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场面。
近年来，历史学界内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出现了一些异样声音，有传共产党军队是“游而不击”，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中共抗日根据地是“占领地盘”……9月16日，新华社撰文驳斥上述声音。
据新华网北京9月15日消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它领导的敌后武装力量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近年来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共产党军队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抗日根据地是“占领地盘”……
为更全面地认识这个问题，多名抗战史研究学者，用来自日本、西方国家的铁证和研究成果，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言论。
“共军”如何打鬼子：持久战
“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这是日本史料《华北治安战》的记载。
这部史料，是二战后由日本防卫厅所编纂，其中收录了大量侵华日军的原始资料，记载了日军与在华北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之间的反复“拉锯战”。
历史学者王鼎杰说，持久战是“积小胜为大胜”，《华北治安战》中若干记录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有时一天与日军交战次数达到数十次，甚至近百次，让日军陷入极大的惶恐不安之中。
旅日作家、抗战史研究者萨苏，提供了一些最新获得的证据。他说，这些证据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无时无刻不在战斗。萨苏介绍，抗战期间，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等西方记者，游历延安和晋绥等敌后战场。福尔曼所著的《北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福尔曼等记者由延安奔赴晋绥地区，需要经过日军封锁线。接到护送任务的八路军指挥官王长江，却并没有像福尔曼所预想的那样“悄悄通过”封锁线，而是在马坊(今山西岢岚县境内)激战一夜，拿下日军据点，打通前行通道。这令福尔曼极为吃惊，称王长江为“八路军疯狂的司令员”。
萨苏说，日军及西方记者眼中的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往往会主动出击，并取得了辉煌战果;说他们“游而不击”“散兵游勇”，完全是污蔑。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刘中刚说，由于中共抗日武装的装备差，所以作战往往要近距离接触敌人，一般会迅速冲入敌人之中，展开搏斗。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作战环境下，在配合正面战场忻口会战的作战过程中，八路军先后作战百余次，连续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刘中刚说，八路军的持久抗战，是建立在坚定的抗日决心之上，付出了巨大代价。
萨苏也认为，持久战并非是“小打小闹”，“八路军在平型关开创了全歼日军先例，战后，媒体‘每日新闻社’使用了‘全灭’一词;这是全面抗战以来，日本媒体首次承次军队被中国全歼。”
根据地的作用：消耗日军
萨苏认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没有敌后战场特别是山西的抗战消耗日军，日军就可以从北京沿华北平原长趋直入，直至灭亡中国”。
萨苏介绍说，早在1890年左右，日本军事家就设计了“从北京南下江南灭亡中国”的战略路线;同时，他们还设计了第二条入侵线路，即“从西安出发进入川贵地区”。
然而，日军自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长期无法南下。萨苏说，当时日本根本没有料到中国会开辟敌后战场，“敌后战场开辟之时，正是日本预备南下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山西所在的黄土高原，地理上俯视整个华北，使严重依赖后勤的日军非常顾忌。”
这一观点，也在日方资料里得到印证。萨苏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标有“极密”的1942年日军“北支方面敌情要图”，其中标注有敌后战场的徐向前集团、聂荣臻集团、刘伯承集团、贺龙集团等军事力量。“日军在华北密密麻麻地画出八路军各种武装力量的分布，这足以证明敌后战场对日军的影响之大。”萨苏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汤重南认为，敌后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了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当日本‘速战速决’企图破产后，对占领区进行疯狂掠夺成为补给主要方式;抗日军民频频破坏日军交通线和设施，给日军造成很大的消耗。”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等，在全国抗战中，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在正面战场处于胶着状态之时，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抗战主战场。”
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叹服于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巨大贡献，1945年他在《日本大陆战略的危机》一文中写道：“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
敌后抗战的意义：中流砥柱
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产党以明确的政治主张、坚定的抗战立场，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汤重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共产党人从始至终都不变的抗战决心和立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就发表宣言，坚决主张抗日;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又以民族大义为重，有力地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这些历史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汤重南说。
不少历史学者认为，当前出现一些声音，有意无意地轻视乃至贬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武装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严重背离历史实际的。
刘中刚说，有人拿“共产党军队抗战前10万不到，抗战后近百万”为证据，说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只发展不抗日”。这种观点很偏颇，“打仗就是彼消我长的过程，中国人民的抗战就是‘从敌强我弱，到我强敌弱’的过程;每一个根据地的建立都经过了和日寇、敌伪势力反复争夺，付出了巨大牺牲;正是这种牺牲，换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秘书长史桂芳则表示，随着学界和社会对于“八年抗战与十四年抗战的关系”“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与全民族抗战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入，一些曲解历史的观念也将不断被清除，最终“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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