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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息尚存:纪念抗战的胜利与纵容历史虚无主义

一息尚存 · 2015-09-03 · 来源:乌有之乡
中共是抗战中流砥柱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猖獗,目前更是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纵容,实质上就是吃着中国共产党的饭,却砸着中国人民的锅。

  二○一五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七十周年。当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和感召下,面对凶残的日寇,顽强地坚持了十四年之久,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从而获得了民族的独立,赢得了民族的尊严。抗日战争的胜利,当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但同时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因此,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泽东亲手缔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是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注入的。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魂。而正是由于有着这样强悍不屈的军魂,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才能够战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胜利和骄傲,都离不开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可是就在中国人民充满自豪地迎接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二○一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国防部举办的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八周年的招待会上,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所致的祝酒词中,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的军魂毛泽东思想,连提都没有提。然而在此期间,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嘴角边挂着嘲弄微笑的画像,却刊登在了《人民日报》所属的刊物上。特别是与此同时,不仅表现国民党军抗战的抗日神剧充斥了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家电视台,而且就连象《太行山上》这样很少几部展现当年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艰苦抗战的电视剧,也几乎就是成了某个领导人一个人的抗战。

  三十多年来,出于否定毛泽东的需要,历史虚无主义是沉渣泛起。而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选定在国民党确定的九月三日这一天,显然就是为了虚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既然要虚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那么必然就会有人去虚有中国国民党的抗战历史。就是因为如此,所以这才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致辞中不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而却在《人民日报》所属的杂志上美化蒋介石,所以这才会出现那么多的抗日神剧,所以这才会把张灵甫和蒋介石等看作是抗日“英雄”。

  趁着在今年九月三日要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机,目前又出现了这样一种美化蒋介石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巨大领导作用的谬论。既然蒋介石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国合法政府的最高领导人,那么蒋介石自然就是抗战的最高领袖,就是当然的抗战英雄。特别是一个名叫杨天石的家伙,还更是通过对蒋介石进行自我标榜的《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从而得出了蒋介石始终坚决主张抗日的这样一个结论。尤其是“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命令,更不是蒋介石所为。而是张学良擅自下令东北军面对日军的侵略,不得抵抗。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确是我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然而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上,论起我国抗战的领袖和抗战的英雄,蒋介石都是万万不配的。

  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是干什么的?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不仅要能维护国内的秩序,要能维护自己的统治,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还更要敢于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还更要敢于保护自己的人民免受侵略者的践踏。然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成为我国的最高领导人起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只有过重的私利而毫无男儿血勇的蒋介石不仅始终不敢抵抗,反而还限制、镇压我国人民自发的抗日活动。尤为无耻的是,在日本鬼子不仅占领了东北,而且铁蹄更是跨过长城又践踏到了华北的时候,蒋介石还武力消灭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并残害了抗日英雄吉鸿昌。正是由于先有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所以才会后有张学良的不抵抗命令;只要有了奉行并制定了不抵抗政策的最高领导人,那么必然就会有不抵抗的将军。对日本侵略行径的不抵抗,是蒋介石的一贯主张。特别是早在一九二八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时,蒋介石就曾经有过一次不敢抵抗的前科。

  一九二八年四月,再次成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军队总司令的蒋介石率军开始了第二次北伐。二次北伐开始后,蒋介石的军队很快就击败了张宗昌而打到了山东境内。为了阻止中国统一,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余人在青岛登陆并进占了济南。

  五月一日,蒋介石的军队也进入了济南。五月二日,蒋介石来到济南并任命总司令部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为山东特派交涉员,负责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五月三日,日军突然向蒋军发动袭击。被袭的蒋军第九十二和九十三两个师奋起还击,日军伤亡惨重。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见势不妙,急忙派人去见蒋介石并威胁说如果蒋军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摄于日军的武力威慑,蒋介石紧急派出由高级别军官担任的传令兵,到各处去传达他的停火命令。蒋军停火后,日军趁机大举进攻。蒋军官兵不仅伤亡惨重,而且还更有七千余人被缴械。可是尽管损失惨重,但蒋介石仍是严令各部蒋军不准抵抗,只是命令蔡公时去与日本人交涉。而此时日军官兵已经占领了蔡公时的外交公署,蔡公时在被日本兵割掉耳朵、切下鼻子后,又被杀死。其他的外交人员,也有多人被日军杀害。见此,蒋介石先是逃出了济南城,然后又命令各部蒋军均撤出济南,绕道北伐。蒋军撤出济南后。五月十一日,日军大举开进了济南。日军大批开进济南后,又杀死了我国无辜的平民一万多人。

  一个民族遭受外敌的侵略,当然不是耻辱。然而一个民族如果在遭到外敌侵略的时候连反抗都不敢,那可就是莫大的民族耻辱了。而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奇耻大辱,就是由于蒋介石成为了最高领导人,才不幸蒙受的。

  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六千余人在寻淮州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高举抗日的大旗,开始了北上抗日的征程。然而北上抗日的红军,却遭到了蒋介石的国民党匪军的层层围堵。十一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到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方志敏和刘畴西领导的红军汇合。汇合后的两部红军继续高举抗日的大旗,向北挺近。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被国民党匪军包围在了江西的怀玉山。此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除粟裕率少数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都壮烈牺牲。先遣队的主要领导人方志敏、刘畴西等人被俘,后被蒋介石杀害于南昌。

  一九三三年春,日军的铁蹄跨过长城,进占了察哈尔的部分地区。由于蒋介石畏敌如虎不敢抵抗,于是冯玉祥、吉鸿昌和方振武等人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组建了由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和抗日民众所组成的多达十万之众的抗日同盟军,开始了自发的抗日。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二日,同盟军在方振武和吉鸿昌的指挥下,收复了被日军侵占的多伦并将日军全部驱逐出了察哈尔。然而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蒋介石政府和日本军队及伪满洲国军紧密配合,派遣军队向抗日同盟军的后方进逼。无奈之下,冯玉祥只得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宣布解散抗日同盟军并离开了部队。抗日同盟军宣布解散之后,人员大部分被宋哲元收编。而方振武和吉鸿昌两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则组成了由方振武任代理总司令的抗日讨贼军继续坚持抗战。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就在抗日讨贼军进驻北京牛栏山地区而准备进攻北京的时候,却被蒋介石的军队和日军及伪满洲国的军队层层包围。方振武和吉鸿昌见突围无望,为了保存抗日实力,遂到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的司令部与商震进行谈判。而商震却奉蒋介石的命令将方振武和吉鸿昌两人扣押并押往北京。所幸的是,在押往北京的途中,方振武和吉鸿昌先后逃脱。逃脱后,方振武流亡国外,而吉鸿昌则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一九三四年五月,吉鸿昌来到天津,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被推举为主任委员。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晚,吉鸿昌在天津法租借秘密开会时,先是遭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而受伤,随后又被法国巡捕逮捕。吉鸿昌被法国租借当局逮捕后,宋美龄和孔祥熙重金贿赂法国租借当局,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十一月二十三日,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奉蒋介石的命令对吉鸿昌进行了“军法会审”并判处了吉鸿昌死刑。第二天,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在了北平。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避居香港的方振武马上秘密回国,准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然而方振武刚刚到达广东省中山县,就被蒋介石派出的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

  尽管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把自己的抗日决心标榜得十分坚决,但都无法掩饰现实中的蒋介石畏日如虎、毫无民族气节的本来面目。不用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先后就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等一系列的卖国条约,仅是在八年时间不到的全面抗战期间,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凶残的日寇进行着艰苦卓绝的不屈抗争的时候,蒋介石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至少三次的秘密谈判,以随时准备向日本侵略者进行投降、妥协。象蒋介石这样的人能够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实在是中国人的不幸。而把这样的人美化成是民族英雄,不啻为是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当年的那场抗日战争,形成了正面和敌后的两个战场。敌后抗战战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才赢得的。而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胜利,却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搭乘美英等国的战车而蹭来的。所以在确定瓜分二战胜利果实的雅尔塔体系中,我国才会付出外蒙古被分割出去和东北的权益被出卖等这样如此惨重的损失。因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所选定的九月三日这个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举行后的第二天为我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不仅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丝毫的荣耀,反而又给对中华民族增添了莫大的耻辱。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取得的。所以抗日战争的胜利,应该是以“八•一五日本投降”为标志。抗日战争胜利的光荣,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与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所做的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浴血奋战,来自于中国人民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所展现出来的牺牲精神、顽强斗志和绝不屈服的坚韧品质,而绝不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对苦难和屈辱的超级忍受能力。如果以对苦难和屈辱的忍受能力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实际上,蒋介石倒真的还不愧领袖和英雄这样的称谓。而如果以敢于捍卫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以及所展现出的民族气节作为衡量的标准,那么抗战的领袖和民族英雄,可就非毛泽东莫属了。而今贬低毛泽东却美化蒋介石,还不只是由于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而故意为之,其中更有因为改革开放而导致的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荣辱观和英雄观再度扭曲的自然而然。

  长期以来,由于受儒家文化的毒害,特别是自产生了唐宋八大家和北宋五子及朱熹之后,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荣辱观、人生观、特别是英雄观,便发生了极度的扭曲。因此岳飞所希望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那种天下太平的社会状态,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完全就是一种奢望。

  在我国汉族社会里,由于受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种价值理念的影响,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始终都没有能够自发地产生民族这样一个整体的观念,因此长期以来在我国就形成了一个以个人事业的成功与否、尤其是又以拥有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人的存在价值的这样一种客观环境。在古代中国,由于长期的文人当道,从而又形成了重视、追求运筹帷幄而轻视、甚至是嘲弄死而无悔的敢于牺牲精神这样一种极度扭曲的英雄观。孔子在他的弟子子路向他提出“子行三军,则谁与?”这个提问时,回答的就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出自《论语•述而》。

  一支军队,不仅需要有能够运筹帷幄的谋略,而且更需要死而无悔的这种敢于牺牲精神。没有死而无悔的这种敢于牺牲精神的军队,就是一支没有灵魂的军队,就是一支根本就培养造就不出英雄而却只能产生奸诈之徒的军队。一支培养造就不出英雄的军队没事搞个阅兵什么的吓唬吓唬老百姓倒还可以,然而想要靠它来保家卫国,那是根本就指望不上的。当年的蒋介石匪军尽管能打败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抗日同盟军、抗日讨贼军,可是当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匪军却望风而逃了。于是中华民族却只能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了。

  就是由于价值观、荣辱观、特别是英雄观的极度扭曲,所以我国在历史上这才不仅总是挨打,而且在我国汉族的文化和社会里,才会广泛流传着“钱是英雄胆,衣是瘆人毛”、“笑贫不笑娼”和“有钱的王八大三辈”这样对人们产生了普遍而深刻影响的谚语并普遍存在着这种真实的社会状态。而这种社会状态在改革开放后的我们中国,又尤其为甚。当今的我们中国,金钱就是衡量人生成败、美丑和荣辱的标准。贪污与腐败问题,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在我国的汉族文化中,由于始终没有能够自发地产生民族这样一个整体的观念,所以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利益,从来就不是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儒家读书人所关注的问题。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一○四一年),见立国仅仅只有四年的小小的西夏王国不仅敢于入侵堂堂的大宋王朝,而且还竟然占据了大宋王朝的洮西之地。于是当时正居住在陕西的年仅二十一岁而后来却成为了我国古代大思想家的“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便向时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州并协助主帅夏竦主持陕西军事防务的范仲淹,呈递上了自己的一份建议。在这份名为《边议九条》的建议中,张载不仅具体地提出了如何防范西夏军事入侵的详细计划,而且还更是提出了要联合焦演等人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之地。接到张载的上书之后,范仲淹在自己的军府里召见了张载。然而范仲淹召见张载的目的,可并不是要听取张载的具体建议或与张载商议如何抵御西夏的军事入侵以及怎样收复失地,而是却用“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番话,去教育开导年轻的张载不必去关心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尊严,而应该去追逐个人的功名利禄。就是由于有了范仲淹的这样教导,于是在我国的历史上,就又多了一个儒学耆宿,而却少了一个民族英雄。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在历史上饱受苦难的民族。正是那些民族英雄,才每每将我们这个民族从苦难和血泊中拯救了出来。因此只有英雄梦,才是中国梦。灿若繁星的儒学耆宿,并没有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多少的荣耀。而少了民族英雄,却使我们这个民族蒙受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日本鬼子打来了,连大字不识而且还只有十三岁的放牛娃王二小都知道并敢于把鬼子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可号称是“新儒家三圣”的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却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一口气就蹽到了大后方四川,去给正在受苦受难的我们中国人,大讲什么“复性”去了。

  抗击日寇的侵略,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然而在延续和拯救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问题上,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这“新儒家三圣”所发挥的作用,却不仅远远不及年仅十三岁的放牛娃王二小,甚至都不如一坨还能肥田的狗屎。

  价值观、荣辱观和英雄观的极度扭曲,特别是孔子对死而无悔这种敢于牺牲精神的摒弃,又导致我们中国长久以来都没有能够解决生死观的这个问题。而由于生死观的这一问题未能解决,因此在我国才又会形成“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这种苟且偷生的人生理念。抗日战争之所以会如此的艰苦卓绝,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汉奸太多。而抗战期间的那些底层汉奸、特别是底层的大量伪军官兵,他们当汉奸的主要理由,却大多都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是为了能够养家糊口。

  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不能解决这个民族的生死观问题,那么这个民族必然不会产生无私奉献、团结互助和敢于牺牲的这种精神。而一个没有无私奉献、团结互助和敢于牺牲精神的民族,其对待苦难和侮辱的方式,也必定是扭曲的。就是由于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没有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民族的生死观问题,因而这才导致我们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在历史上总是挨打受辱。

  甲午战败,当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之后,“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悲愤欲绝地写下了这样一首七绝诗:“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由于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而成为了一盘散沙,是导致我们中国人长期挨打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被孙中山称为是一盘散沙的我们中国人破天荒地如此团结一心,却竟然是彼此相拥、抱头痛哭、泪如雨下。面对苦难和侮辱,不敢反抗而只会以抱头痛哭、泪如雨下的这种极度扭曲的方式去对待的民族,就是因为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而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就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没有能够解决生死观的这个问题。

  敌人的凶残与野蛮,激起的应该是我们全民族的同仇敌忾;遭受的凌辱和蹂躏,更应该使我们阖族拼命向前。但是因为四万万人不敢牺牲而只会齐下泪,所以中华民族这才不仅遭受了无尽的欺辱,而且还不知何处是神州了。如果四万万人齐奋起,如果四万万人齐努力,如果四万万人齐对敌,如果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出色的生育能力,那么早就天涯处处是神州了。

  中华民国时期,日本对我国的压迫和蹂躏,简直肆无忌惮到了虐杀的程度。其原因,就是因为日本人看破了我们中国人性格的懦弱。而对我们中国人性格懦弱的了解,还不只是出自日本人的感受,而且还更有我们中国人的自我暴露。

  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五天,便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告友邦人士书》的方式向国内外公开宣布到:

  “(一),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其缔于革命起事后则否。

  (二),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三),凡革命以前满清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其在革命军与以后者则否。其前经订借事后过付者,亦否认。”

  以满清王朝卖国因而是“洋人的朝廷”为理由,领导了推翻了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在建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并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之后,却竟然全盘接受了满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全盘接受满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就是等于全盘接受了满清政府的一切债务和屈辱。满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还都是在战败之后签订的。而不经一战便全盘接受了满清政府的一切债务和屈辱,只能表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比满清政府和慈禧太后还更加懦弱、无能和腐朽。身为国民党的缔造者和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尚且如此,那么作为孙中山信徒的蒋介石,面对日本的侵略不敢抵抗,那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没有能够解决生死观的问题,从而没有能够产生敢于牺牲的精神,这才导致了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古代总是挨打,导致了我们这个民族在近现代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直到毛泽东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理论引领,用“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比泰山还重”这样的使命感召唤,这才在文化理念上解决了我们这个民族生死观的问题。而后毛泽东又用大量树立和深入学习平民英雄的做法,迅速把这种文化理念普及到全党、全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之中。因此不仅毛泽东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里,出现了象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任常伦、马应元和狼牙山五壮士与刘老庄连等这样大量敢于和日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英雄个人和英雄群体。而且就连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中,也产生了象放牛娃王二小这样敢把日本鬼子带进八路军埋伏圈的小英雄。就是由于解决了生死观的这个问题,所以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军队,才成为了“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这样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就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和用毛泽东思想培养教育出来的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因此中华民族这才成为了“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就是由于没有能够解决生死观的问题,所以在战斗中才经常是一打即散,一触即溃。特别是在南京保卫战中,多达十几万人的国民党军士兵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不敢与日寇决一死战,反而还丢掉武器并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企图通过蒙混过去来求生。但是由于日寇的极度凶残,所以反而被日军白白地杀掉了。所以尽管《孙子兵法》曾云:“置之死地而后生”。然而由于军人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因此反倒成了置之死地而速死。万里长城之所以能够挡住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铁骑,就在于万里长城是用石头而不是用豆腐砌成的。有了敢于牺牲精神的军队,就是钢铁。没有敢于牺牲精神的军队,就是豆腐。就是由于没有敢于牺牲的精神,因此虽然我国古代曾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兵法,但还是经常被连文字都没有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打得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

  解决了生死观问题的民族,就是一个战斗的民族,就是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解决不了生死观问题的民族,就只能是一个被压迫、被奴役和被侮辱的民族。形成不了正确的生死观,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荣辱观、人生观和英雄观。在那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由于有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引领,因此中华民族、尤其是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这才不仅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而且还更是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敢于牺牲的精神。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更在于它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觉醒。只有觉醒了的中华民族,才是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

  价值观、荣辱观、人生观和英雄观的扭曲,导致了目前我们中国的社会腐败,造成了当今我们中国的人性堕落。而长达三十多年之久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与猖獗,目前更是已经严重威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安全,甚至是威胁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如此地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纯属就是对历史虚无主义再一次地纵容。在目前的这种形势下,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纵容,实质上就是吃着中国共产党的饭,却砸着中国人民的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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