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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 | 文革回忆录:工(军)宣队进驻华工

张建华 · 2016-03-06 · 来源:乌有之乡
原体制内反文革的势力假借毛主席的这种改变,对造反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欲置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头头们于死地。尽管毛主席曾一再要求他们对革命小将要“手下留情”,但没有用。

  张建华:文革回忆录

  第二十一章  工(军)宣队进驻华工

  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文化大革命是一年发动,两年看成果,第三年扫尾。

  但正如我在第十九章《钢新之争再起》中记述的那样,从67年底开始,极左思潮泛滥,无政府主义和山头主义失控,几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都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武斗频繁,死伤惨重。每一派都说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说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一些派头们实际上是为了争个上下,谁的话也不听了,以至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难以贯彻实施。

  毛主席对造反派头头的态度终于从热情支持、善意批评、到严厉教训了。

  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武斗,1968年7月3日中央根据广西情况发布了《七三布告》,布告说:广西发生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求迅速实现以下几点:立即停止武斗;恢复铁路交通;无条件交回抢夺的援越物资;无条件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一切外地人倒流城市的上山下乡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区;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运输畅通、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1968年7月27日,为了制止北京天、地派从3月打到7月的100多天的武斗,毛主席派3万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徒手进驻清华大学,宣传《七.三布告》,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工事。

  工宣队、军宣队只带着《毛主席语录》,准备以政治攻势解决问题。然而,蒯大富领导的“团派”(只有几百人)因不知道这是毛主席派来的,以为是哪个“黑手”搞的阴谋,于是贸然向进驻学校的工人开了枪。造成工宣队5人死亡,731人受伤,其中重伤149人(工人139人,军代表10人),被抓者143人(工人109人,军代表34人)北京的各大医院住满了伤员。

  “团派”学生要血战到底,进驻学校的工人死伤众多的消息惊动了毛泽东。7月28日凌晨2时半,毛泽东紧急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等学生五大领袖以制止武斗。从凌晨3时半开始,一直谈到8时半,陪同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和北京市的负责人谢富治、吴德。

  毛泽东批评他们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提出4个解决方案:“(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

  毛主席还就教育革命如何搞提出了具体意见。会议结束前,让谢富治、吴德和蒯大富、韩爱晶等一起回清华,制止武斗。

  工宣队、军宣队在清华大学清扫据点,收缴枪支,抓获凶手,拆除工事,将学生召回学校,组织师生学习,稳定局势。很快,清华的工作走上了正轨。8月19日工宣队进驻北京大学。8月底,北京59所大专院校都进驻了工宣队。

  紧接着,全国各地省、市革委会也都陆续派出了工(军)宣队进驻当地的大专院校。

  1968年8月26日,《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

  “ 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当前的重大任务,就是不失时机地认真搞好斗、批、改。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工人阶级的最高战斗指挥部的每一个号令,都能迅速地畅通地贯彻执行。必须反对‘多中心即无中心论’、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种种破坏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反动倾向。各地革命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各单位都应当接受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我们国家中,不允许存在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任何大的或小的‘独立王国’。”

  “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主席最近指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工人阶级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工人阶级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所以,工人阶级群众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相结合,能够最有力地制止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倾向,最有效地解决种种所谓‘老大难’的问题。知识分子纠缠不休不能解决的矛盾,工人们一到,很快就解决了。”

  姚文元的文章还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从毛主席7月28日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到姚文元文章的发表、工(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政治上敏锐的人们已经发现毛主席的想法和相应的政策有了两个重大变化:

  1、从热烈支持、依靠造反派红卫兵(学生)转为支持、依靠工人阶级;

  2、从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改为共产党习惯了的“自上而下地、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即是从“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

  毛主席的这种改变在当时也许是被迫无奈的。因为如果不作这种改变,全国性的武斗问题将难以解决,文革“斗、批、改”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将遥遥无期。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极左思潮如任其发展泛滥,其后果将难以想象。

  然而,这个改变的后果也是严重的。原体制内反文革的势力假借毛主席的这种改变,对造反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欲置那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反的造反派头头们于死地。尽管毛主席曾一再要求他们对革命小将要“手下留情”,但没有用。

  一、工(军)宣队进驻华工

  工(军)宣队是哪一天进驻华工的我不清楚,大概是68年9月下旬吧。因为从湖南调查回到学校时,湖北省革委会还没有向大专院校派工宣队。为了争取去工厂实习的最后机会,我在回校后的第三天就去了上海机床厂,和本年级本专业的同学们一起去实习。

  在上海机床厂实习一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学校革委会的电报,说工(军)宣队已经进院,要我和同学们一起立即返回学校。

  我回到学校时,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已经集中起来办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文革的“最新指示”和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

  院工(军)宣队指挥部接管了党政大权,院革委会只能在院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下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院工(军)宣队指挥部有五个指挥长,一正四副。指挥长和第一副指挥长是部队首长,指挥长叫刘崑山,第一副指挥长叫赵旭。他们都来自15军,刘是副军长,赵是某师副参谋长。另外三个副指挥长都是工人,一个叫陶常仕,一个叫刘茂海,另一个姓吴(名字忘了)。

  工宣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从武汉一些工厂抽调来的工人,他们被分配到各教学班组、教研室及院党政各科室当领导。安排在我们班的工宣队队员有两个,年纪较大的姓顾,年轻的一个叫陈桂元。

  从工宣队68年9月进驻到69年贯彻“9.27指示”前的一年多时间内,院工(军)宣队指挥部和院革委会的关系还算融洽。虽说是工(军)宣队领导革委会,但指挥部对院革委会还是很尊重的,并不干涉院革委会的正常工作。

  五个指挥长中,我和三个工人副指挥长接触很少,与刘崑山指挥长的接触也不多,接触最多的是赵旭副指挥长。

  赵副指挥长身材魁梧,东北人,50来岁。

  赵副指挥长虽然是军人,但他为人随和,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因此少了一些人们心目中应有的威武。

  赵副指挥长经常来我们宣传部办公室,有时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有时是谈工作,但更多的是聊天。我们什么都聊,我很喜欢他。

  我在接触赵副指挥长以前不会抽烟。但他每次来我们办公室或我去他那里时,他都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发烟,他发烟不接还不行。我抽烟的历史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从那时起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我抽烟也抽了40多年。每说到当年的工宣队,我就会想起赵旭副指挥长,想起他那身材魁梧而又不威严,反而和蔼可亲的身影。

  二、工(军)宣队要我负责全院的日常行政工作

  不知为什么我从上海回院后,工(军)宣队指挥部并没有让我进院学习班,而是要我负责全院的日常行政工作,直到69年3月。

  学校的日常行政工作处理起来并不难,但很繁琐。所幸,当时我院各级革委会的工作秩序都很正常,需要我直接出面处理的事不算很多,处理起来也还顺利。

  当然,也有复杂到让我无法处理的事情。其中最让我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合同工要求转正的问题。

  文革前,各企事业单位都招有合同工,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我院的合同工主要集中在附属工厂,事务科的绿化队,其它如膳食科也有一些,人数总总共100人左右。

  我院合同工多为女性,男性不多,年龄多在35岁至50岁之间,工龄在5-12年不等。

  在我负责院行政工作期间,合同工们曾多次来我办公室“造反”,要求给他们“转正”。理由很简单:他们和正式工都是一样的干活,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什么待遇却完全不一样?

  合同工与“正式工”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确实是不同的。在经济上,“正式工”比临时工的工资要高,而且“正式工”的工资会随工龄和技能的增加不断增长,最多可以拿到八级工资(工人八级到顶)。而合同工则不同,不管你工龄多长,到退休年龄时最多也不过四十来元,只相当于正式工的三级工资。更重要的是,正式工退休后有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险,而合同工则没有退休一说。

  合同工和正式工在政治地位上更是不一样。正式工是属于“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时的人们无不以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而合同工在政治上则完全被边缘化了,他们什么也不是。

  我曾去拜访过一个姓刘的合同工。她是学校附近鲁家巷村人,年龄35岁。她爱人几年前去世了,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她说早在华工建校时就在学校做小工了,58年被招来华工附属工厂当合同工,在铸造车间干翻沙,现工资是三十元,相当于一级工的工资,全家四口全凭她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其生活质量是可想而知的。

  合同工的境遇无疑是值得同情的。但我对他们的诉求,特别是要求“转正”的问题无能为力,爱莫能助。因为合同工问题不是个别单位、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对合同工的待遇,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我不可能超越政策去解决这些人提出来的问题。因此,当他们来向我“造反”时,我只能安慰他们说:“合同工的待遇问题国家是一定会解决的,但要等到运动后期,也就是要等到斗、批、改的‘改’时才能解决,你们暂且耐心等着吧。”

  遗憾的是,今天的工人已都成了当年的合同工。作为一个阶级,“工人阶级”似乎已经消失了,或者说都被边缘化了。今天各行各业的工人90%以上都是来自农村,他们被人称之为“农民工”,其政治地位自不必说,就其经济地位来说,他们只不过是老板们廉价的劳动力而已。虽然政府一直要求按劳动法规定用工单位应为他们买“五大险”,但事实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社会保险,更不存在所谓的“失业保险”了。在一些人看来,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失业,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农民,而农民是可以回到农村去的,农民不存在失业的问题。

  三、主持解放朱九思学习班

  院革委会成立时,我院绝大多数干部除个别确有历史问题的外,都先后“解放”了,其中多数都已回到了原来的岗位。但作为原院领导一把手的朱九思的解放问题,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朱九思,江苏扬州人,1937年入党,同年赴延安并在“抗大”任教导员。曾任“冀察热辽边区群众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新湖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1953年调湖北组建华中工学院,并任院长兼院党委书记。

  关于解放朱九思的问题在院革委会中曾开会讨论过多次,但一直没有结论。一些人认为应尽快解放,而另一些人则完全不同意。我是同意第一种意见的。

  不同意解放朱九思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说他在运动初期执行了资反路线,也是我院17年来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总代表,总根子;二是说他在华中工学院一直是独断专行,搞独立王国,且至今认识不好,群众意见很大。

  69年7月中旬,院工宣队指挥部决定由我负责主办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

  在组建“解放朱九思的学习班”前,我认真地看了由院革委会“解放干部小组办公室”专案组提供的有关朱九思的所有材料,并研究了《新华工》报67年12月连续三期刊登的有关批判朱九思的文章和公布的资料。

  此前,我没有直接接触过朱书记,但我对他的印象从入学以来一直不错。在看了有关他的全部资料后,我更觉得朱书记是一个难得的有雄心,有抱负,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作敢为,敢于担当好领导。在我看来,朱书记起码应该属于“十六条”中所指的那种“比较好的干部”,应该尽快解放。

  这也许与我的个性有关,我崇尚有雄心,有抱负,有独立人格和思想,敢作敢为的人。

  对于《新华工》报第六十九期公布的供批判用的“材料”,我认为其中的大多数不仅不应该批判,而应该学习和坚持。如材料的第一部分:“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攻击、诋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中所列举的朱书记说的话:  

        “突出政治这个口号与越南形势有关,只适用于部队,不适用于地方,院刊宣传突出政治与林总提出的精神不符,林总还强调二百米硬功夫。‘四个第一’的基础是‘实践论’(朱九思对××的谈话)”。

  “政治是灵魂,还得有躯体。没有躯体的灵魂等于幽灵”。(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政治与业务,连领导也没有搞清楚。现在是愈搞愈复杂,以至对工作影响很大。什么大摇大摆,大起大落,原因在此,是重要原因之一”。

  “只专不红,重业务轻政治等等说法是不对的,但已成了口头禅。只专不能说,重业务也是对的。但是把它和轻政治联系起来,就把事情混淆不清了。事实上如此。一批评之后,就感到学外文、上图书馆见不得人了,理亏了。恐怕有一天别人又来批评自己。…只专不红的说法是错误的,每经过一次批判,片面性就上升一步,这样下去很危险。”

  “重政治,重业务,就是要政治与业务与相结合。政治工作没有很好地做到业务中去,则‘四个第一’就很难落实。…既然大量的实践在此,政治工作不落实到这个实践中去,还有什么帅可挂?”(朱九思1965年暑假党委扩大会四、五系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些话无疑是对的。在“政治压倒一切”的年代里能说出这种“反潮流”的话是很令人钦佩的。

  我看完全部材料后曾约朱书记进行了一次长谈。当面向他核实了相关材料,并希望他放下包袱,积极配合我的工作。

  我们之间的谈话是友好的,气氛是融洽的。

  看了材料,又和朱书记有了一次坦诚的谈话,我对解放他的决心更坚定了,把握也更大了。我立即拟定了参加学习班的人员和学习班的运行程序及时间安排。

  参加人员:学生、教师代表各五人(由各大队、系、各教研室推荐产生),“朱九思专案组”成员三人,加上朱书记本人和我共15人。

  运行程序和时间安排:

  1、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时间两天;

  2、核实“专案组”提供的有关朱九思的材料,剔除似是而非的部分,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历史分析,分清哪些是上级领导的责任,哪些是应由他主要负责的。时间两天;

  3、朱九思作检查,大会发言。时间安排一天;

  4、由我和“专案组”根据朱九思的检查和大会发言,以“院学习班”的名义向院革委会提出关于解放朱九思的书面报告。时间安排一天。

  解放朱九思的问题是我院文革“斗、批、改”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早在院革委会成立前“红司(新华工)”就成立了“朱九思专案组”,两年多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要在一周内解决可能吗?对此,我当时是作了充分考虑和分析的,我有把握一定能行。

  我认为朱九思的问题之所以两年多没有解决,固然与已解放了并重新工作的原院党委成员的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没有充分予以重视,或者说他们没有真正认识到解决朱九思问题的重要性。我坚信:既然问题交到了我手上,我一定能很快解决 。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们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解决了朱书记的“解放”问题。当我们的报告递交到院革委会时,立即得到了肯定并很快以院革委会的名义报给了院工(军)宣队指挥部。

  一个星期就办完了这样一个重要的学习班,而且得到了各方的一致肯定,这在我院文革时的学习班中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遗憾的是,院革委会报给工(军)宣队指挥部“关于解放朱书记的报告”并没有被批准。不但朱书记没有得到即时的“解放”,就是早已“解放”,而且已经担任院革委会副主任的原院党委副书记熊小村及原副院长邱静山等在贯彻“9.27”指示后也被扔到水里给“泡”起来了。据留校的同学说,朱书记直到1974年才被工(军)宣队“解放”,而他官复原职则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了。

  之后,我曾多次参加过“院学习班”。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达半年。不过只有院革委会解放朱九思书记这一次是由我主持,是解决“对象”的问题的,而其它几次我都是作为“对象”参加的。

  我和大名鼎鼎的朱九思仅在这次学习班中有过直接的接触,时间也只有一个星期。而两人单独对话交流则仅有上述的那一次。

  上世纪80年代初,朱九思参加教育部在昆明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昆明华工校友会在他下榻的宾馆为他举行了欢迎会。他一进会议大厅,第一句话就问:“张建华同学来了吗?”当听到回答说没有联系上我时,他说:“你们想办法联系上他,我要见他。”当校友会负责人告诉他我还在受审查时,他说:“张建华是我的学生,不管他有什么问题,均由我来承担。”

  一个多月后,当我听到同学们说朱书记想见我的消息时,我确实非常感动。那么多同学他不问,却单单问了我一个人,而且说要见我,这说明这个在华工说一不二,在中国教育界也是鼎鼎大名的他,对我是有印象的,这多少给了我些许慰藉。

  四、武汉反复旧运动

  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秩序,为党的“九大”召开创造条件,毛主席在作出派工(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后,又于68年12月作出了知识青年(中学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分配66、67、68届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决定。这样,作为文革主力军的学生队伍基本上就解体了,在湖北武汉,以“工代会”牵头的工人队伍则成了文革的主力军。

  69年3月,我院3000多名师生到湖北黄冈搞“政治野营”。所谓“政治野营”,其实当时是为了“战备疏散”。

  这时我回到了我所在的教学班。我们班被安排在路口公社五一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干农活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栽秧我更是在行。可以说在多次农村“栽秧比赛”中,我并不比那些青年农民差,起码我从没有“被围”过(参赛者排成一排,开始每人负责3-5米范围的栽插,栽插慢者将被围在田中央)。

  栽秧的活看似轻松,其实是很累人的。也许是因为当时年轻,加上是年轻男女在一起干活,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的,干起来并不觉得有多累。

  黄冈乃历史上有名的鱼米之乡。当地农村的生活还算可以,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当时副食品少了一些。

  我寄宿的这一家的当家菜是咸鱼。鱼虽然是好食品,但一日三餐,餐餐都是鱼,时间长了还是让人觉得受不了。

  五一节放假,我和班里的同学去黄州城参加五一节庆祝大会。

  午饭后,我约了几个同学去逛黄州城。在街上看到一大群人在看一张大字报,我们也凑了过去。原来是武汉“钢”、“新”两派主要头头朱洪霞(工总一号头头)、李相玉(9.13一号头头)、吴炎鑫(工造一号头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大字报列举了武汉市一些单位“复旧”和造反派再次受压的情况,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反复旧”。

  在回驻地的途中我顺便走进了政治野营指挥部,吴副指挥长和院刊编辑部的几个人都在。于是我们就武汉市目前的形势和朱、李、吴的大字报议论了起来。大家在谈到武汉一段时间来发生的一些变化时都有些激动,认为这是真正的工人运动,应该支持。不过当时我还是提出了不要急于下结论,还是回武汉看看,分析研究后再说建议。

  五月五日下午,我和《新华工》报的陈定芳等三人找了一张车回到了学校。

  当晚,我去江重初宿舍找到他。他给我介绍了当时武汉“反复旧”的相关情况,还谈了他个人的一些看法。

  他说:“开始我是不同意搞‘反复旧’的,认为这不合时宜。后来看到武汉那么多工人都起来了,而且上街了。再看看一些单位文革前的原帮人马重新上台,造反派再次受压的情况,觉得‘反复旧’还是必要的。”

  他还说:“‘反复旧’运动的出现也符合革命运动的规律,即学生打头阵,接下来就是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上阵打冲锋,并主导革命。”

  他的结论是:“这次‘反复旧’运动完全是由工人自行发起并由他们自己组织领导的,我们应该予以积极支持。”

  他补充说:“说实话,我这次决定参加‘反复旧’,真真正正是经过一番‘斗私批修’后才决定的”。

  听了江重初关于武汉反复旧情况的介绍和他的意见,我还是没有拿定主意。一方面觉得江重初说的有道理,另一方面又觉得虽事出有因,但还是要深入调查分析,慎重考虑,不要轻易贸然介入为好。

  第二天上午,我和陈定芳等三人骑自行车先后到了武汉邮电学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华中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和汉口中山公园去看大字报。从汉口返回时我们又去了湖北大学,准备去找当时我院派驻市红代会的钱亦军了解情况(钱为市红代会常委)。不巧,他不在,问旁边的工作人员说钱可能回学校去了,我们只好作罢。

  当晚,我参加了院革委会全体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我院是否参与‘反复旧’运动。会上多数人都发了言,列举了武汉市大量有关“复旧”的事例,发言者的情绪多数都是非常激动的。

  在同学们列举的“复旧”事例中,有两件事让我感到震惊。一是汉阳轧钢厂文革前原班人马上台,以夏邦银为首的造反派再次受压;二是《百万雄师》成员陈爱娥竟然被省革委会推选为“九大”代表,并要当中央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我因刚回校,情况还不了解而没有发言。但听了会上大家的发言后,我在思想上已开始趋向于支持‘反复旧’运动了。

  在这个会议上作出了接回在黄冈政治野营的全部同学、恢复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院革委会后,总部已撤销了)等四项决议。同时指定由江重初率代表团去黄冈接同学,由我负责恢复红卫兵总部的工作。

  5月7日上午8点,各系、各部门派出的代表在南一楼前上了车。就在江重初刚上车准备出发时,他却被吴副指挥长拦住了。吴说江有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不能去(江当时负责我院迎“九大”的事)。

  没有办法,江重初只好托我代他把代表团带去黄冈。

  上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到达鄂城。在过轮渡前,我把代表们集合起来交待了一下。主要是要他们到黄冈工宣队指挥部后在原地待命,等我向政治野营指挥部汇报完后,再各自回本单位传达院革委会的四点决议。

  到达路口指挥部以后,我向刘茂海副指挥长简单地汇报了院革委会的四项决议和有关情况。他觉得事关重大,他不能轻易做出决定,并把我和刘玉明等指挥部负责人拉到一个小房间开了一个小会,决定学生撤回学校的问题要等向学校工宣队指挥部请示后再说。

  5月9日,江重初到达黄冈并立即来到我所在的生产队。我们就武汉“反复旧”的前途、院革委会和指挥部的关系及有关我院“反复旧”的组织领导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我们认为“反复旧”的前途存在三种可能,即反复旧对了中央支持;反错了,中央制止;双方都有错,中央对曾、刘和造反派各打五十大板。

  至于学校“反复旧”的组织领导问题,我们认为我院的“反复旧”应争取院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领导。因为不管“反复旧”是对了还是错了,到头来院革委会还是要在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之下工作,这是不可能改变的。因此,即使工宣队指挥部反对搞“反复旧”,我们也不能和工宣队指挥部的关系搞僵。

  10日,我们系(电机工程系)革委会在驻地召开学生班副排长以上负责人(当时按军事编制,一个学生班为一个排)及各班工宣队工人师傅会议,讨论回校“反复旧”的问题。我和江重初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江重初在会上介绍了武汉“反复旧”的情况。会议主持人要我发言,我看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因此泼了点冷水。我要大家回去后先认真搞点调查,不要急着去冲锋陷阵,要考虑到“反复旧”是否是错的,如错了那是不好办的。

  由于政治野营指挥部回校请示汇报的陶常仕副指挥长等人找不到车回武汉,等他们步行回到学校时已是10日以后的事了。这时在黄冈的同学们却再也等不及了,他们不管院工宣队同意或不同意,全部都于11、12、13日分三批先后返回了学校。

  我是随第三批人员返校的。

  15日,我和江重初、赵文城、吴忠义、刘伯棠参加了由市红代会在武汉工学院召开的“武汉大专院校负责人会议”。上午是听毛主席在“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下午在一个小会议室开小会(下午我院只有我和江重初参加,其他人都回校了),参加会议的有湖大革筹委的梅子惠、武汉各大专院校的代表,还有部分学校的工宣队员(当时一些学校的工宣队员参加了“反复旧”,并成立了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据江重初69年11月3日在院学习班上说,我院也于4月17日成立了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会议议程是:

  1、各院校介绍本单位“反复旧”情况;

  2、通过口号报(行动纲领);

  3、下一步“反复旧”安排。

  会议主持者宣布完会议议程后,要我先发言,说我们新华工是老大哥。我以自己刚从农村回来不了解情况为由婉拒了。后来市红代会负责人和各与会院校的代表都先后在会上发了言。

  发言内容除列举了一些武汉市“复旧”的典型案例外,主要是围绕学生参加“反复旧”的必要性和“反复旧”的组织领导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会议通过了两项决议和一个“口号报”,要求各单位会后贯彻落实。两项决议是:

  1、“反复旧”是工人阶级自发组织和领导的,作为革命的学生青年应义无反顾地予以坚决支持;

  2、还没有成立“反复旧工宣队指挥部”的院校应尽快成立,以领导本单位的“反复旧”运动。

  回校后我没有向头头们汇报,也没有在院革委会会议上传达这次红代会的会议精神。之所以没有汇报和传达,主要是因为自己对这次会议的决议有看法。我认为:在组织上,院革委会只能在省革委会派出的工宣队指挥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院工宣队内成立“工宣队反复旧指挥部”的合法性难以成立,事实上也不现实。再就是我对会议通过的“口号报”有些不以为然,特别是对其中的“张体学的老虎屁股要年年摸,月月摸,日日摸”这一条更是反感(张体学文革前是湖北省省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我觉得是否参加“反复旧”还是更慎重一点好。

  5月20日,刘玉明在图书馆主持召开了院革委会扩大会议,除院革委会在院的全体成员外,各系各部门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是讨论武汉及我院当前“反复旧”的问题。认为当前武汉的“反复旧”是由工人自发组织和领导的群众运动,大方向是正确的,院革委会应坚决给予支持。

  会后由陈定芳、克已两人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即后来受到院工宣队严厉指责的“第二个会议纪要”)。

  在这个会议上我没有发言。但在这个《会议纪要》的初稿写出后我是同意的,并在打印前,我在初稿上加了这样一句话:“有些人说起话来还是三年前的话,做起事来还是三年前的那一套”。

  25日,聂年生在电影场作了一个“反复旧”的报告,号召全院师生员工积极参加“反复旧”运动。

  28日上午,聂年生在附属工厂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我和江重初、肖佑祥等人外,还有附属工厂的几个人。会议主要是讨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总部和院内郭、聂两派联合“反复旧”的问题,并决定下午两点召开原院红卫兵总部扩大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

  下午的会议在图书馆准时召开。但正当会议作出“恢复红卫兵总部”和总部人选的决定时,我院参加北京会议的代表从北京打来电话,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反复旧”问题的“5.27指示”,说反复旧不能搞了。于是,恢复红卫兵总部的问题只好作罢,我院的“反复旧”也就因此画上了句号。

  “反复旧”运动是由武汉造反派(钢、新两派)主要领导人朱洪霞、吴炎金、李相玉三人发起、由当时的“武汉市工代会”具体组织运作的。从朱、吴、李联名的大字报《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贴出,到中央“5.27指示”发布止,历时约70天。

  我们新华工卷入“反复旧”较晚。当我院正准备恢复新华工红卫兵总部参与“反复旧”时,中央“5.27指示”已经下来了。因此,可以说我院其实并未真正参加过武汉市的“反复旧”运动。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应该说是武汉文革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近些年来有关文革的回忆录或述评中却很少见到对“反复旧”的记述。我认为武汉“反复旧”运动的经验教训是不应该忘却的。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是真正的工人自发组织和领导的工人运动。其组织领导机构——工代会是民选的,其合法性不容置疑。

  群众运动是不是“天然合理”?今天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文革中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马列对群众运动有专门论述,林彪将其归纳为“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我们当时都认为武汉的“反复旧”运动是真正的工人运动,运动不仅是由工人领导的,而且卷入运动的近百万工人群众都是自发、自愿的。基于此,我们认为作为学生应该予以坚决的支持(当时我们接受的教育是知识分子必须和工农兵相接合)。

  武汉的“反复旧运动”事出有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实权在握的军政首脑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造反派。虽然原武汉军区党委被改组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因“7.20事件”被撤职了,但新来的曾思玉等军队领导人从骨子里并没有改变对造反派的看法。在省市革委会中,“三结合”中的群众代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摆设。不仅如此,军政首脑还不时给造反派头头难堪。他们拿“三条扁担”、“三根绳子”压造反派(“三条扁担”是指“派性﹑打砸抢﹑抢枪乱军”三条罪名﹔“三根绳子”是指造反派“想当官﹑想入党﹑造反动机不纯”三条罪名),这自然引起了造反派头头们对曾、刘们的不满。在基层单位也是一样,一切都是军代表说了算,群众代表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这也就是为什么“朱、吴、李”振臂一呼,百万群众积极响应的原因。

  “反复旧”运动的导火索是所谓“陈爱娥事件”。

  陈爱娥,武汉国棉一厂女工,“百万雄师”成员。“九大”召开前,以曾、刘为首的军政当局有意将陈爱娥推选为“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团”成员、“九大中央委员”。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武汉引发了轩然大波,从而也就拉开了“反复旧”运动的序幕,并在很短的一一两个月达到高潮。

  中央在处理武汉的“反复旧运动”问题时基本上是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方法。

  中央在关于处理武汉“反复旧运动”的“5.27指示”中,一方面指出“反复旧”“在实际上就背离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同时又指出省市革委会“由于缺乏经验,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

  中央对武汉“反复旧”运动的定性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为了安抚造反派头头们及群众的不满情绪,中央还采取了一些组织措施,如用造反派的代表夏邦银和谢望春,取代了武汉军政当局提名的陈爱娥出任“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的“5.27指示”受到了武汉广大群众的欢迎,武汉的“反复旧运动”也因此宣告结束。因中央给“反复旧运动”的定性是“人民内部矛盾”,以曾、刘为首的武汉军政当局虽对造反派仍心存不满,但对造反派也只能暂时住手。

  五、文革总结——《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

  在中央“5.27指示”传达后的几个月中,造反派与军政当局相安无事,我们学校的工宣队指挥部与院革委会也是和平共处。

  当时盛传我们69、70届的学生也要分配了。同学们放了野马。

  我和江重初觉得在毕业分配前总还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写文革总结的事就再次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69年6月初的一天下午,我们在院图书馆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江重初、陈定芳、克已(谈志殿)、孙水波、张春芳(女,院革委会常委)、王家树、徐正华(王、徐为二系革委会委员)和我。

  会议由江重初主持。他首先讲了写文化大革命总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接着讲了他和我68年3月就想写总结的事,念了我们当时拟定的写作提纲。接着大家讨论。

  大家都同意江重初关于写文革总结的想法,并就总结的指导思想、写作方法进行了讨论。会上决定由江重初、陈定芳、克己和我负责总结的起草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们负责起草的四人在江重初宿舍就总结的具体问题继续开会。会议决定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为题,分五部分分头写。其中,江重初负责写第一、第二部分:即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群众与群众运动;我和陈定芳写第三、四部分即:关于斗私批修和三股思潮;克己写第五部分即:伟大的历史使命。

  6月12日,我们四人开了一个小会交流了各自负责部分的写作情况,并交流了意见。6月20日,我们在图书馆召开了讨论《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初稿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我们执笔的四个人外,还有当时院革委会主要负责人郭保安、聂年生、刘玉明等及各系革委会负责人,到会约四十人。

  与会者对初稿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总结不错。会后,我们又对文章进行了进一步修改。6月30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的斗争》被抄成大字报贴出,广泛征求全院师生意见。7月10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五文在我们宣传部办公室打印,在打印中我对个别地方进行了最后的修改和审定。

  在这个总结文章中,我们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充分肯定了我们新华工。

  对于群众运动,我们当时认同“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观点。认为面对庞大的官僚体制,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反制是唯一正确的方式。对于群众运动,我们认为群众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并为自身长远的利益面奋斗,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就像一盘散沙一样毫无力量可言。认为群众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正确思想的指导,在于广泛的宣传、在于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节奏的控制。文章认定凡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对于当时盛行的三股思潮,即武汉的“决派”思潮、北京的“4.14”思潮和湖南的“省无联”思潮我们持坚决反对的立场,并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它们都是极左思潮,而极左思潮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文章认为:“要斗私批修”是纯洁人们心灵、净化社会空气的法宝,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重要武器和过程。

  文章认为:在今后几十年中,肯定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是我国政治斗争的焦点,赞同毛主席说的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的结论。

  7月20日前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的斗争》一文除在院内分发外,还寄给了中央文革、“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及当时国内著名的群众组织。

  《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公开散发后得到了一片叫好声。但在接下来的贯彻“9.27”指示中,这篇总结文章就被工宣队指挥部打成了“大毒草”。

  因种种原因我们都未能保存下这篇文章,该文从此也就成了“新华工”文革的一支绝唱。

  在今天写回忆录时已无法对该文进行具体的分析和评判。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工宣队指挥部当时的批判是毫无分量的。

  1969年11月21日,工宣队刘昆山指挥长在贯彻“9.27指示”院革委会学习班的总结发言中,也不得不出来打圆场,他说:

  “张建华,你们写的那个东西(指《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同志们提出了一些批评,不要有抵触情绪。江重初来了吗?(江答:来了)你们的指导思想有些是有问题的。当然,你们要作三年的文化大革命总结,这么大的事,牵涉的面这么广,难道还会没有一点错误?还会没有一个错误的观点?错误总是会有的,这是难免的嘛。”

  “不是说今后不能再写东西了,一写就会有人批判。写还是可以写的,有错误也不要紧,我们的大报不也是会出现错误吗?写还是可以写的。但要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敢想敢干。你们这些喜欢写文章的人这点要好好注意。”

  “你们的动机谁也没有否认。你们不要拿着自己写的东西说这也差不多,那也问题不大,总的还是好的。如这样就不好了。别人批评,说了100份,其中只要有10份是对的,那别人的批评就是对的了,要正确对待群众。”

  “写文章也不要怕出错,但要接受教训。你们的总结当然是以个人名义,不是以革委会的名义发的,但这起码是不慎重的吧。你就是写得很成熟,也不能这样做(到处发)。你们发了很多份呀,除西藏个别省份外你们都寄了吧?自己总结总结是可以的。”

  当刘玉明发言时,刘指挥长插话说:“工作中犯一点错误不要紧,这是前进中的错误,认识改正过来就行了。你们搞宣传的,如果形成了一个理论,一种观点,那就难改了。王明他就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嘛,现在还是这样。胡风反党集团他们也是有一套理论的。……”

  作为一个有文人风格的军级首长的上述讲话我当时是能接受的,因为他必竟是我们的长辈,语气中还是充满了对晚辈的爱护。

  但到70年3月后,工宣队指挥部在湖北咸宁却突然将我隔离审查,《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再次成为审查、批判我的重要内容之一。

  六、贯彻“9.27”指示

  69年9月初,以曾、刘为首的湖北军政领导人以省革委会的名义给中央报告“北、决、扬”的问题。中央在回复中说:“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括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这就是所谓的中央“9.27指示”。

  接着,在汉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省市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及各地区负责人、武汉“三代会”负责人在北京办学习班,学习和贯彻中央的“9.27指示”。从10月3日开始到27日,学习班办了25天。

  10月25日,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政委刘丰作了总结发言。他们认为“学习班揭开了反革命地下组织“北、决、扬”的盖子,找到了湖北省、武汉市问题的总根子。”他们给以鲁礼安为首的“北、决、扬”定了十大罪状,即:

  1、极力鼓吹所谓“决派思潮”,鼓吹建立“决派党”;

  2、煽动夺“军权”,妄图毁我伟大长城;

  3、大搞分裂活动,破坏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4、鼓吹“二次革命论”,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

  5、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

  6、鼓吹“造反派受压论”;

  7、鼓吹所谓反“考派”斗争,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8、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

  9、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

  10、煽动搞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破坏“5.27”指示的落实。

  北京“学习班”结束后,湖北省接着又举办了扩大了的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除省、市全体革委会成员外、还有一些大单位的代表参加,继续揭批“北、决、扬”。

  与此同时,院工宣队指挥部从10月2日起,把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组织在图书馆举办贯彻落实中央“9.27指示”学习班。

  学习班分成11个组,我们院革委会成员和原院党政已解放的干部为第一组,熊小村、刘玉明为我们这一组的召集人,成员为:

  原院领导干部和教职工代表:熊小村、邱静山、宋  驹、石贻昌、臧之昭、张以书、赵文诚、方应详、邓家琪;院革委会学生委员:刘玉明、张春芳、陈木桢、江重初、张建华、王绍庆、王家树、郭保民。工宣队徐国清副指挥长(工人)和严指导员(解放军干部)也参加了我们这个小组,他们是我们小组的实际负责人。

  学习班的任务是:学习、揭发、批判。

  对这次院、系学习班,多数人开始并不怎么重视。认为“9.27指示”是针对 “北、决、扬”的。我们学校是最早揭发、批判 “北、决、扬”的,而且早在一年半以前我们就发表了批判文章,把鲁礼安也给抓了。认为在批判“北、决、扬”方面,我们新华工不说有功,起码也无过吧。正由于有这种思想,我们的学习班办的有些松散,我们没有什么压力,虽说不上轻松,但一点也不紧张。工宣队指挥部对此很是恼火,虽作了两次动员报告,但也不见什么变化。

  省、市“9.27”学习班结束后,我院参加学习班的张立国、郭保安回到了学校,加入到了我们的院学习班。10月28日,院工宣队指挥部在东边大操场进行了第三次全院“坚决贯彻9.27指示动员大会”。刘孟池副指挥长作动员报告。在安排下一步工作时,他强调一定要揭开我院“阶级斗争的盖子”,“要通过剥画皮、揭罪行挖出敌人”,要求广大师生员工“划清界限,分清是非,肃清流毒。”

  工宣队指挥部重新调整了院学习班的领导班子,任命陶常仕副指挥长为院革委会小组组长。工宣队指挥部为了壮大声势,特从教师和学生中挑选了二十名“积极分子”参加到院革委会成员这个小组来,于是,我们院革委会成员小组就由原来的19人增加到了41人(包括张立国和郭保安),干部和群众人数一半对一半。

  第三次动员大会后,学习班内的“对敌斗争气氛”果然发生了变化,人们的神经从轻松变得严肃起来。

  根据工宣队指挥部的部署,学习班主要揭批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影响“新华工”的“黑手”;

  2、“揪变色龙”及“抡枪乱军”问题;

  3、“小山头”、“多中心”及“(郭派)一派掌权”问题;

  4、“反复旧”问题。

  在省市革委会学习班中,“革干联”的一些主要成员都被军政当局说成是“黑手”。刘副指挥长在动员大会上公开点了这些人的名字,说这些“黑手”都来过新华工,有的甚至还在我院住过。因此要求学习班要彻底揭发。

  在揭发“黑手”过程中,首当其冲的是赵文城,其次是熊小村。因为被当成是“黑手”的孟夫唐、李守宪、王盛荣等来我院都是赵文城出面联系的。而熊小村则因为他是“革干联”的组织者之一。

  赵文城和熊小村虽然在院革委会这个小组会上作了多次“揭发、交待”,但工宣队指挥部就是通不过。

  张立国和郭保安都主动承担了“揪变色龙(刘丰)”和“抢枪乱军”的责任并作了检讨。

  “新华工”被指挥部说成是湖北最大的“山头”。在批“小山头”和“一派掌权论”中,郭保安和刘玉明是主要的批判对象。

  正如前面说到的,院革委会虽准备参加“反复旧”运动,但因中央处理即时,我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卷入“反复旧”运动。所以,可揭发批判的内容不多,也上不了“线”。

  我院贯彻“9.27指示学习班”从10月7日开始到11月底结束,办了五十多天。在这五十多天中,通过当事人的检查和相关知情人的揭发,基本弄清楚了近两年来我院发生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来龙去脉,参加学习班的大多数人都受到了教育,特别是加深了对极左思潮危害性的认识。

  这次学习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人是陶常仕。

  陶常仕,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当时四十岁左右,从他的言谈举止看,他可能曾是一个军人。

  陶常仕之所以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因为他虽身为院工宣队“副指挥长”,但他在学习班中却一直扮演一个“打手”的角色。此人心胸狭窄,专事整人,且凶神恶煞,军阀习气突出。他自以为是“副指挥长”就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对我们院革委会成员,不管是年长的老革命还是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他总是摆出一个不可一世的架势,对我们的过错或失误无限上纲,死揪不放。听听他在69年10月24日在院学习班大会上的发言:

  “熊小村,你是革委会副主任,在‘反复旧’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你说‘哪个说我是黑手,那个组织就是黑的’,难道你是黑手,这个组织就一定是黑组织吗?‘反复旧’的两个纪要你是知情的,你是个十级的高干,你的党性哪里去了?你的用心何在?要抓阶级斗争呀,不抓阶级斗争,到时候脑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决派’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你干革命几十年,这个你都不懂?”

  按:看,这哪里是对一个老革命提意见,分明是在训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嘛。

  “刘玉明,你在黄冈政治野营时大搞独立王国,架空政治野营指挥部。当时工人刘副指挥长在那里,你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我们那次要回来汇报情况,你就是不给派车子,我们只好靠走路回来。六十多里路,我们还是走回来了嘛,我们还是向军区、向指挥部反映了情况了嘛。

  “想当初,你刘玉明好不威风。你的狼子野心不是很清楚了吗?你不要以为几个副指挥长都是工人!我们要比阶级感情,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你不要以为是个大学生就有什么了不起。”

  按:刘玉明只是因为没有给他派车,让他走了几十里的路,他就怀恨在心,借机报复,足可见其心胸狭窄。何况当时政治野营指挥部也确实是无车可派给他呢。

  “张建华也是其中一个。在黄冈时往返武汉市多次,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消息的?必须搞清楚。你们到处联系车船把同学们搞回来,神通真是广大。

  “你们抛出来的那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是一株大毒草。三万多字,我看了三遍。你们鼓吹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九大’开了后,你们还在那里说现在的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矛盾,你们的用心何在?我建议常委们都好好地用心看看。还有,作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建华,用这样好的纸给大右派白桦编诗集(拿出一本《迎着长矛散发的传单》),你的立场哪里去了?真的是提不出问题来吗?你和’决派’就没有一点联系吗?我就不相信。”

  按:就因我参与了写一篇总结文章,给一个诗人出了一本诗集,陶就认为我一定和“决派”有联系。在另一次大会上,陶公然气势汹汹地针对我说:“就凭你的那个报告就可以直接定你为现行反革命”。我至今也不知道他说的那个报告指的是我的哪一次讲话,更不知道他凭什么就可以把我定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从68年9月“工宣队”进驻华工到74年“工宣队”撤离,“工宣队”中的副指挥长换了若干轮,但陶常仕却一直稳坐“副指挥长”的宝座。

  在历次运动中都会涌现了大量像陶常仕这样的人。从我数十年的经历中发现这种人几乎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部门都有。他们以整人为乐,靠整人生存。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学无术,但在整人方面却称得上是专家。他们靠阿谀奉承、打“小报告”整人获得上司的赏识并借此飞黄腾达,给社会风气,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9.27指示”贯彻后,院革委会已名存实亡,院系两级革委会成员都回到了他们原在的教学班、教研室或科室。和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院工宣队包揽了全院的一切党政大权。也就是说,在华中工学院,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虽然运动还在进行,但运动的方式以致其本质已完全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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