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已经充分展开，人们面对危机四伏，冲突不断，各种社会问题凸显的严重现实，不得不拨开歌舞升平的假象，深入中国历史，回溯邓小平时代，去认清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力求这些问题的解决。2004年适逢邓小平百年诞辰，3月21日星期日下午2：30，乌有之乡邀请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先生和韩德强先生一起重新反思评说邓小平时代，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为中国的未来寻求一个新的出路，以此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不曾料想，竟然会有那么多的朋友积极参加，挤满了乌有之乡，没有座位即使站着也要坚持认真聆听，还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两位嘉宾的演说实在精彩，笑声、掌声过后还会给人无尽的回味思考。
杨帆先生在1980年代早期曾经在天津开发区积极投入改革开放，被誉为改革开放先驱者之一，可是1990年代居然被自由派人士扣上了“反对改革开放”的帽子，皆因他面对1990年代中国的改革后果开始对误导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反对权力资本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和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残酷掠夺。杨帆先生慷慨激昂，认为1980年代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是对过去“极左”的纠正，带有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当时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其中，都还承继着传统知识分子秉承的社会责任，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出于对中华民族、对中国老百姓好，为国家、民族寻求好的未来。而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一小撮知识分子攀附权力和资本，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开放，歪曲改革开放的逻辑，出台误国误民的错误政策，他们勾结起来瓜分国有资产，掠夺老百姓，走向买办化的卖国道路。这些知识分子是在利益驱动下推出改革开放政策的，已经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极其反动的历史罪人，成为人民的公敌，相信人民群众早晚要起来清算他们的错误的。邓小平主政时期，国内主要还是国家资本，不存在强大的私有资本掠夺老百姓的问题，当时邓小平还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和平与发展是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要用”，“如果改革出现贪污腐败横行，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是失败了，就要走上邪路上去”，“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1990年代中后期，这些政治词汇和口号在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语境中要么消失了，要么变味了，如“四项基本原则”和“共同富裕”基本不提了，私有制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与发展”从“两大问题”变成了“两大主题”乃至变成了“主流趋势”，片面强调市场，极力妖魔化计划等。与此同时，三农问题成为显问题，失业下岗工人成了社会的弃儿。这一切问题，都是因为1990年代的改革丧失了理想主义的动力，变成了在利益驱动，一小撮人把新自由主义的错误理论作为招牌，实施对全民的掠夺，工人和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最早承受这种恶果，现在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也开始体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所以，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才是真正成功的，虽然也有问题，比如“非毛化”导致藏独和疆独势力猖獗，使得国家统一面临威胁，但是整体上是基本正确的。
韩德强先生是1990年代思想界的后起新秀，直接质疑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其作品《改革与经济人》最早对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进行了置疑和批判。韩先生认为，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成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简单说来，包括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和积累的技术水平，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大批廉洁奉公的党政干部，国家对民族产业的有效保护等等。1990年代改革开放之所以会带来严重的恶果，变成对全国老百姓的残酷掠夺，其原因在于错误地总结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比如，片面强调利益驱动，用经济人假设代替共产党传统的理想道德；片面强调市场作用，削弱乃至取消计划的作用；片面强调开放，放弃对民族产业的保护等等。之所以会发生这种错误的总结，既有利益驱动的原因，又有社会科学滞后的原因。韩先生讲，现在的主流社会科学已经僵化落后，即将为新起的社会科学思潮所取代，其代表就是在国际史学届十分有影响的“世界体系论”。乌有之乡推出的“真实世界书目”是基本书目，“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论”书目是深入书目，这些图书将为大家认识真实的历史、世界，迎接和开创新的社会科学时代提供有益的帮助。今天，我们评说邓小平时代，认清那个时代的逻辑和后邓时期的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后的选择是十分有意义的。这两套书目将给我们一个新的视野，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出路。
邓小平时期已经过去，邓小平时代还在继续，面对我们的处境，今天的评说给了我们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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