民群众，倒是很少出现那些能致人于死地的高原性疾病，而国家公职人员（广义的，也包含医务人员、教师等）却没有这种先天身体优势，因高原性疾病而倒下的公职人员中，看不出明显的民族身份差别来，就是西藏本地那些来自于“低海拔”（4000米以下）公职人员，在这个问题上“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
有问题，而且问题不是个案性的，有反映，那么，为什么得不到解决呢？
是问题本身无解吗？不是。日喀则地区（现在该叫日喀则市了）西部某县的一名同志说，这个问题是可以得到基本解决的，而且不牵涉到复杂的技术性难题。在高海拔地区服务一定年限之后，调整、交流到“低海拔”地区工作，就能把高海拔对人体造成的损害降低到一个很低的程度。我曾问过，海拔高低的划分有科学依据吗？回答是没有，只是一个经验性认识。
我的感慨是，这个基本上不牵涉投入的问题，仍然在“一如既往”地存在着。顺便想到一点，在普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它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提出过么？或者，这个问题涉及的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们不属于“群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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