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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华 |文革回忆录:寄影书

张建华 · 2016-03-15 · 来源:乌有之乡
我分配到昆明后,武汉的曾思玉们并没有放过我。就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很快取得成绩的一年后,华工工宣队指挥部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来了关于我的“纪录档案”,我成了“云南省四个5.16分子之一”。

  风雨六十年——张建华回忆录  

第二十三章 寄影书

  我分配到昆明后,武汉的曾思玉们并没有放过我。就在我全身心投入工作并很快取得成绩的一年后,华工工宣队指挥部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来了关于我的“纪录档案”,我成了“云南省四个5.16分子之一”。

  还好,当时的云南省委并没有把抓5.16分子作为运动来搞。我虽被列为“5.16分子”,单位也开了对我的批判大会,但就像一阵风一样很快就过去了,对我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对我造成致命伤害的是邓小平复出后有关造反派的讲话。相关情况我将在下一篇《改开篇》中具体记述,这是后话。

  一、在汽车机械修配厂当工人

  我于70年9月29日到云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报了到。当时的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就在昆明东风西路小西门附近的省供销社大院内。

  接待我的是组织部部长杜芳。杜芳,五十多岁,是个老革命,丈夫是老红军。她看了我的派遣令后很高兴,欢迎我的到来。

  她给我简要地介绍了云南省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情况。她说:铁路建设指挥部是为适应云南边疆建设,特别是发展地方铁路建设的需要而组建的。指挥部的第一任指挥长是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员鲁瑞林,现任指挥长是省军区参谋长崔建功。指挥部下有两个工程处和一个汽车团。工程一处以桥遂工程为主、工程二处以土方工程为主,两个工程处的基地都在安宁白砂河。汽车团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配合铁路建设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汽车团下有三个汽车连和两个厂,即汽车机械修配厂和枕木防腐厂,基地在昆明西郊的长坡。铁路建设指挥部当时共有员工五千多人,是一个有两级党委的地师级单位。

  杜芳告诉我说当年分配到铁路指挥部的大学生总共有二十多人,其中有我们华中工学院的两人,北京工业学院的两人,北京中医学院的两人,北京邮电学院的二人,上海医学院的两人,广州医学院五人,南京工学院的一人,重庆建工学院的五人。这二十多个大学生现都安排在汽车团,我也去汽车团报到。她说我是最迟报到的,比先期报到的晚了三个月。

  第二天,即1970年9月30日,指挥部派车将我送到了汽车团所在地长坡。下了车,在汽车团组织科报了到。组织科长王静(女)说分配到汽车团的二十几个大学生,除赵正洪、李素英两人安排在团机关外,其他全部分在汽车机械修配厂。随即她就把我带到了汽车机械修配厂厂长(连长)办公室。

  因是上午刚上班的时间,两个厂领导都在。王静向厂领导对我作了简要介绍,随后厂领导也向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表示欢迎我来修理厂工作。

  当时修理厂的厂长(连长)是邓和生,云南昭通人,指导员是陶正光,云南祥云县人,他们都是复员转业军人,也都是在铁路建设指挥部组建时从昆明总站调过来的。说话间,陶正光突然说:辛开年不也是你们华中工学院来的吗?说着,就叫人去找辛开年来。

  辛开年知道我也是华工来的,自然非常高兴。他把我领到他的宿舍,并要我就和他住在一起。我非常乐意。他说他6月底就来了,是三系(动力系)热工专业的,和我同一届。

  在校时我并不认识辛开年。但三系的人我认识不少,特别是刘玉明、左玉明、赵嘉林、李纯植、王能秀等,文革中或文革前我们就有很多接触。我问了他三系我最熟悉的几个人的情况,他都作了回答。

  吃过中饭,辛开年领我在长坡山头转了一转,并逐一给我作了介绍,让我对环境有了初步的了解。

  长坡,地处昆明西山区高峣公社排连大队境内,离昆明市区约十五公里左右。汽车团团部和我们修理厂都在长坡这个山头上。而一车队、二车队、三车队和枕木防腐厂都在碧鸡关坡脚下,离我们也就一公里左右。在长坡周围两公里范围内,西边有省结核病医院、市精神病医院、252油库和昆明化工厂等单位,北边有属昆明钢铁公司的桥钢厂(轧钢厂)。

  当时长坡没有通公共汽车,但因滇缅公路和成昆铁路及通安宁、一平浪的米轨铁路(小火车)都过长坡,而且小火车在长坡还设有车站,因此出入时交通还算方便。

  云南铁路建设指挥部是国家为加快“三线建设”而组建的,实属“会战”性质的机构。工程一、二处是从铁道部几个工程局抽调队伍组成的,而我们汽车团则是以昆明总站二、六车队为基础组建的。正由于是“会战”性质,当时我们汽车团是按部队要求进行编制的,三个汽车队和两个厂都称“连”。三个车队分别称为汽车一连、汽车二连、汽车三连,我们汽车机械修配厂称“修理连”,防腐厂叫枕木防腐连。厂长都称连长,支书称指导员。

  正由于铁路建设指挥部是会战单位,在“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下,当时职工们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不说汽车团五六百职工没有住房,就是汽车团团部和我们修理连的连部的办公室也没有一间正式的房子。团机关办公用的是一排五间的“干打雷”平房(是原排连生产大队农副生产用房)。我们修理连稍好一些,有一个院子和两排共十多间房子,都是土基平房。院子内有平房十四间,除供连部办公用房外,医务室占了三间,材料室占了三间,单身老年职工占了三间。两排土基房一排用作职工食堂,一排用于年纪大的双职工住房。

  为了解决两百多职工的住房问题,团部买了五顶大帐篷,每个帐篷可住6-10个人,其他一百多人则是自己动手搭工棚。材料就是木头、油毛毡和草席。先用木头搭成屋架,在屋面上铺上一层草席,再铺上油毛毡,压上砖头以免被风刮跑。棚内用草席隔成若干间后,工棚就算搭建完了。

  我和辛开年住的这排工棚就在食堂的对面。我们住在左起第二间。第一间住的是两个女生,一个是R,一个是F,都是返城知青。R的父亲是指挥部机关的会计,F的父亲是部队的一位首长。第三间住的是材料室的赵承斌师傅,他睡觉时的鼾声在长坡山头上可是数第一的。

  除住房问题外,生产、生活用水也是个大问题。长坡山头上没有水源,更没有自来水。虽然团部每天都用油罐车到高峣拉水来维持基本需要,但要想洗个澡,就只能等星期天上昆明泡澡堂了。而双职工的生活用水只能下到山脚去农村的水井去挑。因附近没有农贸市场,买米、买菜只能等到星期天集中乘生活车到高峣去买。

  当时我的收入还不错,按国家标准,大学生分配后的实习期间是每月46元,相当于工人四级工的工资,一年后转正,工资是54元,那就相当于五级技术工人的工资了。我每月除给父母寄20元的生活费外,剩余的已够我花了。

  我报到时铁路指挥部正在修建由广通至昆明海口中谊村的铁路支线。工程一处和二处的施工基地都搬到了罗茨。因当时建设材料和生活用品都主要靠公路运输,汽车团的工作十分繁忙,除来修配厂搞二级以上保养的车辆外,驻地基本上看不到车,全部都去了工地。

  当时铁路修建指挥部有各种车辆两百多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载重汽车。我们汽车团的一百多辆车都是解放牌和原苏联的“吉尔151”四吨载重车。由于车辆多数都比较老旧,加上超负荷运行,损伤自然严重。根据指挥部的要求,凡指挥部所属车辆,三级保养以上的都归我们修理厂负责维修,汽车团所属的车辆除例行保养和一级保养由车队自己负责外,二级以上保养的车辆也都由我们修理厂负责。因此,我们汽车机械修配厂的工作也就显得非常紧张,各修理班组几乎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

  按说要完成指挥部下属两百多辆车的维修保养对于一个修理厂来说不是很困难,不应该加班加点。但当时的工作环境和生产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首先说工作环境。当时根本没有厂房,生产车间都是用油毛毡搭成的。周围都是农民的旱地,而我们厂就建在长坡山头上,雨季是出门一脚泥,旱季(10月到第二年6月)出门一身灰。

  再说工作条件,即生产设备和技术手段。当时基本上没有什么检测和修理设备,连拆装、检验用的防油槽都没有。保养和修理过程中的拆装、清洗、调试全部要靠体力和经验。

  当时职工的生产热情都很高,靠体力的活是不成问题,但技术和经验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因此,修理过程中的返工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大大地延缓了修理的质量和效率。

  尽管生活的环境很差,技术条件也相当落后,但当时职工们的生产热情还是很高的,大家都在为第一线的生产任务紧张地忙碌着。

  分配到修理厂的大学生都安排到了生产班组。我和宋文忠(北京工业大学分配来的)被分配在“牙箱班”。“牙箱班”的职责范围包括前、后牙箱(变速器、差速器)、传动轴及翻斗车的液压系统。除我和宋文忠外,我们班还有班长郑达荣(砚山县人),副班长张学怀(绿丰县人),朱振忠、王玉贵、曾守富等五位师傅。

  我对毛主席关于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首长下连队当兵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接合的主张是非常赞成的。我认为这是联系群众,防止官僚主义的重要措施。因此,我在思想和情感上对大学生当工人没有任何反感和不快。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不但学到了一些汽车的修理技术,而且和工人师傅交上了朋友。我觉得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和生活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现代汽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综合体。它不仅涵盖了物理学中的力学、动力学、运动学、电工学、电子学、热力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等学科的最新运用,而且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汽车制造和运用技术还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

  当时工人们的技术主要是靠“师傅带徒弟”带出来的。一个工人的技术水平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师傅的水平,师傅的水平高,他的水平也就相对高,师傅的水平低他的技术水平一般也就会低一些。

  而当时的师傅们的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多数只读过小学),更没有经过专业技术学校的技能培训。因此,他们在汽车的技术理论方面基本都是空白。在工作中,他们主要是凭实践经验。

  在学习和掌握汽车修理技术方面,我这个学工的人自然具有很大的优势。因为上述物理学中的各科基础理论在学校时我们都学过。为了尽快地掌握汽车的修理技能,我从省图书馆借来了大学汽车专业的教材,认真学习和钻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就对汽车的结构、工作原理、修理和调试技术有了基本的掌握。

  在学习汽车理论过程中,我认为学习引擎(发动机)及其配套装置的结构和工作原理故然是重要的,但底盘部分一些机构的工作原理的学习也同样重要。因为几乎所有行车安全方面的知识都集中在底盘部分。对于非理工科专业的人来说, 底盘部分的一些机构的工作原理学习起来可能要比发动机更困难一些。

  发动机的工作原理虽比较复杂,但其逻辑性强,且较直观,学习起来并不困难。而底盘部分中的一些机构,特别是差速器和前轮定位机构的工作原理却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学习起来也更困难。因为相关机构的受力点分布在空间,较抽象,学习时需要结构力学和立体几何方面的基础知识,还需要有一定的空间想象力。

  差速器在整个汽车构造中很不起眼,很多人只知道汽车有变速器而不知道有差速器。即使知道有差速器,也不知道它在哪里,更不知道它是怎样工作的。其实差速器是汽车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因为没有差速器的正常工作,汽车后轮就不能适应前轮转向时的变化而实现内外车轮转速的变化(外侧轮转弯半径大于内侧轮),可以说,没有差速器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汽车了。

  前轮定位包括转向节主销内倾、后倾和前轮前束。前轮定位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到汽车的操作灵活性、行驶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而且还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运营成本(上世纪80年代后,多数小型车辆已通过其它技术措施取消了前束要求)。

  由于我善于学习,又肯出力气,很快就在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得到了领导和工人师傅们的肯定。

  71年底,云南省交通厅召开全省“汽车管理与保修工作技术交流大会”。汽车团领导指派我代表省铁路建设指挥部参加这个大会,并要我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

  大会在下关的苍山饭店召开,出席大会的除全省各交通汽车运输总站的相关负责人外,还有各大、中企业主管汽车运输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云南省第一次明确了汽车管理、使用、保养、修理的关系,强调了管理的重要性。

  会议结束后,我们游览了下关和大理古城,品尝了下关有名的砂锅豆腐和大理的弓鱼(这种鱼80年代后几乎绝迹)。

  这是我到云南后第一次参加省一级召开的会议。也是我到昆明一年多后第一次离开省城去到少数民族集聚的地方,体验了白族的民俗和风情。

  分配到汽车团的大学生有二十几个,而我是最后一个报到的,领导选中我去出席这种全省性的大会,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和鼓励。

  二、寄影书

  在咸宁离校时廖老师对我说的话显然只能代表他本人而不能代表“组织”。因为“组织”并没有真正信任我,对我的审查其实并没有结束。

  就在我参加下关会议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一个令我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华中工学院工宣队指挥部给云南省委组织部寄来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材料。这个“材料”转到铁路建设指挥部后,汽车团领导随即在全团干部大会上宣布:“张建华是一个‘5.16’分子”。并说:“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要以为我们汽车团现在风平浪静了。我们省有四个‘5.16分子’,其中之一就在我们团里。”

  “5.16”是什么?我怎么就成了“5.16分子”?对此我是一头雾水。因为此前我对所谓的“5.16”一无所知。

  直到好些年后我才知道所谓“5.16兵团”、“5.16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67年3、4月间北京有几个高校成立了一个什么“5.16兵团”。他们写文章炮打周总理,受到首都各大专院校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激烈抨击。中央文革的陈伯达、江青等也纷纷发表讲话,强调“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从八月中旬开始,北京钢院、北京地质学院、北师大、北京农大等76个单位红卫兵组织发表同“五•一六兵团”斗争到底的声明,各院校“五•一六兵团”先后被查抄。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5.16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1970年1月24日,林彪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指示“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5.16彻底搞清楚。” 2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清查“5.16”的决定,同年3月27日又发出通知,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对清查“5.16”问题进一步作出规定。

  因为从我院贯彻“5.27指示”后,院革委会原来的消息来源机构也随之撤消。不说是全国发生的情况和事件我们不知道,就是武汉市发生的重大事件我们也不一定知道。因为当时一些中央文件工宣队指挥部也不一定向革委会传达,上述中央关于清查“5.16”的决定和通知我们就不知道。

  67年北京一些院校成立的“5.16兵团”在湖北、武汉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以致连我们这些搞宣传的人也根本不知道“5.16兵团”是怎么回事。我们68年在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一文时,曾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决派”、“省无联”、“4.14”三股思潮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就没有写有关“5.16”思潮的内容,这足以说明北京的“5.16”在武汉根本就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我们去了咸宁后,在工(军)宣队领导的“整党”和“清队”中也从来没有人提起过什么“5.16”的问题。在湖北、武汉,人们只知道“北、决、扬”,而不知道有什么“5.16”。

  全国清查“5.16”从68年4月起搞了近四年。和“清队”一样,在清查“5.16”期间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搞得最凶的当属江苏和湖北。

  据江苏官修《南京市志》记载:“清查‘5.16分子’在江苏是规模大、时间长、斗争残酷、危害极深的运动。从市革委会1970年4月发动至1974年5月市委正式宣布结束止,运动历时四年多。全市1083个区属以上单位搞了‘深挖’,占单位总数的80%以上。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达250人。

  我不知道湖北、武汉的清查“5.16”运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华中工学院向云南省委组织部送的有关我的材料看,大概应该是72年初)。后来我才知道,在湖北、武汉清查“5.16”运动中,所有造反派的各级负责人,不论是“钢派”的还是“新派”的,几乎全部被打成“5.16分子”受到审查和打击。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9年3月13日,南京市委宣布:“南京没有一个‘五一六分子’,更不存在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来对一些受审查同志所作的结论作废,予以销毁。”(《南京市志》)。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湖北、武汉关于“清查‘5.16’”运动的处理结论,但人们相信,和江苏、南京一样,湖北、武汉也没有一个所谓的“5.16分子”,同样不存在什么‘5.16反革命集团’,当时强加给造反派头头的罪名全都是子虚乌有。

  汽车团宣布我为“5.16分子”,这不仅给我的工作热情泼了一瓢冷水,而且在政治上也给了我致命的当头一棒。

  就在宣布我为“5.16分子”后的第二天,本来平静的长坡山头一时掀起了一阵波浪。“彻底批判‘5.16分子’张建华”的大字报、大标语也贴了出来。人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他们难以相信眼前这个纯朴、温和的年青人竟是“云南仅有的四个‘5.16分子’之一”!朋友们多数也为我担心,甚至为我捏了一把冷汗。

  眼前的阵势我是经历过的,我的问题我心中有数。加之我到云南后再没有参与地方的任何文革方面的事,也从未和人谈及我在武汉的情况。再则,当时社会上和单位已没人关心什么文革了,即使人们偶尔提到云南的“炮派”、“八派”、“滇西纵队”的事,也往往是以开玩笑的形式出现,一笑了之。在云南我没有和任何人结怨,我相信眼前的事没有什么大不了。因此,我对“5.16分子”的事坦然面对,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和紧张。

  当天晚上,团部机关和修理连召开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先要我作检查交待。

  这时我正患重感冒,高烧39度,全身瘫软无力。我向会议主持人提出我正生病,无力站着讲话,要求坐着作检查。主持人同意了,搬来了一把靠背椅让我坐下。接着我又提出我这个人在大会上一讲话就口渴,要求喝水,主持人也叫人提来了热水壶。

  我在咸宁时已检查交待了无数次,因此,我的检查交待无需作什么准备。

  我的检查交待完了,照例是批判发言。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5.16”是怎么回事,安排批判发言的人更是不知道怎么批判了。因此,他们的“批判”显然没有什么内容,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这次批判会后,汽车团曾派人到全国各地去搞“外调”,分配来修理连的大学生中就有几个参加了对我的外调。显然,这些外调人员并没有得到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

  好多年过去后,一些人还记得这次批判会的情况。有人甚至和我开玩笑说:“你在批判你的大会上竟然要求坐着,还要叫人给你倒开水,就像是给大家作报告一样”。

  就我所知,那次批判我的大会是汽车团甚至是整个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最后一次对个人的批判会。

  令我难以理解的是,汽车团在传达中央有关林彪问题的文件时竟然不让我参加传达大会,而让我和‘五类分子’在一起读报纸。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憋屈和愤怒。不是说我攻击林彪吗?怎么林彪垮台了却不让我听传达?为什么竟把我划到“五类分子”一边去了?

  1972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发奋图强,立志报国。我忠于党,忠于人民,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为什么现实却如此让我难堪?越想越不能平静,于是下床写下了以下文字:

  寄 影 书

  孤雁落云岭,只身栖长坡。举目无亲友,四顾少知音。

  瑟瑟风作伴,淅淅雨有声。仰首望长空,浮想联翩翩:

  少年乘竹马,意气高山巅,继而读功课,奋发泠江(*1)边。

  求学到武汉,击浪扬子江。歃血立重誓,定为国争光。

  文化大革命,舍身狂浪间。国难我心焦,挥笔斥贼奸。

  冒险花明楼,徒步走三湘。龟蛇(*2)可作证,肝胆洒江天。

  呜呼小丑俏,数载人妖颠。咸宁景还在,长坡亦心酸。

  忠良多厄运,古今所难免。自问心无愧,宁折决不弯。

  笑对车轮战,松柏傲冰霜。人生有何求?陨石一瞬间。

  天地有正气,富贵如云烟。悠悠我心悲,猛虎落平阳。

  茫茫何所之?束手滇池畔。

  注:*1、泠江——湘江支流,流经宁远一中;*2龟蛇——武汉龟山和蛇山

  从《寄影书》中可以看出,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既非常自负又非常茫然。一方面觉得自己拳拳报国之心苍天可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扪心无愧;另一方面又觉得“政治”这东西太玄奥,难以捉摸,觉得自己被一团巨大的阴影笼罩着,对前途、命运感到茫然。

  所幸的是:在我被当成“5.16分子”审查时,虽然有个别胆小怕事的人有意无意地回避我,生怕因与我接触而带来麻烦。但多数人对我是友善和信任的。一些人甚至因此还对我表现得更为信任和亲近了。我有胃病。发作时食堂的师傅们会主动为我做“病号饭”并送到宿舍来。我要上昆明办点私事,厂里的师傅会以试车为名主动将我送到目的地。

  四十几年过去了,当时给了我关心和帮助,于我有恩的人和事今天都记忆犹新。

  在众多对我有恩的人中王骧腾当是第一个。

  王骧腾,出生河南农村,是北京中医学院的高才生。他身材高大,一米八以上,方脸,戴一副近视眼镜。他性格有些内向,平时说话不多,而且说起话来鼻音很重。也许正是由于他身材魁伟吧,他被安排在铁工班跟师傅们学打铁。

  铁工班就在我们牙箱班的斜对面,相距也就十来米远。平时休息时,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缘分,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1970年分配到我们汽车团的八个医生中,在我的印象中,不管是做人还是医术,王骧腾是最出色的一个。他对人热情诚恳,真正地把患者当亲人和朋友看待。他看病特别认真,看、闻、问、切一丝不苟。每当开处方,他都要仔细推敲。更为难得的是,病人服用了他的药以后,他必定会登门造访,详细询问病人服药后的效果,并根据病人反应的情况回去认真研究,对用药作出适当的调整以达到最佳垢效果。

  正由于他视病人如亲人,又勤于钻研,他的医术不仅在长坡汽车团小有名气,而且邻近厂矿和农村的病人也都来找他看病,一时名声远播。

  他知道我患有胃溃疡,常发作。他除给我开治胃病的处方外,每天都来给我按摩和扎银针。经过他近一个月的精心治疗,我的胃溃疡病很快有了好转。在我的胃痛得到缓解后,他建议我去结核病医院检查一下肺部的情况。他说根据我的脉象和体征,肺上可能有问题。

  我去结核病防治院检查后,果然发现了肺结核,而且正处在“浸润期”(传染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肺结核虽然已不是不治之症,已有了特效药异烟肼等新药,但尽管这样,患上肺结核这事本身还是给了我精神上一个不小的打击。

  王骧腾知道我确实患有结核病后,当天晚上就到我的宿舍来安慰我。他说胃溃疡和结核病都与心情郁结有关,要治疗好胃溃疡和结核病,首先就要调整好心情。心情愉悦了,则全身经脉畅通,百病不生。为了照顾我并协助对我的治疗,他说要搬过来和我一起住,我不同意。但第二天他还是搬了家,和我做起了邻居。虽说是邻居,其实我们之间只隔了一层草席。

  此后,王骧腾每天晚上睡前都和我在一起聊天。和往常一样,他给我做按摩和扎银针。为了尽快治愈我的病,他除要我坚持服用治结核病的异烟肼外,还带我上山挖“白芨”,配上中药要我坚持服用。

  在王骧腾和结核病防治院的何医生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我的结核病很快就治愈了。第一个月复查结果是“浸润期”结束,第二个月复查时,除结核病留下的“钙化点”外,各项指标都是“阴性”。

  72年底到73年初,分配到汽车团的二十几个大学生多数都因“两地分居”、“学非所用”等原因调离了。还留在汽车团的只有我、赵正洪夫妇、罗荣敬夫妇、李素英(她已和一个工人结了婚)和伍朝梅等七人。王骧腾是73年初调回河南的。不久后他成了焦作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一位真正的中医名大夫。

  王骧腾调回河南后,我们曾有过五年多的通讯来往。后来由于双方都实在太忙,我们间的通信往来逐渐少了,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再和他联系时已经联系不上了。

  三、成家立业

  1973年,我已年近三十了,还是单身。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一个正常人的人生不能绕过的过程。人们普遍认为,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说,婚姻、家庭、事业三者是相互关联的。一个人没有一个稳定的婚姻,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而没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的人是很难成就一番事业的。即使他事业小有成就,到头来他也决不可能因此感觉到人生的乐趣和幸福。

  快三十了还没有“对象”,确实是一个问题。为此,年迈的父母为我着急,同事们也为我着急。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我又何尝不着急呢?

  一些好心人都积极为我介绍“对象”。这些人中有普通工人师傅,也有团机关和团属各连队的干部。有的要将他的同事介绍给我,有的要将他的朋友或老乡介绍给我,一车队指导员还主动要将他的小姨子介绍给我。

  同事们对我的关心让我这个远离家乡的“孤雁”感到了温暖,让我重新找回了自信。也正是这些朋友的友情和信任,使我很快走出了阴影,回归到了正常人的工作和生活中。

  当时我们修理厂还是有几个女生对我心仪的,其中的两个就是和我只隔了一层草席的邻居F和R。

  F和R属于两种完全不同性格的人。

  F是外向型性格。也许是因为她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又长期在农村长大的缘故吧,她为人正直,甚至有几分军人特有的豪爽和气质。她说起话来总是直来直去的,加之嗓门又大,说话就像放机关炮似的。因她没有什么特长,厂里安排她在材料室工作。

  R的性格则是内向型的。她话不多,说起话来总是轻声细语的,给人的印象是温柔、善良和善解人意。她的父亲原是银行职员,现是铁路建设指挥部财务科的负责人,F曾在曲靖当知青,调来修理厂后被安排在厂财务组当会计。

  F和R对我都有那种“意思”。她们对我的特别关心和照顾及她们在看我时的那种眼神旁人也都看得出来。因此,同事们也常当着我和她们的面开玩笑。对此,F总是毫不隐晦地承认。而R则含蓄一些,她没有当面承认,却也从未否认过。

  中国人都相信婚姻是讲究缘分的。正所谓“千里姻缘一线牵”,“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虽然F和R都对我表达了爱慕之情,但面对她们我却始终兴奋不起来。就拿R来说吧,我和她的床紧挨着,中间只隔了一层草席。我们常睡在床上聊天。夜深人静时,相互间都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和心跳,但我就是不会“来电”,荷尔蒙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按说两个正值青春力盛的男女不应如此,但事实就是这样。

  原来我不相信柳下惠能那样“坐怀不乱”,也不相信《西厢记》中的张生在遇到莺莺前能那样“洁身自好”。但这时我似乎相信了。

  其中缘由我也说不清。就我的情况来说,之所以不会“来电”,也许是命运注定我们是有缘无份,也许是由于我初恋的女友在我心中的印象实在太深,总觉得同事们给我介绍的女生和眼前的女生都不是我心目中的“另一半”,因而难有激情。

  73年12月底的一天,在团机关开班车的王浩亮师傅突然找到了我,说是要将他爱人的一个叫杨元俭的同学介绍给我,并交给我两张杨的照片。当时我很诧异。因为我虽然坐过王师傅的车,知道他是58年上海支边青年。但我和他从未交谈过,很不熟悉。出于礼貌,我答应见见面。

  三天后是星期天,王师傅约我去见面,地点就在杨元俭家。

  杨元俭家住崇仁街66号。这是一栋典型的昆明式四合院。据说原是一个资本家的宅院。这个宅子的整个建筑属砖木结构。天井及其四周均为长条石砌成,一层地面多数是“三合土”,靠天井南侧原是一个客厅,地面铺的是花磁砖,可见这是民国时期的建筑。四合院里现住有八家人,都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的职工。

  王师傅的爱人曹妹林陪我来到杨元俭家时,杨元俭和她母亲正在等我们。曹妹林向双方作了简要的介绍。落座后,杨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家庭及我的工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

  看得出来,杨妈对我的应答是满意的。说了一会其它话以后,杨妈对曹妹林说:“走,跟我去厨房,帮我弄饭去”,说着就拉着曹妹林去了厨房。

  刚才只顾应答杨妈的提问,这时我才仔细端详起杨元俭来。今天虽是“相亲”,但她还是身着一身兰色工装,没有刻意打扮。她神情淡雅,皮肤白皙细嫩,五官端正祥和,大眼睛,双眼皮,脸颊和嘴唇透着红润。看上去虽比照片上的样子老气了一些,但却更显出一种成熟女性含蓄的美。

  我的情况刚才当着她妈妈的面介绍过了,她向我介绍了她及她家的基本情况。

  父亲杨式鹤是一个建筑工程师。云南富源人,毕业于云南道路工程学校。解放前就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曾先后在昆明、重庆、上海从事建筑设计工作。

  解放前夕,父亲就职公司的老板张昌华去了台湾,他不愿远离故土,于是带着母亲从上海回到了昆明。回昆后就职于云南省建筑工程总公司,曾在解放初的昆明南屏街改造工程、护国路原云南日报社工程及白鱼口的“船型大厦”工程中留下了他的作品。58年他响应政府号召“支边”去了个旧,现是个旧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主任工程师。

  母亲张韵梅,江西九江人。毕业于安徽芜湖美国人办的教会护士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贵阳图云关陆军医院当护士。在从安徽到贵阳的就职途中,母亲她们8个同学和负责护送她们的军人曾遭到日军的围追堵截,历经劫难。抗日战争胜利后,母亲随同事到了昆明,就职于昆明惠滇医院。和父亲结婚后不久,父亲受建筑商张昌华的邀请去了上海,母亲同行。在上海,父亲在张昌华的建筑营造所当工程师,而母亲则先后在上海中山医院和上海第五人民医院当护士。47年生下了杨元俭。

  49年,母亲又随父亲从上海回到昆明,一直在昆华医院工作,直到退休。母亲50岁以前是东外科护士长。

  杨元俭有两个弟弟,都出生于昆明,都当过知青,现都回城了。大弟弟杨洪通当时在云南纺织厂子弟学校当化学老师,小弟弟杨淮通在公共汽车公司大修厂当工人。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杨元书,60年代初报名支边,在景洪农场种橡胶。

  杨元俭初中毕业后就读于昆明第一工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曲靖云机五厂(国防工办所属厂),现在厂技术科,主要分管铸造车间的技术工作。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没有半点浪漫的成分,完全是在履行某种“程序”。但我们双方都是坦诚的,彼此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好印象。是缘分使然?还是“一见钟情”?我说不清楚,也许两者都有吧。

  午饭后我告辞了杨家,她送我回长坡,相互留下了通讯地址。

  此后,我们又约会了几次。元旦过后,元俭回曲靖了,我们开始写“两地书”。

  74年春节前元俭回到了昆明。我给她详细地讲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并给她看了看了我写的《寄影书》。她对我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我们的恋情迅速升温。

  元俭父亲春节前也从个旧回到了昆明。他开始对我们的关系持保留态度,他担心我会因文革的“政治问题”给今后带来麻烦。

  他的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上海时虽曾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做过一些有利于革命的事,但因他的老板张昌发去了台湾,每次运动他都会因此受到牵连,可以说因“历史问题”他受了不少窝囊罪。

  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后他终于改变了态度,并表示支持我和元俭发展关系。

  74年“五一”节元俭再次回到昆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当年11月27日我们办理了结婚登记。

  75年1月10日,我们在长坡举行了俭朴而热闹的婚礼。

  说它简朴,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很难想象。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婚房是一车队临时错给我的一间单人宿舍。我们没有举办婚宴,只给来祝贺的朋友和同事们发了喜糖(喜糖也是凭结婚证买的)。我们的婚房内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和电器,只有凭结婚证供应的一张平背床(47元)两把靠背椅(27元)、一张三抽桌(30元)和我自己动手做的一个床头柜。此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说它热闹,一是汽车团的工会主席魏国权同志亲自为我们主持了婚礼,汽车团的主要领导罗祥等都出席了婚礼,这是汽车团成立以来没有过的;二是当晚修理厂宣传队的队员们在我们的婚房里专门为我们表演了节目,气氛十分热烈而喜庆,这种庆祝形式在长坡也是从未有过的,后来也不曾有过。

  这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元俭作了一次国内旅行。先是回我家看望父母,年迈的父母看到如此漂亮的媳妇自是高兴得不得了。接着,遵照岳母的意思,我们去了岳母的出生地九江,看望九江姨妈和他的子女。在九江,我们上了庐山,写下了《登庐山》一诗:

  登 庐 山

  1975年6月于江西九江

  人 道 登 天 难 上 难,而 今 举 足 上 九 天。

  信 步 飞 桥 觅 太 祖,仙 人 洞 内 访 群 仙。

  龙 池 水 浅 戏 游 鱼,五 老 峰 高 话 苍 桑。

  寄 语 长 江 万 里 浪,白 云 深 处 可 耕 田?

  注:飞桥、 仙人洞、 龙池、五老峰 均为庐山有典故的风景点。五月登庐山是绝好的季节。雨后的庐山清新爽人,五老峰上杜鹃花怒放,置身其中,有如进入花的世界.含潘口吞云纳海,云雾时涌时退,气势磅礴,变化万千,极为壮观。

  离开九江后,我们乘船顺长江而上去了武汉。

  回到母校,感慨万千,写下了《访母校》一诗:

  访母校—华中工学院

  1975年5月

  人 迁 事 过 面 目 非,

  相 见 无 言 泪 先 垂。

  峥 嵘 岁 月 成 过 去,

  是 非 功 过 诉 与 谁?

  1976年9月,元俭调回昆明,安排在我们技术组管设备。

  在72年后的五年中,我们厂有了很大的发展,我在事业上也小有成就。

  72年底,新建修理厂厂房投入使用。新建厂房的规模和设备配置在昆明当时算是一流的。在机加工方面,我们有了机加工车间,配置了多台不同规格型号的车床、刨床、铣床、锻压机、发动机大修用金刚镗床和曲轴磨床。此前,我们厂发动机大修都要送到昆明总站镗缸磨曲轴,现在都能自己完成了,一些紧俏又常用的易损零配件几乎都能自己加工生产了,比起一年前的状况,真是“鸟枪换炮”了。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修理厂于72年底到73年初分两批招收了一百多名小知青(54年前后出生),全厂职工由原来的两百人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人。

  新厂房建好以后,三栋单身宿舍楼也相继落成。到72年底,用油毛毡和草席搭建的工棚全部拆除了,职工的住房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与此同时,汽车团从高峣到长坡铺设了自来水管,解决了职工生产生活的用水问题。

  73年我从“牙箱班”调到厂技术组当组长。在随后的几年中,针对我厂生产实际,我对一些突出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如发动机打气泵窜油问题当时在全国汽车修理行业是个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我经过反复试验和分析,在《汽车技术》杂志上发表了《汽车打气泵窜油原因及处理》一文,结束了就此问题全国长达多年的争论,并为我国今后汽车制造业打气泵的生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几年中,我先后设计了多项机工具,其中包括零配件清洗机辅助吊装机、转向节修复机等五项革新参加了“云南省首届技术革新展览”。

  76年11月,我们的宝贝女儿张嶷出生。给她取名“嶷”,是因为我老家有座九嶷山,我希望她长大后像九嶷山一样秀美、坚强。

  在这一年中,唐山发生强地震,周总理、朱德委员长、毛主席先后辞世。真是巨星陨落,天崩地裂。它标志着一个革命时代的结束和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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