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
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
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
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话说1971年7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问林彪说：
“最近在看什么书呀?”
林彪回答说：
“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研究那6本书，争取从理论上彻底弄通马克思主义。过去的一些提法我作了反省，觉得还是主席提的好，提的科学。我正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我决定今后严格要求自己，事事听主席的话，照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我还是那句老话，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林彪说：
“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同志也认识了错误，为了使他们能够检查过关，他们找我，我一概不见。各人的事各自管，脱了裤子割尾巴，彻底把问题谈清楚。”
毛泽东仍然以诚相待，他说：
“这种回避政策好。你住在北京，他们一过不了关就找你，弄得你也很为难。干脆离得他们远些，让他们绝了退路，就会检查得深刻，也容易取得谅解。所以，我主张你还是到北戴河去，等开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再回来。事情也就结束了。”
林彪说：
“主席，我听你的。自从我认定并决心跟着你干到底的时候，我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十分重感情，他看林彪讲得甚是动情，马上说：
“你的错误我来保，但检查是需要的，也应该欢迎同志们对你提些意见。我看起码有两条应引起你的注意：一是山头主义，二是骄傲自满。这两条可以做自我批评。我看九届三中全会可以搞成一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你带个头怎么样?”
林彪点点头，表示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据纪登奎回忆说：“当时，毛主席就是准备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把张春桥选为党的副主席，是增补，而不是把林彪选下来。作为一个过渡，最后解决林彪的问题。这一点，毛主席在小的范围已经打了招呼，和我就谈过。他说：‘党的核心里还要有文的，不能光是林彪一个武的。文的要年轻一点的，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 我问道：‘张春桥是否可以?’ 他点点头。看得出来，毛泽东对上海的那几个人有好感，是想重点培养的。但是毛主席这个人有他自己的领导艺术，那就是真正地搞五湖四海，而不是搞自己的小山头、小宗派。这一点，毛主席是光辉的榜样，值得历史大大地称道。他说：‘革命总是要多团结一些人，不是只是少数人。反对我的人，也要选几个代表。’”
再说毛泽东和林彪谈话后，江青对毛泽东说：
“林彪这个人城府太深，把权位看得太重。这次批陈整风，挖了他的墙角，在他的小集团中掺沙子，他是不是会真心认错?”
毛泽东说：
“无论怎样，批评一定从严，路线问题上不能含糊。如果打倒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岂不是白搞了吗?我们不能在原则问题上让步。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让广大劳动人民有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上层建筑的权力，不需要有一个皇帝带领一班官僚垄断集团，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欺压老百姓。”
江青说：
“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只是如何做好林彪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说：
“你要多接近林彪他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7月1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北京飞北戴河。吴法宪等人前往机场送行。叶群说：
“首长说我们不能在北京啦。”“我们到北戴河避开这个嫌疑，防止人家说是我们指挥的。”
吴法宪这次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1983年吴法宪谈话记录——笔者注)。”
这段时间和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人，也都有这种感觉。
7月底，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大家推荐了一本晚清小说《何典》，他特别指出了书中的4句话说：
“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中内涵。
7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重要消息，消息说：第7、8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将于8月1日出版。“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消息中所说的林彪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照片，就是江青在6月9日为他拍摄的题名为《孜孜不倦》的那张照片。
7月31日，从4月15日开始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终于要结束了，会议通过了一个由迟群起草、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修改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在8月间以中共中央名义批转全国各地。
迟群，1932年出生于山东乳山县。1968年春以前，他一直担任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职务。
1971年8月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通过中共九大以后的整党活动，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1971年8月8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对吴法宪说：
“吴法宪同志，主席看了你的检查，还是不满意的呀!你的好多问题并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希望你能够在四届人大会议之前，把你所参加的阴谋活动都讲出来，这样好给大家有个结论。能否过关，就看你们的了。”
吴法宪听了很紧张，就和邱会作商量要去林彪家里。邱会作说：
“现在只有林副主席能够救我们了，只要他下了决心，我看一切问题都会好办的。”
当天晚上，他们俩一起从人民大会堂直接到了林彪家。此时，林彪和叶群为了参加四届人大，已经从北戴河回到了北京。叶群出面接待了他们。吴法宪说：
“看来这次四届人大的关不好过了，检查已经写了，再也没法子写了。江青这个人几乎天天都在召集一些人开会，给他们布置如何对付我们，四届人大会议又要往下追问题，怎么答复?”
邱会作说：
“就是死，我们也不能把林副主席给端出来，我们就是要死保林副主席。”
叶群听了说：
“四届人大会议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的。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101，别人要端，如果追问下去你们怎么办?”
吴法宪说：
“大不了我下台，反正要保林副主席。”
叶群这才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
“办法总是有的，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脑袋掉了不过是块碗大的疤。”
邱会作说：
“要死也只能是我们死，不能让林副主席受损失。”
叶群说：
“不只是保林总的问题，林总和你们怎么能分开呢?黄永胜、李作鹏、胖司令和你邱总长，都要保。你们靠林总，林总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谈话结束后，吴法宪、邱会作临走的时候进去看了看林彪。林彪比前一段削瘦了，但是眼睛很有精神。林彪握着他们的手说：
“你们要多保重，不要怕，怕也没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车到山前必有路。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他们敢把我们怎么样呢?”
8月中旬，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3人关于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准备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我和林彪同志都不当四届人大代表，我们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一切都由你们自己召开。”
张春桥马上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高兴地说：
“主席的决定英明正确，具有深远意义，是任何人不能比拟的。”
毛泽东又说：
“听说南方几个省批陈整风搞得不太好，我下去摸摸情况，顺便游游泳，观观光，换换空气。”
毛泽东还交代说，在他去南方巡视期间，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3人见毛泽东要去南方，又无法劝阻，就只好让江青出面做工作。江青急如星火地赶回中南海，进门就说：
“主席，你已经77岁了，不能事事跑到前面去了。再说，南方情况比较复杂，有些人的情况很可疑，要注意安全呀。我不同意你去。”
毛泽东诙谐地说：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他还学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的样子唱道：
“壮志撼山岳，雄心震深渊;誓把座山雕，埋葬在山涧。待到那与战友会师百鸡宴，捣匪巢定叫他地覆天翻。”
江青不由得笑了，她说：
“你去我不反对了，那也得让我去。”
毛泽东连连摇头，说：
“不行，不行。你在北京要协助恩来、春桥，解决好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转变。批陈整风还遗留下很多问题，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好。我出去之后，会随时和你联系的。”
毛泽东在南巡行前，和华国锋谈了话，他说：
“华国锋同志，你不要总是满脑子农业、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你要注意抓大事，抓纲，以纲来带动目。否则就会象庐山会议上那样，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陈伯达给我们上了一课，还有那些自称天才的人，也在给我们上课。你所关注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但是要更注意大的路线斗争。我这些年来给江青、张春桥他们讲的多些，给你们讲的少些。所以这些年来他们比较注意这个，你们相对注意少了些。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路线斗争也要抓，你不抓就要吃亏，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据纪登奎后来回忆说：在南巡前“毛主席在北京时调动了军队，对北京的部队作了周密的安排，就是对中央警卫局和8341部队也作了安排。当时，毛主席对汪东兴也是不那么相信的，但是为了稳定形势和政治上的需要没有动他。加上林彪也并不那么信任他，所以毛主席并没有动他，反而更加把他放在自己身边观察。当时，毛主席曾经对我和张春桥、江青，还有几个军队的干部说：你们对汪东兴不要再说什么了。如果把他搞下去，外面会说，你们看，连毛泽东的警卫局长都反对他，可见他到底怎么样?我身边的人，你们可以观察，也可以提高警惕，但是不要惊动，这是大局。这就是毛主席的态度。”
再说1971年8月15日下午1点，年近78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汪东兴、张耀祠陪同下，秘密离开北京，前往大江南北巡视，“要到南方动员各路诸侯”。
毛泽东这一次南巡，他的专列是两列同样的列车，一前一后，前面的前卫专列开道，后面的本务专列押尾。两辆专列上配备了100名全副武装的8341部队战士。
毛泽东在专列上让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叫吴旭君、张玉凤和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当他们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的胜利”时，毛泽东说：
“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样能得胜利呢?”
8月16日，毛泽东到达湖北武昌，在武昌停留了10天。在此期间，他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还有王新以及河南党政军负责人刘建勋、后来还有华国锋等人谈了话。
16日这一天，毛泽东在和刘丰、刘建勋、王新等人谈话时，他先向刘丰询问了中央苏区时5军团的情况。尔后说：
“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有人说军队是我缔造的，但不能指挥。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该。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3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就叫挖墙角。”
“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我七老八十了。希望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你们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历50年来，没有分裂过。”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有50年的历史了，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我们唱了50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10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10次、20次、30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脚的。”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一次话，一个问题是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 这不符合实际。还有什么 ‘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6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6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另一个问题，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同志等。这次谈话后，至今还未有什么反应。”
毛泽东最后特别交代说：
“大家都先不要传达，我讲的是个人意见，先打个招呼。”
8月21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了16日谈话后的讨论情况，毛泽东说：
“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
他还说：
“如果不是他(指林彪——笔者注)交代叫听她(指叶群——笔者注)的，为什么4个人(指黄、吴、李、邱——笔者注)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8月25日，毛泽东叫汪东兴打电话给华国锋，把华国锋从北京叫到武昌。毛泽东见华国锋胸前戴着他的像章，就说：
“你还戴着?看见就讨嫌，不要戴了。”
他问华国锋说：
“你在庐山会议上念那个称‘天才’的宝贝了吗?”
华国锋说：
“我没有见到那篇东西，但是我听军队的同志讲了，我从心里赞成主席是天才，主席担任国家主席我是拥护的。我也表了类似的态度。”
毛泽东说：
“你和他们不一样，人家是事先部署的，你是听了林彪讲话后有感而发，动机不一样。你以后多多读书呀。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道为什么。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1天半，而是23、24、25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已通过的二中全会3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当主席。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我把‘天才’划掉，我提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连李德生也不发。”
8月27日，毛泽东同刘丰谈话说：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8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接见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和广西的负责人韦国清。他一开始就不留情面地对丁盛、刘兴元说：
“你们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那怎么得了呀?”
接下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1970年庐山会议上，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个大将以外，搞了那么长时间。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三。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8月23、24到25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3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7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说不要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毛泽东不指名的点出了林立果。他说：
“好的要表扬，但也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的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害了他。”
8月30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他说：
“怎么样?你们吹了两天啦，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的会议(指批陈整风汇报会——笔者注)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5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这个问题解决啦，作了总结嘛，其实还没有解决。”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9次不用，前9次都作了结论。这次没有做个人结论。是要保护林副主席的。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那一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最后说：
“不要公开的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做结论。你们只是说9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
8月31日，毛泽东抵达江西南昌，他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了与在武汉、长沙时基本相同的话，也讲到了南京军区的工作。
江西省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1、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周宇驰7月间曾两次秘密到江西活动，把1辆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2、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实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3、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曾经有过“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他们还向毛泽东报告了叶群、林立果等人在江西的不正常活动。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据随行的张耀祠回忆说：毛泽东听了这些反映，“略有所思，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
毛泽东在南昌参观时，看到了林彪在江西建造的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个工程不在地面上而是在地下，是一个指挥用的工程，在这里可以指挥全国。江西省负责人说，这件事是中央下达的任务，江西搞了很多年才完成的。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他，参观完这个工程，不禁大吃一惊。他深知林彪心狠手辣，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凭直觉感到，林彪一伙可能会对他下毒手。于是，他决定不断变动行动路线和时间，制造假象，迷惑林彪一伙。
毛泽东一参观完地下工程，没有在南昌多停，就急匆匆地奔向浙江杭州。
1971年9月3日，毛泽东到达浙江杭州。他在下车之前，召见了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当林彪集团的成员陈励耘来到专列上时，毛泽东知道他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对他表现出异常的厌恶，当面质问他说：
“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
陈励耘被弄得狼狈不堪。毛泽东又询问他们几个人对庐山会议的认识。毛泽东还说：
“那个简报，影响最坏，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有话，不拿出来说，大概总认为他们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我看他们是恐惧。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
“八届十一中全会，有3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最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搞那么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岗岩的，不锈钢的。你们在家里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好不残忍呀!风吹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4个伟大，我就4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
毛泽东这次谈话一共进行了40分钟。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给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在此期间，林彪对毛泽东的行踪捉摸不定，心中十分恐慌，他四处派人打听毛泽东的下落。吴法宪曾先后派飞机到武汉、长沙、南昌刺探情况，连续给叶群打电话汇报毛泽东的行踪。一直到9月5日，林彪集团成员用来窃听毛泽东谈话内容的情报网终于织成了。
9月5日这一天，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违背毛泽东关于谈话内容不要传达的叮嘱，向专程陪同外宾到武汉的李作鹏，密报了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李作鹏听后心急火燎，当天即急急忙忙地回了北京。
5日晚11时半，林彪在广州的同党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他听传达时获取到的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北京的于新野，于新野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了15页。第二天凌晨，于新野亲自架着直升机飞到北戴河，将电话记录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
9月6日凌晨，李作鹏将刘丰的报告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两人。李作鹏给黄永胜讲了毛泽东在武汉和刘丰等人的谈话内容。说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黄永胜，还有林彪和叶群。李作鹏还说：
“当时毛泽东就说：‘黄永胜来到庐山就和陈伯达等人一起要揪人，揪张春桥和康生等人，这不是要造反吗?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造反成功，人民解放军会听你的话吗?’”
这话对黄永胜刺激很大，他当晚就用保密电话把这个情况向林彪和叶群报告了。林彪问黄永胜说：
“一旦发生了要把我们彻底打倒的局面你打算怎么办?”
黄永胜说：
“一切听林副主席的安排，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叶群在电话中对黄永胜说：
“我们总不能束手被擒呀，总要想个办法才对呀。”
此时，有两件事使林彪一伙坐立不安，一是中共中央决定，1971年10月1日前后，召开中共中央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他们担心九届三中全会将要提出他们的问题，把他们端出来。二是毛泽东在南方各地巡视途中的谈话。林彪、叶群、林立果通过紧张策划，悍然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林彪对他亲信说：
“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我们准备搞武的吧。”
就这样，一场谋杀毛泽东的阴谋开始实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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